浑源永安寺“荘嚴”与《雪菴字要》“捽襟把布法”
（永安寺传法正宗之殿雪景 吴 聪摄）
步入肃穆庄严的金元古刹——山西浑源永安寺，“传法正宗之殿”气势恢宏，处处散发着浓郁古风，让人顿生敬畏，心灵为之震撼。大殿砖墙上镌刻“荘嚴”两个巨型大字，苍古雄劲，不怒而威，更为天下寺庙所罕见。这两个大字高3.8米，宽2.8米，用墨饱满，细节丰富。“荘”字前有“壬午夏月”四字，表明书写时间，四字前又有阳刻“古雅绝伦”椭圆形引首章；“嚴”字后有落款“太原龙山段士达”，随后分别为“段士达印”和“龙山月溪”方形印章。多少参访者观后啧啧称奇，叹为观止。
（传法正宗之殿大字“荘嚴” 侯 涛摄）
一、“捽（zuó）襟把布法”来历
关于捽襟把布法的渊源，元代高僧、书法家李溥光在其所著《雪菴字要》篇首“捽襟字原”一节中谈到：
（张旭）昔饮于刘璟之家，醉歇小轩之中，谓璟曰：此轩甚雅，予愿为子书“东山清致”四字。惜无大笔，于此因见间前纸墨皆便，乘兴捽衣襟浸墨而书……
实借张旭（唐代大书法家，以草书名，有存世劲楷《郎官石柱记》、《严仁墓志》）之语说明了“捽襟法”，即“把布法”的由来：一日张旭在好友刘璟家中聚饮，畅饮之余二人歇息于家中小轩。看到此轩古雅清致，窗外山色醉人，一时间书兴大发。此时家中纸墨兼备，唯缺大笔。但怎能就此扫了兴致，于是趁着酒力抓起衣襟，以布蘸墨，“东山清致”四字挥洒而就。书毕酣然而睡，酒醒后二人围观之，则甚得苍劲古雅之趣。自此之后仿者甚众，遂逐渐形成了“捽襟把布法”这一书写形式。“捽襟法”与“把布法”从书写方式与工具来看，实为一法，只是从发展过程来看，先有“捽襟法”，而后有“把布法”。
《雪菴字要》“捽襟字原”随后指出：大抵四尺以下者，以草笔可以书之。五尺以上者，须用此布法而书之。然者自一尺至两丈者皆可书也。可知，若用大笔，笔力所及为四尺字径，即今日1米左右（唐一尺合今30.7cm；宋元一尺合今31.68cm；明清木工一尺合今31.1cm，明代裁尺34.1cm，清代裁尺35cm）。而“捽襟法”与“把布法”可书字径上限可达两丈，最小为一尺。下图是“捽襟把布法”与毛笔书写法可书字径比较：
（毛笔书写与捽襟把布法字径范围）
二、“荘嚴”书写年代考证
（一）“荘”字前“壬午夏月”是何年？
（“莊”字局部，引首章，壬午夏月题记 侯 涛摄）
古代纪年通常以帝王年号加在位年数为据，如至正二年，永乐元年。另外，还有以帝王年号加天干地支作为纪年，如至元丙戌，光绪戊戌。由于干支纪年每六十年一循环，为了不引起误会，古代正式文体中很少只采用干支来表示时间。但“荘嚴”二字恰恰出现了这种情况，为书写时间断代带来了很大不便。
关于墙壁上未写年号，可能原因有二：一是书者最初有过年号，但后一朝代有人将前朝年号凿去了，不过这种情况在现存古物中极为少见；二是作者有意不写。如该年恰逢两个政权更迭之际，尤其是非正常迭代的情况。在明清两代，两个年号的更替有一个标准过度程式。当一个政权面临父死子继的时候，在父皇帝驾崩和子皇帝登基当年会沿用旧年号，在第二年再采用新年号，称之为“改元”。
那么“荘嚴”二字书写时间可能是哪个壬午年呢？
依永安寺传法殿碑铭文所载，传法正宗殿于延佑二年（公元1314年）创建，那么，壬午不会早于1314年。而对应于“荘嚴”二字，位于传法正宗殿阴面的“虎啸龙吟”四个丈余大字，乾隆四十五年张煖所书，为公元1780年；天王殿背阴“法相”二字（“法”字今已不存）与“荘嚴”二字南北呼应，故推断张煖所书为“荘嚴”之后的应和之作。由是，可将书写年代下限定为乾隆四十五年，即西元1780年。往上推算，有如下八个壬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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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1342年 |
至正二年（共30年），大同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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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1402年 |
建文四年（共4年）/洪武三十五年，次年改元永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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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年 |
天顺六年（共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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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年 |
嘉靖元年（共45年），1521年四月即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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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年 |
万历十年（共4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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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年 |
崇祯十五年（共1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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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
1702年 |
康熙四十一年（共6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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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2年 |
乾隆二十七年（共60年） |
（“莊嚴”二字的八个可能书写时间）
从八个壬午年来看，有两个出现在年号更替之时，分别是建文四年和嘉靖元年。笔者认为，建文四年可能性最大。分析如下：
该年六月，燕王朱棣赢得靖难之役后在南京登基，时间正值壬午夏月，之后推翻了建文年号，追改建文元年到四年为洪武三十二到三十五年，壬午次年改元永乐。大同地区为明代王朱桂藩地，但朱棣靖难前被削藩贬为庶民，靖难中朱桂拥护朱棣，洪武三十二年十月（建文元年）朱棣攻克大同，在永乐改元后朱桂被复藩。因此，建文四年之壬午夏月是一个极特殊的时间点，建文年号被当做伪政权停用，永乐年号还未使用，而复古的洪武年号诏书可能还未下达，若“荘嚴”二字书于此时，没有书写建文年号也在情理之中。对于嘉靖壬午，虽上一任正德皇帝在1521年驾崩时未立储，但朝廷当年即选嘉靖帝即位，由于政权是平稳过度，次年改元的夏天不可能不知道落款年号或者有何忌讳。
（二）书者“段士达”涉足永安寺在何年？
（“嚴”字局部、段士逹落款 侯 涛摄）
经查阅各地方志，段士达名字只在清康熙《鹿邑县志》中出现过一次。该志记载：段士达，监生，山西平阳人（今山西临汾市），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任鹿邑主簿。此段士达任主簿时间距离前后两个壬午年分别差了36年和24年。从常识判断，如确为此段士达所书，则书写时间应为后一个壬午年，即万历十年（1582年）。
假设嘉靖三十一年其任鹿邑主簿时年龄为30到40岁，到万历十年大致在50至60岁。而根据明廷官员潘潢描述，明代嘉靖时期监生入仕状况为，“监生从注选以至授官，多者二三十年，少者十余年。”（明经世文编［M］：陈子龙等．中华书局．1962．2030-2031）由此可见，如书者果为此段士达，其涉足永安寺时年龄或许更大，这也与“荘嚴”二字成熟老练的书法功夫相称。
（康熙版《鹿邑县志》中的“段士逹”）
（三）方形章“龙山月溪”对应何人何年？
（“段士逹印”、“龍山月溪”印章 侯 涛摄）
瞻仰传法殿时，若稍加留意可以发现壁书“荘嚴”二字落款处有“龍山月溪”章，与传法殿牌额中的“传法住持嗣祖沙門月溪覺亮”的榜题同时出现了“月溪”这个名号。古代僧人有法名和法号两个称谓，法名较为正规，是按照皈依时的字辈来定取，法号多为自己取。在这里，“月溪”为法号，“觉亮”为法名，可知月溪和尚是沙门“觉”字辈僧人。同理，牌额的书写者雪菴溥光虽为头陀教，仍参照佛教“先法号后”法名顺序书写。
而“荘嚴”书者龙山段士达，也以“月溪”作为自己的字号。这两个“月溪”会不会是一个人呢？如果是，那“荘嚴”二字只能是至正二年（1342年）这个壬午年。“传法正宗之殿”牌额是月溪和尚所立，并记录了大殿建成时间为延佑二年（1314年）。距“荘嚴”书写时间至正壬午28年，按照常人寿命也较为合理，但想必此时的月溪和尚一定是一位耄耋老人了。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月溪和尚为何在书写“荘嚴”二字时使用其俗家姓名，还加盖了个人名章，而且其父母为之取“士达”如此入世之名？都与其沙门身份形成强烈反差。
如果书者真是月溪和尚，那他未写至正年号的原因为何？或者本来有年号，在明代取得正统后故意将其凿去，并加了一个评价性的“古雅绝伦”引首章，以掩盖旧迹？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考证。
（四）到底是哪个壬午？
很可惜，通过当前掌握信息，仍然无法判断“荘嚴”二字到底是哪个壬午年所作。以上三个线索将壬午夏月指向了三个不同时间点，横跨元明两朝，分别是至正壬午（1342年）、建文壬午（1402年）和万历壬午（1582年）。三个壬午年都有一定的证据支持，同时也均面临着挑战。
如支持至正壬午，其逻辑可能为，古代僧人，善书者颇多。如隋代的智永和尚，唐代的怀素和尚，在书法艺术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这可能因为僧人久居世外，有充足时间来研习书法。如有记载云，智永和尚习书颇勤，曾二十年居阁上习书而不下，所积秃笔头十瓮，每瓮数石。因此，月溪和尚在永安寺内用“捽襟把布法”习大字具有先天优势，后将其所书得意文字凿于墙壁也是合乎情理的。但作者为何不留至正年号尚属疑问。抑或到了明代将壬午前的至正删掉，又加引首章以掩盖前朝年号。这里涉及到压首章与闲章的发展使用问题，有待日后做进一步研究。
若单从不署年号这一信息考虑，建文壬午比较合理。但一个重要的缺憾是，目前尚未找到该时期太原龙山段士达的身影。
至于嘉靖万历时期，段士达确有其人，但同样面临着为何不署万历年号的问题。从浑源境内北岳恒山现存摩崖石刻来看，留有万历落款的题刻比比兼是。如万历丁巳（1617年）崔一元书“路接天衢”、“灵宫显应”，万历五年（1577年）黄应坤书“复还天巧”，万历十年（1582年）遵化*应*书“云中胜迹”、梅友松书“壁立万仞”，万历丙戌年（1586年）孙念贤书“昆仑首派”等。相同时代的诸多题刻证据都为万历一说增加了阻碍。
三、小 结
以上介绍了《雪菴字要》中所述肇始于唐，在金元时期发展成熟的“捽襟把布法”的大致渊流，分析了永安寺传法正宗之殿“荘嚴”二字所作年代的三种可能。虽至今仍比较模糊，但从研究大字书法的发展脉络看，对二字进行断代研究有一定的必要性。随着本研究的后续深入，以及将来其他证据的不断发现，其年代范围将会不断缩小并被最终确定。
作者简介：侯 涛，山西浑源人，管理学博士，文化艺术爱好者。现就职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