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云贵高原的“七寸”
在我国西南地区，为举世闻名的云贵高原。云贵高原东起武陵山、雪峰山，南部为越城岭、苗岭，西部为哀牢山、横断山脉，北为大娄山、大凉山等，具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环境非常的优美，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之一。云贵高原可以分为两块，即云南高原和贵州高原。其中，云南高原靠近东南亚诸国，是我国经营东南亚的桥头堡，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而对于贵州高原，虽然离边疆较远，但实际上，其重要性绝对不在云南高原之下。贵州高原的中心为贵阳，为我国西南地区的交通中枢，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历史上，每当西南地区发生动乱时，贵阳往往为必争之地。只要贵阳一失，则整个云贵高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和中原失去了联系。
云贵高原
贵阳的重要性，和一条东西通行的交通大动脉有极大的关系，这条交通大动脉，即著名的滇黔湘通道，其路线为由昆明东北行，经曲靖、富源、晴隆、安顺等地到达贵阳，然后由贵阳往东度入沅江流域，经贵定、福泉、施秉、芷江、沅陵等地，出高原，到达湖南常德。云贵高原虽算不上是天险绝域，但山高林密，道路崎岖难行，尤其在湘黔交界地带，山势连绵，有武陵山、雪峰山等，对东西通行具有较大的阻隔作用。但好在这些山脉为东北-西南的平行走向，而在这些平行山脉之间，有很多断陷地带是易于通行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沅江河谷。沅江河谷处于武陵山和雪峰山的断陷地带，其深切山地，形成一条河谷。在沅江的上游，有多条支流，如锦江、舞水、清水江等，都是重要的通道，即可行舟，又可陆行。
昆明东出沅江河谷的路线
沅江河谷通道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据传春秋战国时期，庄蹻率部入滇即走此道。到了唐代时，这条通道就已经非常成熟了，时云南为南诏的势力范围，南诏入唐，或中原入云贵，常走此道。但此时这条路线还不是主干道，由中原上云贵高原，常由雅安走清溪关道或者由宜宾走石门道。直到元、明时期，这条路线迎来快速发展时期。在宋末元初时，蒙古攻宋，主要走长江上、中、下游三条线，其中，上游为由大散关沿嘉陵江攻四川盆地；中游为由中原向南阳、襄阳进攻；而东线则由徐州沿运河向淮安、扬州一线进攻。南宋政府亦针锋相对，在此三线设置坚城，布下重兵。蒙古铁骑虽然在野战中所向披靡，但在坚城下，却常毫无进展，甚至遭遇重创。如蒙古大汗蒙哥在攻钓鱼城时，甚至被宋军击成重伤，不久死去。于是，蒙古军改变战略，发挥其擅长大迂回的特点，在忽必烈的率领下，从陇右地区绕道川西滇北地区，经民族走廊“藏彝走廊”，以“革囊”渡过金沙江，出丽江，灭掉大理，占据云南。然后以云贵高原为基地，包抄南宋今四川、广西、湖南等地。这条大迂回路线虽然为崇山峻岭，道路崎岖难行，但沿途却没有什么抵抗，行军非常的顺利的。在蒙古的南北夹击下，南宋的防线很快就崩溃了。忽必烈为后世之人开创了一条全新的战略思路，如晚清时期，太平天国领袖石达开就曾试图走“藏彝走廊”；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工农红军进行的战略大转移“长征”，即大体上走忽必烈的“藏彝走廊”路线。
忽必烈大迂回的路线
忽必烈大迂回的巨大成功，让人们认识到了云贵高原重要的战略价值，为加强对云贵高原的控制，元帝国遂对由昆明经贵阳往东由沅江河谷通往湖南的道路大力加以整顿，并在沿途设有重兵。到了明代时，明军将蒙元逐回漠北后，为堵住云贵高原这个口子，朱元璋又派沐英以重兵驻守云南。为加强云贵高原同中央的联系，明廷又开通有驿道，横穿今贵州。由于云贵高原的少数民族常常反叛中央，导致道路断绝，明廷在沿途设置众多卫所，并驻守重兵，以保障此道的畅通。这些卫所，以贵阳为中心，由东往西一路排开，从而奠定了现代贵州省区域范围的格局。由贵阳往西，依次为威清（今清镇）、平坝（今平坝）、普定（今安顺）、安庄（今镇宁）、安南（今晴隆）、普安（今盘州）、平夷（今富源）等卫，由贵阳往东，依次为平越（今福泉）、兴隆（今黄平）、偏桥（今施秉）、镇远（今镇远）、清浪（今岑巩）、平溪（今玉屏）等卫。
其中，在此线的东部，自常德可以溯沅江舟行至施秉县，后来明帝国疏通舞阳江上源，则又可舟行至今施秉，如《滇志卷之四·旅途志第二》的记载，“沅水逆流，舟通镇远而止。近决石梁，通至偏桥（今施秉县）”。过施秉后，便要弃舟陆行，故施秉县是此道的咽喉，如《读史方舆纪要》云，“盖辰沅之指臂，贵阳之噤喉。偏桥（今施秉县）警而东西隔绝，粮援中断矣。”元代时，便在此处设偏桥寨，到了明代时，明廷在此设偏桥卫，屯驻重兵。
沅江河谷各节点
这条路的西段有险峻的乌蒙山阻隔，道路崎岖难行，其中，关索岭（今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一带尤其为要害，有“滇黔锁钥”之称。关索岭为乌蒙山支脉，其北起六枝特区，南到断桥镇，其间山谷连绵，岭侧悬崖千尺，有北盘江支流打邦河横穿其中。打邦河有坝陵河和白水河两条支流，其中坝陵河深切谷地，形成一条自北而南走向，长达百里的深谷，为东西通行的巨大障碍。关索岭是滇黔交通必经之地，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在明初时，明军平云南，朱元璋便指示傅友德云：关索岭非古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军蹂之，开此道以接普定，即芒部渠长可尽获也。顾祖禹亦云，“用兵于西南卫，其绾毂之口矣”。后明廷开滇黔驿道，在此设关索岭所，而在镇宁设安庄卫，屯驻重兵。除了重要的军事地位，此间还有绝美的风景。在关索岭东部打邦河支流白水河沿线，还有举世闻名的黄果树瀑布，明徐霞客曾游历至此。
明代贵阳以西的卫所
关索岭
自明代开通驿道后，这条道路便是云贵高原通往中原的主干道，也是用兵的主要通道。明代时，播州土司（今遵义）杨应龙、水西土司（今毕节，黔西一带）安邦彦等发动叛乱，便都是发兵袭击偏桥（今施秉县），截断此道，云贵高原几乎陷落。到了明末清初时，明永历帝逃亡昆明，清军三路大军追击，其中的一路即由常德溯沅江而上进入贵州，然后经贵阳，攻曲靖、昆明。吴三桂欲效明代沐氏故事，世守云南，便和西藏的达赖喇嘛勾结，以茶换取蒙古的马匹。强征关市之税，开矿鼓铸。发动叛乱，即兵分三路，其中，主力部队即由昆明东经贵阳，再沿沅江河谷，直指常德、衡阳。
现代滇黔湘公路
在近现代，这条路线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修筑有从湖南常德直达昆明的公路，这条公路的走向和元明清古道大体上是一致的，只是在福泉和岑巩之间不走偏桥关而走黔东而已。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为我国抗日的大后方，而此道为东部地区退入云南的主干道，我国许多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如北大、清华、南开、中法大学、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和沿海的一些大型工厂企业、金融商贸机构等，很多都是由此路退入云南的。
除了沅江河谷外，另外一条重要的水运通道为乌江河谷。乌江也叫黔江，历来是贵州最重要的水上通道之一。其上游源于赫章，横贯贵州中部及东北部，经思南、沿河、彭水等地，在涪陵流入长江。这条水运路线为由昆明、曲靖东出贵阳，往北接入乌江，然后顺乌江而下，在涪陵接入长江，从而连接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在唐代时，彭水又叫黔州，故此道也叫黔中道。乌江流域内矿藏资源丰富，古代时，人们开采银、铜等矿，即由乌江水道运出。
乌江道（黔中道）
这条水运通道，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唐宋时期，这条路线是云贵高原东出的主干道之一，唐代时，贞元十年，南诏对吐蕃无度驱使不满，欲与唐帝国联合对抗吐蕃，为保证消息能够送达，遂派出三路使者，其中一路，即往东经昆明、贵阳，转入乌江河谷，从黔府（今彭水）入涪州（今涪陵）。在唐末，南诏入寇，往往由此道而出。
在宋代，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唐代经营云南的教训，玉斧一挥，将大渡河以西地区全部放弃，为防止大理侵扰巴蜀，又封锁清溪关道和石门道，此道是云贵高原的少数民族进贡的主干道，如《宋史》载，“涪州（涪陵）为牂牁（今安顺附近）、南宁州（今曲靖附近）蛮人入中国路”。到了明代时，播州（今遵义）土司杨应龙叛乱，明军发八路大军进讨，其中一路，即由黔帅董元镇进乌江。
除了沅江、乌江这两条重要的水运通道，由贵阳往北经遵义还可通过陆路到达长江咽喉重庆。在重庆南部，为著名的大娄山。大娄山非常的险峻，是重庆和贵州之间的天然屏障。在大娄山中，有多条河谷深切山体，成为重庆南下贵州的通道，其中，尤其以綦江河谷最为便捷，在古代时，綦江河谷是重庆到贵州的主干道。但即使最为便捷的綦江河谷，通行其中也是非常艰难的。如《太平广记》载，綦江山路险峻，不能骑马，行人无分贵贱，都要策杖而行。官员南下公干，坐在背篓中，和差役相背而坐，由差役背负，这就是官员的车马。凡登山入谷，皆需攀援，寸寸而进。
黔渝道
娄山关
关于贵阳北出重庆的路线，为由贵阳往北经乌江镇渡过乌江而达遵义，然后翻越大娄山，经桐梓，顺綦江而下达重庆。在古代时，为扼守这条黔渝大动脉，古代王朝在娄山顶峰设有娄山关，娄山关北拒巴蜀，南扼黔桂，为黔北咽喉，是为天险。在长征途中，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经过娄山关时，曾写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悲壮诗句。早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发三路大军伐南中，其中一路也由今重庆南下，沿此道翻越大娄山攻遵义。在明代时期，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明廷便是在重庆集结重兵24万，分道而进，南攻娄山关。其中，明军刘綎部最为善战，其即自綦江入娄山关，据《明史》记载，“关为贼前门，万峰插天，中通一线，官军从间道攀藤，鱼贯毁栅而入”。在清初时，李定国、孙可望率农民起义的“大西军”，经綦江进攻娄山关，大败守关清兵，横扫大西南。
贵阳控制的要道
总而言之，贵阳成为西南的交通枢纽，是和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有极大关系的。云贵高原山河破碎，四周群山环绕，通行非常的困难。在古代时，由云贵高原东出，常借助于沅江、乌江两条河谷，沅江、乌江等河流呈向心状向贵阳汇聚。由昆明往东到贵阳，即可以由沅江河谷经芷江、沅陵到湖南；又可以往北转入乌江河谷，经思南、彭水到涪陵而连接长江水道；还可以往北由陆路经遵义，越娄山关而到重庆。若贵阳有警，则滇南隔绝，成为异域。故顾祖禹云，“故议者每以贵阳为滇南之门户，欲得滇南未有不先从事贵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