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与美的传奇——文物中的豹子
清道光武官三品豹纹刺绣补子
驯养豹子狩猎最早可追溯至古印度孔雀王朝的瓶沙王（相当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而我国的驯豹史，在史料中最早只能上溯至西汉。
位于湖北江陵凤凰山的168号墓是一座西汉前期的古墓，根据随葬简牍上的文字可知，墓主人入葬于公元前167年。墓中出土了一件漆器——七豹纹漆扁壶，这本是一件盛装水酒的漆器，在壶的正反两面各用漆绘制三只豹，壶盖上另有一豹。
▲七豹纹漆扁壶 西汉
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从细节图中可以看到，七豹造型生动，线条流畅，正奔腾扑向它们的猎物。
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其中有的豹子的颈部被画上了两条横线，似圈状物。这是不是项圈呢？毕竟，漆壶上的图像只是平面勾勒，难以作为项圈的直接证据，让我们再看看同时期的其他墓葬。
▲七豹纹漆扁壶 局部图
1994年，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了一件石豹镇，以青色大理石雕成。
▲西汉 石豹镇
长23.5厘米 宽13厘米 高14.5厘米
1994至1995年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徐州博物馆藏
此石豹镇采用圆雕的技法，简洁凝练，概括传神。
石豹的脖颈上佩戴有南海所产货贝的项圈。当时系贝带是尚武者的装束，这只豹子系了贝带，而且项圈上有用以系绳的钮。考古专家由此判断：此豹是当时王室豢养之宠物。
▲西汉 石豹镇
长23.5厘米 宽13厘米 高14.5厘米
1994至1995年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徐州博物馆藏
此外，在狮子山楚王墓，与石豹镇一同出土的还有两件长19.7厘米、高11.1厘米的铜豹镇。
铜豹镇为镇席用具，出土于西面第2侧室，共有2件。豹呈卧姿，肌肉强健，两前爪平放于前，后腿相交于身下，长尾从两后腿间反卷曲于背上，脖颈上戴有镶缀海贝的项圈。豹体上阴线刻“尚卧重十三斤十二两十八朱铅重十九斤十三两十朱”，说明该豹采用了铜铸外形，体内灌铅的方法制成。镇用于压席子四角，避免由于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
▲西汉 铜豹镇
长19.7厘米、高11.1厘米
1994至1995年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徐州博物馆藏
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中出土了一组四件套错金银豹镇：
铜豹身躯蜷卧，但昂首傲视，通体遍布错金银的豹纹；豹眼炯炯有神，为白玛瑙所制，又有朱红色的敷料装饰，所以隐隐透出红光，更显威猛；整个铜镇底座为圆形，内里灌铅使其增重稳定，外部轮廓没有任何尖锐棱角或枝杈，所以没有划伤使用者或者挂破衣物的风险。
▲汉 错金银铜豹席镇
1968年河北省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出土
河北博物院藏
唐代，在狩猎中使用豹子的做法较为常见。史料记载，开元年间，中亚各国屡屡向唐廷进献豹子，其用途正在于此。“鹰鹘狗豹”被作为一类登记在册。
关于狩猎用豹的文物遗留，唐代也很丰富，比如，在唐懿德太子墓的壁画中，就出现了一队驯豹师手牵豹子行进的场面。此画面面积达16平方米，画面色彩鲜艳，线条清晰流畅，图中共有八位牵豹人和八只豹子。
▲唐懿德太子墓胡人驯豹图壁画
▲唐懿德太子墓胡人驯豹图壁画
（局部修复图）
唐章怀太子墓也有400平方米保存基本完好的墓葬壁画，其中《礼宾图》《狩猎出行图》《打马毬图》和《观鸟捕蝉图》等最为珍贵。
《狩猎出行图》位于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高100～200厘米，长890厘米，是极为壮观的巨制鸿篇。整幅画面中现存46个鞍马人物，浩浩荡荡地奔驰在长安郊外的大道上。人物排列有序，最前方为探路随从，两侧为执旗卫士，最后为两匹辎重骆驼和殿后随从，中间大队人马束腰佩箭，架鹰抱犬、前呼后拥。大队人马之中，还可以见到来自西亚进贡的捕猎者——猎豹、猞猁的身影。两位骑手身后，蹲伏着警惕张望的猎豹和猞猁，一有动静，它们就将从马上一跃而下，雷霆出击。
▲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 局部图
▲章怀太子墓东壁《狩猎出行图》中
可见马驮驯养的猎豹
此外，1960年陕西省乾县永泰公主墓与1991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金乡县主墓等也有生动的带豹陶俑出土。
▲唐彩绘胡人骑马带豹俑
高30.5厘米，长26厘米
1960年陕西省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彩绘陶骑马带豹狩猎胡俑
唐开元十二年
1991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金乡县主墓出土
西安市博物院藏
辽代豹猎活动也蔚然成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引《契丹风俗》说：“ 国主帐在毡屋西北，望之不见。尝出三豹，甚驯，马上附人而坐，猎则以捕兽。” 这是天禧四年（1020）宋朝宋绶出使辽朝时在契丹皇帝驻牧营地的见闻记录。
元代，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记载了元世祖在上都等地飞纵猎豹捕猎的情况：“大汗豢有豹子以供行猎捕取野兽之用”。“汗每周亲往视笼中之禽，有时骑一马，置一豹于鞍后。若见欲捕之兽，则遣豹往取，取得之后，以供笼中禽鸟之食，汗盖以此为乐也。”
这一珍贵的记载可以在元朝画家刘贯道的《元世祖出猎图》中看到。
▲元朝画家刘贯道的《元世祖出猎图》（局部）
明代诸帝，自永乐迁都北京后，几乎皆养豹。弘治、嘉靖两朝初年禁止养豹，以崇节俭，但效果有限。万历、崇祯时期，宫中养豹并未中绝。
豹在明代及其后享有大名，要归结于明武宗兴建豹房，经过种种渲染，“豹房”成为宫廷腐朽堕落的代名词，武宗也成为明朝最为荒唐昏庸的皇帝。豹房从正德二年开始兴建，迄正德十六年武宗猝死于此，共存续了14年。
武宗爱好习武和打猎，豹房兴建后，常住在这里，很少在紫禁城处理政务。为了护驾，在豹房设有随驾勇士。中国国家博物馆就藏有“豹房勇士铜牌”一枚，豹子的形象清晰可见。
▲明 豹房勇士铜牌
高9.8厘米 厚0.7厘米
这面铜牌的一面铸有一只蹲坐的豹子，上方横铸“豹字九百五十五号”，另一面铸“养豹官军勇士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此牌就是武宗时铸造的。
豹，自古就和武将兵官脱不了干系，《新唐书·朱滔传》中有“左右将军曰虎牙、豹，军使曰鹰扬，龙骧。”
明朝时期，官员的官服上会绣上两块正方形的类似补丁一样的锦绸，锦绸之上还会被绣上带有特殊意义的动物图案，象征着官员的等级高低。其中，武官的三品是老虎，四品是豹子。
到了清朝之后，明代的补子还是继续被沿用，只不过个别品级所代表的动物稍有改变，武官之中的三品改为豹，四品改为虎。
可能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人对于豹这个动物的理解不断地加深，知道了豹子的许多技能也是凶猛的老虎比不上的。
▲清 刺绣豹补子 三品武官
美国堪萨斯城 纳尔逊阿特金森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