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贫明进退，真理定盘星
雪漠家道文化，打造智慧家庭
安贫明进退，真理定盘星
安贫而乐道，守份明行止。
“安贫而乐道”，意思是安于贫穷，向往真理。
安贫乐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求，孔子还有一个要求是“富而好礼”，就是说，即使你非常富有，也不能沾沾自喜、高高在上，同样要遵循应该遵循的礼仪，尊重所有人。据《论语·学而》所载，子贡曾问孔子，虽然贫穷但不失尊严，虽然富有但不骄横，这样是不是很好？孔子说，是的，但比不上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换句话说，守戒还不够，还要有所向往。没钱时向往真理，这时就会心安，不会被不能实现的欲望所困扰，更不会不择手段地赚钱、降低做人的底线，这就是所谓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钱之后仍然要对真理和修养有所追求，同时用自己的所得来贡献社会、回报社会。
“守份明行止”，守住自己的本份，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不该做。
如果雪漠不写文章、不培养学生，跑去参加歌唱比赛，做娱乐明星，他就是不守本份、莫名其妙。雪漠也必然不会这么做。否则，雪漠无论得到多少粉丝，赚到多少钱，赢得多少认可、赞美和追捧，都没有意义。所以，我只会在活动的时候唱唱歌，让大家开心一下，感受一下西部民歌的气息，绝不会把宝贵的生命专门用来唱歌，更不会做一个娱乐明星，因为我没有时间。
每个人都有他的本份，也就是活着时必须完成的事情。有些人的本份就是唱歌，就是当好偶像明星，而我的本份则是著书立说、培养人才，没有别的。如果有些人认为自己的本份是做好志愿者，传播文化，那么我会随喜他，但我不会要求他，更不会强迫他。因为，本份既是上天赋予他的使命，也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不能把我的选择强加在别人身上。
至于“明行止”，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明时机，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不该做；二是明事情，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屈原跳江前遇到过一个人，那个人正在唱歌，歌词的大意是：河水清时，我就用河水洗帽缨；河水浊时，我就用河水洗脚。这是在提醒屈原，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顺应时代，学会顺势而为。假如屈原认可了这段歌词，他就会放下心中的包袱，不会投河自尽，可惜他不认同。其实，屈原固然伟大，固然有节操，他的故事固然感人，但顺势而为也是对的。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强调的都是顺势而为。在历史车轮碾过的时候，所有想要螳臂挡车的人都是愚蠢的。因为，既然条件不允许，强求就没有任何意义，只能留下一些故事。当然，能留下故事也很好，很多人一辈子连故事都留不下，但很多强求时留下的故事，都是悲剧。所以，我们只能创造条件，不能强求结果。
整个大自然都是这样，春天的时候万物自然生长，冬天的时候万物自然凋零，这也是一种顺势的智慧。但顺势而为不代表放弃，像前面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很积极，它认为，人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力量很大还是力量很小，都可以为社会做贡献。力量大，就救济社会；力量小，就做好自己，同时尽量多帮帮身边的人。这才是顺势而为。所以，真正的顺势，是懂得衡量当下的局面，知道什么时候该守，什么时候该藏，但无论守还是藏，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向上、前进。所以，真正顺势的人，有时可能会走得慢一些，却永远都不会停下。
“顺势而为”就是我经常强调的“与时具进”，我们必须与时具进，学会如何观察时代的需要和政策的走向，因为政策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宏观调控，也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大环境。董仲舒之所以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就是因为他看出了汉武帝需要集权，提出“天人三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行大一统，承认君权神授等。他的建议当然让汉武帝很高兴，因为汉武帝需要这些理论来支撑自己的王权。不过，当时的儒家实际上是外儒内法，近于霸道，利于统治，但需要道德礼仪的配合，来向往王道。王道的特点在于，它不是用法律规矩来约束百姓，而是用真理的力量来引导民众。所以，推行王道，就要推崇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及其行为。汉朝有一种察举制度就有这个味道，它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孝廉”，简单地说，就是大家都认为他德行很好。其中，老百姓认为他德行好，推荐他，叫“举孝廉”；上级通过观察，发现某个下级官员德行很好，人很不错，想要提拔他，叫“察孝廉”。王道和霸道相结合，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
实际上，不只儒家注重顺势，佛家也注重顺势，它传播到东南亚，就变成南传佛教；传播到藏地，就变成藏传佛教；传播到汉地，就变成汉传佛教……总之，只要时代需要和地域文化发生变化，它就会随之创造出不同的容器，目的是适合不同的根器。所以，能不能借时代的势来做事，直接决定了一个人成就的高低。
前面说过，“明行止”有两方面内容，一是能审时度势；二是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有时就会出大问题。比如，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很优秀，散文写得非常好，如果他一辈子都不做不该做的事情，就是一个被后人敬仰的大师，可惜他没有“明行止”的智慧。汪精衞成立汪伪政府时，他明明不该去当官，却去了，就成了被千万人唾骂的汉奸。不管什么时代，在大节上选择错误，都会成为一个难以抹去的污点。
汪精衞也是这样，他一表人才，学问修养都很好，感情也很专一，一生只爱一个女人，偏偏最后做了汉奸。要知道，他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清朝还没有覆灭的时候，他去刺杀过当时的摄政王，失败之后被抓进大牢，却仍然不妥协，还写了一首诗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谁能想到，若干年后，这个“引刀成一快”的反清英雄竟会为日本人做事？当然，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无论是他的身份，还是他的想法，都在不断地变化。最初他是孙中山的副手，但同时也跟蒋介石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在此期间他有什么想法，别人很难说得清。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他虽然想救国，却觉得中国人肯定打不过日本人，于是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成立汪伪政府，当汉奸，曲线救国。也有人说，汪精衞之所以这么做，是中了别人的圈套。但不管真相如何，他的选择都是错误的。在最关键的时刻，人一旦做出错误的选择，失掉了气节，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没有人会理解他，没有人会宽恕他，所有人都会将他的行为定义为“背叛”，而不会去试图理解他所谓的主观因素。所以，死得早有时不一定是坏事，活得长有时也不一定是好事。对汪精衞来说，被摄政王杀掉，将人生定格于那个慷慨高歌的瞬间，或许才是最好的，可惜，摄政王出于爱才之心没有杀他。不过，能让摄政王不舍得杀他，说明他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南宋时期，忽必烈面对文天祥时也有这样的心情，但文天祥跟汪精衞不一样，他从来没有在大是大非上犯过错，更没有失掉民族气节，这就是“明行止”。正是这一点上的区别，让两个非常杰出的人有了不同的命运，也让两个响当当的名字有了不同的内涵和价值。
所以，智者必须“明行止”，有些事无论如何都不该做，就不要做；有些事无论如何都应该做，就竭尽全力地去做。要懂得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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