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第一位首相,有免死金牌,朱元璋为何要杀他全家70多口?
1367年底,徐达、常遇春率领的北伐军攻克济南和山东大部分地区,一路向北挺进,汤和、朱亮祖已迫降方国珍,并配合胡廷瑞的江西部队夹击福建陈友定,整个形势如风扫残云。朱元璋梦寐以求、文臣武将们望眼欲穿的好时光就要来临。
同年十二月十日。李善长率文武百官奉表劝进。根据历史的成例。少不得三辞三让。这个沿门乞讨的托钵僧终于在次年正月四日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整个南京城张灯结彩。李善长任开国大典的大礼使,是这场喜剧的总导演。在仪仗护卫的簇拥之下。朱元璋正式登上御座,南面称孤。善长又代表皇帝,捧金册玉玺,封马氏为皇后,长子朱标为皇太子。接下来便是进封功臣,李善长名列第一,封为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宜国公,成为开国的第一位首相。

李善长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欣赏自己的才干,对眼前的荣誉地位和权势感到满足。为了保持已经获得的一切,他必须尽可能地对皇帝表示忠顺,同时还要警惕地注意那些想打他的主意的人。因为善长似乎觉得,朝中的派系分野越来越明显,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
原来,元璋打天下基本上是靠了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以他的老乡为核心的淮西武士集团,这是主力,是基干,是征战沙场的元勋,多与元璋一样贫苦出身。另一部分是江南的文士集团,他们有知识,有计谋,有较高的门第,但是入伙晚,没有实力。善长恰恰具有双方面的优长,所以元璋一直选择他作自己的助手驾驭诸将、主持政务。善长作为淮西集团的一分子也很以此自负。但是美中不足,就是他作为一个文人,在政府活动圈子中,总有孤立之感,似乎受到江南文士集团的包围。有一件事也加深了他的这种印象。

1368年五月,元璋到汴梁视察,命善长和御吏中丞刘基作京城留守,善长负全面责任,刘基督察奸恶。刘基并不征得善长的同意,对一些权贵的不法行为雷厉风行地进行了打击,最后甚至搞到善长的亲信李彬的头上,于是二个人翻了脸,官司打到朱元璋那里,元璋亲自批复处死李彬,使善长更丢了面子。善长认为这是刘基有意刁难,待元璋回京后,就极力说刘基的坏话,元璋又把刘基开发了。江南的一些文人联合起来攻击善长。杨宪、汪广洋还想方设法讨得元璋的喜欢,大有跃欲试、取而代之的意思。这使善长感到有一种潜伏的危机。他很想找点臂膀,这时,恰好同乡胡惟庸靠了上来,于是二人的过往就愈来愈密切。
朱元璋这个人有着复杂的个性。他聪明有才,虚心好学,做事刚毅果断、洒脱利落,善于吃一观三,把握总局,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同时,他又猜忌多疑、刻薄寡恩,恩威并施、杀伐自专那一套手腕玩得很纯熟。他从本身的经验和历史的经验中,看出人心只有一个“狡”字。他不相信任何人的思诚。对付的办法就是威之以“势”,诱以之“利”。他要使所有的臣民阔伏在他的脚下,战战兢兢地去乞求他的施舍。

李善长所在官僚集团中的优长地位,在打天下时正好为我所用,如今坐了天下,却成为一大威胁。善长对权力的热心和对同僚下属的骄横尤其令他生厌。于是下定决心把他拉下来。
朱元璋在朝中广造舆论,说是要在杨宪、汪广洋、刘基或胡惟庸中重新物色宰相的人选,逼迫善长退位。1370年善长差惭交加,忧郁成疾。这时候,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已经是杨宪,善长唯恐落在他的手心里,胡惟庸怂恿善长把他搞掉。七月,杨宪以谋反罪被处死,善长才长出了一口气。当然,善长也不能再赖着不走,1371年他借口养病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元璋也顺水推舟,将他安置在凤阳,赐田一千五百亩,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户二十家,守坟户一百五十家,算作对他出力一场的报答。

善长冒着杀头灭门的危险跟了元璋,功名刚刚到手就这样被打发了,心下总有些不甘。这年二月元璋回风阳扫墓,善长鞍前马后,恭敬伺候,使元璋颇为动情,觉得对这位老朋友好像欠了点什么。
1374年提升善长的弟弟存义作太仆寺丞,负责全国的马政。1376年又将他的大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善长的儿子李祺,并在京师为善长大治府第。这是元璋第一次招驸马,善长也是元璋的第一个亲家翁,结婚礼仪自然是华贵而又隆重,满朝文武都羡慕得不得了。善长是抱着重被起用的欢欣和希望来迎接这一切的。哪想到进京之后,久久不见动静,便不免有些不舒服。汪广洋等人不放过这个机会,弹劾善长父子礼数不周,善长受到了削减俸禄的处分。为了安慰老亲,元璋给了善长“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议军国大事”这样一个极荣誉衔头,至于实际的工作,不过是临时管一管土木工程或御史台事务。善长年事越来越大,能得到这样的尊崇和荣耀,也感到知足了。
但是,明朝的政局掀起了越来越大的波澜。元璋看看已到桑榆晚景,他要在自己闭上眼睛之前,利用他的威势和力量,为子子孙孙奠定牢固的江山的基础,把下一代、下几代的事都在自己手中作完。为此,从洪武九年开始,就屡兴大狱,对那些已经使用完了或者有可能妨碍大明江山的文臣武将一个个连根拔除。最大的案子是胡惟庸案和蓝玉案牵连而死的有四五万人,功臣宿将基本上杀光了。擅长全家就是以胡党的罪名被杀。
胡惟庸也是定远人。因为老乡的关系受到善长的提拔。惟庸又将女儿嫁给了存义的次子李萜,同善长攀上亲戚。从洪武六年开始,惟庸就把持了中书省,飞扬跋扈,形成了强大的势力。他最后不能容于元璋是必然的。但元璋加给他以谋反的罪名,并由此瓜抄蔓诛,杀了三万多人,则是有意制造的一场血案。

1380年正月,胡惟庸被杀,善长也因此受到政治的猛烈攻击。大概考虑到儿女亲家,元璋将善长赦免了。善长抱着一颗紧缩的心,战战兢兢地度日。随着时光的流逝,该处置的都处置了,紧张的气氛似乎缓和下来,善长也就不再介意。他哪里知道,元璋并没有忘记这笔账,他在细心地观察着善长的一举一动。
1390年,善长七十七岁,已是烛残年,但还要尽情地享受,还要为子孙置产。他打算再造府第,并从卫国公汤和那里借了三百个卫卒。汤和怕受连累,赶紧密报了元璋,元璋就暗骂老儿不知好歹。四月,京城中有一批人因罪发遭边疆,善长又为他的亲信丁斌等人说情,元璋强耐着性子解释,善长又几次提起此事,元璋就气不打一处来。有人看透了元璋的心思,便火上加油,说丁斌原在胡惟庸家办事。元璋的愤怒就再也不能遏制,命令快将丁斌逮到镇抚司“好生打着问”。于是由丁斌牵出李存义,再由存义逼出李善长。最后就打出了这样的口供:“胡惟庸准备谋反的时候,曾让存义去说服善长!”到这步田地,善长就算满身是口也难于分辩了。

一帮恶奴闯进了善长的家,查抄劫掠,闹了个天翻地覆。七十七岁的老翁连带妻女弟侄七十余口锒铛入狱。临刑那天,善长用颤抖的手捧着洪武三年皇帝赐予的浩命铁券,老泪纵横,仰天哭道:“除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里,免死!免死!谋逆!谋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善长同他的全家老小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刑场走去。到这时候他才有些醒悟,但是一切都晚了。看在父女的情分,元璋赦免了临安公主、骏马李祺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其他人一概砍了头。
李善长的冤枉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谁敢于辩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