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头条』孙振华专栏丨呼唤“佛教造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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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天津美术学院黄文智博士《石胎灵躯》的书稿，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史岩先生的“佛教造像学”课程，想到他未完成的著作《佛教造像学》。我以为，就内容而论，《石胎灵躯》就属于佛教造像学的范畴。
三十五年前，我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师从史岩教授学习中国雕塑史。当年，史岩先生讲授的一门主要课程叫做“佛教造像学”。这个名称很新鲜，以前没听说过。
佛造像的说法倒是古亦有之，但是以佛造像作为研究对象，倡导“佛教造像学”的学科，应该是史岩先生的首创。
所谓佛造像，就是出于佛教信仰的目的，用雕塑或者绘画的方式，借助各种物质材料，将佛教崇奉的人物制作出来，供信众膜拜或彰显造像者的功德。
千万不要小看了佛造像，仅就雕塑而言，一部中国雕塑史，佛教造像竟然占据了大部分篇幅，如果不懂佛教造像，对中国雕塑史也无法窥其堂奥。
史岩先生1942年作为第一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进驻敦煌，自此以后，便将主要精力放在佛教造像的研究方面。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他遍访各地的佛教遗迹，踏勘石窟、寺院，收集了大量资料，拍摄了大量照片，后来，这些珍贵照片成为他四卷本《中国雕塑史图录》的重要图像来源。
遗憾的是，史岩先生1994年以90高龄去世，他的煌煌大作《佛教造像学》却没有出版，只是以草稿、残篇的方式，躺在那本厚厚的文件夹里。史岩先生案头，放着八大本文件夹，那是八部待出版的著作，他总是因为这本还不成熟，那本书资料还不够充实，一放就是几十年。我见过史岩先生《佛教造像学》手稿，有的纸张已经发黄，有的则是新添的卡片，不禁惊叹这一代人治学的严谨，以至于先生仙逝，其主要的学术成果还没有来得及发表。
让人欣慰的是，这些年，佛教造像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更让人欣慰的是一批年轻的研究人员走进了这个领域，黄文智就是一个代表。
黄文智是个两栖型的研究者，他既从事雕塑艺术创作，具有较强的审美感知能力和艺术创作能力；同时又受过严格的美术史学和美术考古学的训练，具有较为理性、严谨的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两者结合，构成了他从事佛教造像研究的知识背景。作为这些年展露头角的青年学者，黄文智在颇具影响力的麦积山国际雕塑论坛上，曾经发表过他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本书有收录）。
《石胎灵躯》所收录的14篇文章，可以看出黄文智佛教造像学研究的某些特色。
这部文集，就研究对象而言，虽有相当广阔的空间跨度，但仍然集中在北朝区域内的中国北方数省；时间上，也相对集中在北朝中晚期的佛教造像上。这种时空范围相对集中的好处是，专门性比较强，能够充分地占有某个时期，某个空间区域的详尽资料。从这些文章看出，他能从第一手资料出发，同时广泛采集、征引各种历史文献，以及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黄文智显示出娴熟地驾驭材料的功夫，体现出善于互证、比较的特点。
基于这种详实的材料基础，他的研究比较能有的放失，尽量避免随意性的判断和结论，或者主观性的联想和猜测；总的来说，他的研究言必有依据，文必有出处，始终面对对象说话，这些方面可以看出美术史学和美术考古学的学科规范在他的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佛造像的造型和图式的分析上，他又充分发挥了一个艺术家，一个雕塑实践者的所长。他十分善于从衣饰、仪容、表情、形制、手法、工艺等等方面，敏感、细腻地体会不同造像之间的差异，体会造像者的匠心。过去一些佛教考古和文物研究的文章，对佛造像外部形态的描述通常占据了相当的篇幅，黄文智的不同在于，他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从一个精通雕塑手艺的实践者出发，他的描述更富于个性，更能体会出一些只有雕塑家才可能更有心得的那些细微之处。
黄文智的《石胎灵躯》给我的启发是，今天应该继续呼唤“佛教造像学”。
为什么呢，难道“佛教艺术”、“佛教雕塑”之类的说法不能替代或置换“佛教造像学”吗？
它们还真不能简单地替代或置换。照我看来，强调“佛教造像学”的学科专属性有两个重要的理由：
第一，“佛教造像学”是一个跨学科的说法，要研究佛教造像，不能仅仅局限在艺术学的学科范围内。
目前研究佛教造像的大致上分为三部分人：一种是进行考古和文博工作的专家；一种是艺术史研究的专家；还有一种是从事艺术实践的艺术家。这三种人的学科立场、旨趣、研究方法论各有不同。考古、文博专家更注重实证，更重视“事实”的确定性；艺术史家除了“事实”之外，他们更注重“价值”的挖掘，更在意审美、文化、社会意义方面的阐发；艺术家则较多是感悟式的，个人体验式的，他们对作品的“气息”、“风格”似乎更能有心灵之间的相通和感悟。
佛教造像学如果作为一门学科，可以提供一个平台，将以上三种人都纳入到同一个学科框架中间来，他们既可以各美其美，各施所长；也可以美美与共，优势互补，通过合作，共同推进这门学科的进步，从而避免各守一摊，各说各话的现象。
因此，从学科资源整合的角度讲，将目前分属于不同领域的佛教造像研究集中到一个学科框架中，有利于学科的交叉、融合、交流。
第二，从研究对象的特点来看，将佛教造像简单看做艺术创作也不太合理。
实际上，当我们把佛造像称之为“雕塑”、“绘画”的时候，是用今天的概念套用在古人身上。还是古人的说法实在，他们就叫“造像”或者“佛造像”。古人当年之所以制作佛像，绝非出于艺术的闲情雅致，而是神圣的信仰目的。今天当我们把它们称作“佛教雕塑”、“佛教绘画”的时候，离古人造像的动机和心情已经相距甚远了。
还有，对制作者来讲，用雕塑和绘画的形式来制作佛像，并不是像艺术那样，是一种审美创造，是个人心性的抒发。尽管在客观上，古代工匠在造像的时候，难免不自觉地会将个人的趣味带入其中；但在主观上，他们只是制作而不是创作，一般而言，他们只是依照“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之类的造像仪轨和形制，以及按照从师傅那里传承下来的粉本和图式在制作佛像。如果有意背离这种规制，那将是大不敬。所以，我个人认为佛教造像的说法比佛教雕塑的说法更加贴切；那么用“佛教造像学”来统称佛教雕塑和绘画研究也更具合理性。
黄文智不是一个人在奋斗。拿我较为熟悉的雕塑界来说，在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头两批大学生中间，可能是时代的原因，关注佛教造像的人相对少些，印象中西安美院的陈云岗、王志刚有志于此。这些年来，“65后”、“70后”的雕塑家研究佛教造像蔚然成风。这批人中，除了《石胎灵躯》的作者黄文智，还有中央美院的张伟、杨靖；中国美院的朱晨、管厚任；清华美院的董书兵；北工大的李惠东……其中李惠东也有专著《佛陀的容颜》问世。
让人倍感鼓舞的是，在他们的带动下，更青年的一代学生也兴致盎然，有志于学；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四处考察，寻根问祖，这种情况一年盛过一年。
曾有外国学者说，中国对世界雕塑史贡献最大的当数青铜器和佛像。今天既然有这么多的雕塑家有志于研究佛教造像，那么，呼唤“佛教造像学”，岂非顺天应人，恰逢其时吗？
作者简介
孙振华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四川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雕塑》主编，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