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蒙 | “伍氏口罩”的由来

作者张蒙，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

“伍氏口罩”的由来

张蒙

内容提要

　　在20世纪初，种类繁多的呼吸器是隔绝鼠疫传染重要的医用个人防护装备。其中形如颌骨绷带的纱布呼吸器，本由哈尔滨的中国医师集体发明，然而在1911年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上，由于西方医师的推动，这款呼吸器不仅被重新命名为“奉天口罩”，且被当作他们的最新成果。20世纪20年代，伍连德成为国际鼠疫研究的权威，他通过实验验证“奉天口罩”的防疫能力，进而提出“奉天口罩”为他的发明，“伍氏口罩”的说法由此诞生。

关键词

呼吸器　鼠疫　“奉天口罩” 　“伍氏口罩” 　伍连德

　　1911年1月25日，英国传教士医生嘉克逊（Arthur Jackson）在奉天参与防疫时不幸感染肺鼠疫去世。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院，专攻热带医学，去世前两个月刚到奉天的教会医院工作。他的死因随即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各方争论的焦点是形如颌骨绷带的纱布口罩是否可以有效隔绝传染。同样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院、时任哈尔滨防疫总医官的伍连德认为，口罩能够阻隔肺鼠疫的传染，嘉克逊之所以会感染肺鼠疫，是因为他没有戴口罩或者口罩没有戴紧，导致吸入了鼠疫菌。因为同样参与奉天防疫的法国医生梅思尼（Gérald Mesny）就是由于没有戴口罩，几天前刚刚死于鼠疫。但是嘉克逊的同事却认为，嘉克逊受过专业训练，每天工作前都会非常仔细地穿好防护服和防护靴，并戴上口罩、防护头罩和手套。嘉克逊的朋友还展示了他全副武装的防疫照片（图1）。

　　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嘉克逊感染鼠疫的确切原因，但可以看出纱布口罩其实是当时防疫人员的标准配置。有些学者认为它是1911年伍连德在东北防治鼠疫时“创造”或“设计”的，因此称之为“伍氏口罩”。然而，伍连德是在1910年12月24日抵达东北的。如果用来抵御肺鼠疫传染的“伍氏口罩”确是一个全新的发明，那么它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被设计出来，并获得如此广泛的认可？

　　前人有关1910年鼠疫的研究，侧重于清廷的主权与帝国主义的冲突、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等角度，对于口罩等医疗器械的学术研究非常不足，且主要利用伍连德单方面的回忆录，缺乏其他材料的佐证。目前仅见的专题研究是英国人类学家克里斯多斯·林特里斯（Christos Lynteris）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口罩在东北作为一种现代理性的象征。遗憾的是，他也主要依据伍连德的叙述，对于“伍氏口罩”的产生过程未能提出新的见解。

　　与有些研究将“伍氏口罩”的历史追溯至19世纪末出现的外科口罩（surgical mask）不同，本文认为，在器物层面，“伍氏口罩”与英国人发明的呼吸器（respirator）有直接的承继关系。这个原本被用作调节病人呼吸的发明，在19世纪后期被细菌学家“挪用”为预防肺鼠疫的常规防护装备。在命名上，英文“mask”（口罩）一词取代“respirator”（呼吸器）在中国的使用，离不开西方医师（尤其是英美医师）在1911年万国鼠疫研究会上的推动。然而，这也导致中国本土医师话语权的丧失，口罩因而被时人看成是西方人的杰作。直到20世纪20年代，伍连德声称防疫口罩为其所“引入”和“发明”，“伍氏口罩”于是诞生。

一、20世纪初的“鼠疫预防器”

　　呼吸器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医师杰夫雷斯（Julius Jeffreys）发明的，多为锥形或半球形，由铁线定型，中间缝以纱布或丝绸。起初，呼吸器只是给患有呼吸道疾病的人使用，帮助他们调节吸入空气的湿度和温度。19世纪后期，英国的呼吸器经由德国医疗器械商的推广，以日文“レスピラートル”或“呼吸器”的名称进入日本医疗市场。呼吸器传入中国的历史可能较日本更早。至少在1866年，德国来华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的《英华字典》已经将“respirator”译作“嘴笠、呼吸之器”。此后，1884年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的《订增英华字典》亦译为“嘴笠、呼吸之器”；1908年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译为“嘴套、呼吸器”；1908年高似兰（Philip B. Cousland）主编的《医学辞汇》译为“口滤、嘴笠、呼吸具”；1911年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德英华文科学字典》译为“呼吸器、口滤”。不过，目前很难看到呼吸器的实际使用记录，1910年之前中国人是否曾使用呼吸器尚不得而知。但鉴于当时中日之间非常密切的人员往来，至少对于一些中国的留日医学生而言，呼吸器应当并不陌生。

　　1894年，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与法国医师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在香港腺鼠疫中成功发现鼠疫杆菌，但身在印度、澳大利亚和中国东北等地的医师注意到鼠疫除了腺鼠疫之外，还有另一种比较少见却更加致命的疾病形态——肺鼠疫。同样是鼠疫杆菌，肺鼠疫不像腺鼠疫依赖老鼠和跳蚤进行传播，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飞沫传染。细菌学家发现，呼吸器可以用来作为隔离飞沫和人体的工具。在20世纪初，佩戴呼吸器在全球范围内被迅速纳入肺鼠疫防疫的基本措施之中。例如，在1905年澳大利亚发生肺鼠疫时，负责防疫的英国医师均戴呼吸器。1910年11月，英国地方政府部（Local Government Board）发布指导地方鼠疫防治的《鼠疫备忘录》（Memorandum on Plague），明确建议任何人与肺鼠疫患者（或疑似患者）接触时，都应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例如使用装有棉片的呼吸器罩住鼻子和嘴部。

　　在东亚，日本政府比英国更早地将呼吸器列入鼠疫防疫用品。明治晚期，呼吸器在日本细菌学界已经成为一种“日常技术”。在1900年大阪鼠疫中，北里柴三郎携门生在检查鼠疫患者遗体时就戴上“レスピラートル”（呼吸器）保护自己。同期，日本国内出现将呼吸器称为“鼠疫预防器”的广告。1907年，柴山五郎作在有关鼠疫防治的讲义中推荐使用呼吸器。

　　至于呼吸器究竟有多大防疫效果，这在当时似乎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它符合细菌学对阻断传染途径的理论解释。1899年在德国召开的有关鼠疫的卫生会议上，学者们甚至认为“湿润海绵”和“头巾”等就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

　　由此可见，在20世纪初，在肺鼠疫中佩戴类似口罩的呼吸器已经被许多细菌学家所接受，缺乏的只是实验室的科学验证，以及较为统一的生产标准和命名。1910年肺鼠疫的爆发，为呼吸器的大规模试验和普及提供了条件。

二、1910年肺鼠疫期间的呼吸器

　　1910—1911年中国东北出现的鼠疫是近代以来世界遭遇的最大规模的肺鼠疫，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面对这次鼠疫“史无前例的毒性”（unexampled virulence），来自英国、美国、日本和俄国的细菌学家和热带医学家都集中到东北参与防疫。这期间，许多外国医学机构都使用了呼吸器，如美国人兴办的北通州公理会医院和宽城子的传教士医院。

　　中国方面的防疫人员所使用的防护装备相当驳杂。奉天省隔离收容所使用的是呼吸器；黑龙江病院的除鼠队“有时当以呼吸器或棉花塞住口鼻”。比较特殊的是哈尔滨和奉天的一些机构，如哈尔滨的尸体埋葬队和奉天省城防疫事务所均使用了类似纱布口罩的装置——纯粹用纱布制成的呼吸器。伍连德在其中的作用不宜被过分突出，因为当时伍连德只是哈尔滨市的防疫总医官，无权过问其他地区的防疫事务，更不可能在东三省范围内强制推行佩戴口罩。即使在哈尔滨，也有医院使用“遮呼吸器”。事实上，据伍连德回忆，在1910年12月他抵达哈尔滨时，注意到当地的防疫人员都戴着口罩，而且口罩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由铁线做骨架，覆盖黑色棉布；另一类是直接用手术纱布和棉花制作的面部遮挡。显然，前者指的是传统的呼吸器，后者则是我们今天熟知的纱布口罩。

　　哈尔滨和奉天是纱布口罩使用较多的两个地方，因为这两个地方集中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背景的中外医师。他们亲身经历了肺鼠疫之后，大多成为纱布口罩的积极推广者。美国的热带病专家司特朗（Richard P. Strong）就将他在奉天看到的中国医师使用的个人防护装备称为“mask”，尽管当地官方用词为“呼吸囊”。 1911年2月，司特朗和细菌学家杜格（Oscar Teague）从菲律宾出发前往奉天协助清政府防疫。初来乍到，他们就目睹了数十名鼠疫病人被送进医院，深切地感受到肺鼠疫带来的恐怖气氛。同时，他们也发现中国医护人员采取了最严格的防护措施，都戴着口罩、护目镜、橡胶手套，穿着防护服。于是，他们也全部照做。

　　就外形而言，司特朗称中国医师使用的呼吸器为“mask”并不难理解。在当时，由于人们对鼠疫传染的极度恐惧，都会倾向于将面部尽可能多地遮挡起来，这就与呼吸器原本小巧精致的外形产生了距离，更像一个蒙面用的“面具”。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司特朗认为纱布口罩是一个新的发明。他在奉天建立的临时鼠疫实验室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室，但他并没有将“mask”作为研究对象。由于纱布口罩与欧洲使用的呼吸器具有相似的功能，所以在司特朗等人看来并不需要经过特别的检验。

　　日本关东都督府也在其控制的地区大规模推广呼吸器，日本驻军因此佩戴呼吸器长达数月之久。这时，各式各样的日本呼吸器涌入东北。然而，在哈尔滨和奉天的中国医师所使用的纱布口罩却不同于一般的日本呼吸器。其简陋的外观，让人难以与西洋医学所标榜的“技术的支配”相联系，但因其背后有伍连德、嘉克逊、司特朗这些受过欧美医学训练的医师的推动，使人们不得不加以重视，也让日本医师迫切需要通过实验确认纱布口罩的有效性。

　　此外，在当时如果说医护人员佩戴呼吸器是理所当然，那么，医学界还无法确定是否应该给鼠疫病人（或疑似者、接触者）戴呼吸器。此前有关肺鼠疫的各种防疫指南，并无是否需要病人戴呼吸器的说明。满铁医院为了预防医务人员被传染，要求所有鼠疫病人都要戴呼吸器。日本官方公布的报告书中也有疑似病例戴呼吸器的场景。当时有一批日本医师（主要是北里柴三郎的学生）被日本政府派遣到奉天担任中国方面的防疫医官，他们对此问题尤为关注。时为大阪府防疫事务官的松王数男被派往奉天省城防疫事务所，担任该所微生物试验部的防疫医官。据他回忆，在1910—1911年的肺鼠疫时期，纱布口罩是他和奉天的中国医师“唯一的防御装置”。为了验证纱布口罩阻挡患者喷出飞沫的能力，当时他还设计了一个实验，并根据实验数据完成论文，发表在日本的《细菌学杂志》上。松王的研究得到日本细菌学界的广泛认可。柴山五郎作认为这项研究足以证明病人应该佩戴口罩，以保护医护人员不受感染。显然，经过实践的检验和实验室的论证，纱布口罩在当时已经获得国际医学界的广泛认可。

三、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有关口罩的讨论

　　1911年4月，清政府委派伍连德在奉天举办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次会议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34位正式代表参加，其中不少是细菌学和热带医学方面的知名学者，如日本的北里柴三郎和柴山五郎作、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处长史旦莱（Arthur Stanley）、美国的司特朗和俄国流行病学家萨布郎得尼（Danylo Zabolotny）等。大会的主旨是总结这次肺鼠疫的经验教训，为日后中国的鼠疫防控提供明确且符合实际的指南。

　　呼吸器或口罩成为会议讨论的一个焦点。许多与会的欧美学者认为它是唯一可以有效预防肺鼠疫的武器，其重要性超过了疫苗和血清疗法。那么，什么样的呼吸器或口罩才是最佳的？大会主席伍连德一再申明，提交给中国政府的建议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医学界认为，未来东北还会爆发肺鼠疫，因此必须为防疫人员提供数量充足的呼吸器或口罩。而此时东北三省的防疫机构总数在1700个以上，防疫人员近1.1万人，这还不包括清洁队、警察和尸体搬运工等。他们每天消耗的呼吸器或口罩数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因此，口罩的制造成本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大会唯一一篇专门探讨个人防护装备的报告是哈尔滨的中国医官方擎撰写的。当时方擎年仅27岁，刚从日本留学归国，在陆军军医学堂担任教员，面对会场上的医学界前辈敢于直言并不容易。他在英文演讲中，将纱布口罩在制法、佩戴方法和成本方面的优势讲得一清二楚：

　　你们可以看到面前摆放着十多种不同来源的口罩。它们都有一个金属边框。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优势——有的是胜在轻便、外观、舒适性或者款式，但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没有一件能与由两层纱布包裹着一块6乘以4英寸的羊毛制成的衬垫相媲美。……在纱布的两端各剪两刀，长约1英尺，便可以将它变成一个每端三条带子，中间夹一块薄羊毛的纱布绷带。……换句话说，它的佩戴方式改良自颌骨绷带的设计。……这个自制的口罩的造价只需要2.5分钱，与金属边框的口罩相比非常有优势。因此，我们建议在防治肺鼠疫时广泛使用这种口罩以保护呼吸道。

　　方擎所说的十多种口罩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之前也可以被称为“呼吸器”，但现在都不能与中国医师所使用的纱布口罩相媲美（见图2）。因为，他所提倡的纱布口罩造价仅为2.5分钱，约等于1美分。作为参考，1914年在日本售卖的普通呼吸器单价在0.25日元以上，相当于12美分。这使得纱布口罩虽然不如日本呼吸器佩戴方便和外形美观，却是最适合中国经济状况的口罩。

　　种种迹象表明伍连德很可能并未直接参与这款纱布口罩的设计和推广。正如前文所说，对于伍连德这样受过世界一流训练的医学家而言，口罩的作用不言而喻，因而不太会成为他研究的重点。可兹佐证的是，虽然伍连德是方擎的上司，但是方擎并未提及伍连德的贡献。不仅如此，伍连德还曾以主席的身份询问方擎是否可以提供更为确凿的证据，证明这款纱布口罩是最佳的。此外，伍连德在大会上公布的一组哈尔滨防疫照片中，尽管有许多一线防疫人员佩戴口罩的场景，但当镜头切换到伍连德时，他或是端坐在实验室里，或是与众多官员合影。无一例外，他并没有戴口罩。

　　最终，这款纱布口罩被万国鼠疫研究会确定为预防肺鼠疫的“最佳口罩”，并写入会议决议中。然而，方擎等人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大会的承认。方擎虽然没有讲这款纱布口罩具体是由谁发明的，但是他用“我们”一词表示这是中国医师的集体成果。史旦莱在撰写的会议总结报告中却称：这款口罩是“经过大量的试验”而被参会者“一致地”认为有“绝对的”保护作用。史旦莱较为模糊的表述，说明这款纱布口罩被大会认定是一个“无主”物品。为了与其他口罩作区分，史旦莱和司特朗等人称之为“奉天口罩（the Mukden mask）”。

　　据笔者的统计，在司特朗主持编辑的这份557页的英文会议报告书中，“口罩（mask）”被提及多达95次。在报告书的索引中，口罩的条目还被详细分为“最佳款式”“制作”和“意义”三部分。但是“呼吸器（respirator）”一次也没有出现。就连曾将“レスピラートル”（呼吸器）写进鼠疫讲义的日本代表柴山五郎作，以及在万国鼠疫研究会召开前给《柳叶刀》（The Lancet）写稿介绍东北防疫中的“呼吸器”的英国公使馆医生德来格（George Douglas Gray）也都改口称“mask”。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司特朗作为这本报告书的主编，出于方便阅读和检索等技术原因，将所有的“respirator”都替换为“mask”。尽管这背后的动机难以揣测，但其产生的影响却非常深远，这种跨语际的实践带来的不仅是中英两种语言表面的“可通约性”，更使某些中文词义恒以英文为准。万国鼠疫研究会英文报告书是中文报告书的翻译依据，“mask”的出现，打破了原有“respirator”与“呼吸器”的对应关系，促使许多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中文术语去对应“mask”的词义。由此，“口罩”逐渐成为主流，“呼吸器”则消失在国人的日常语汇之中。

　　“奉天口罩”的制作方法本由中国医师提出，中国医师却丧失发明权和命名权。一些未曾参加大会的中国医师甚至误以为“奉天口罩”是由外国医师发明的。即便是时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的俞凤宾也认为，“今日之面具（即口罩——引注）”是在清末鼠疫时期由海外医师集体制成的。

　　然而，万国鼠疫研究会所形成的关于口罩的共识，几个月内便被提倡者自己打破。司特朗和杜格回到菲律宾后，本想证明“奉天口罩”具有抵御飞沫的能力，但实验结果却让他们吃惊——“奉天口罩”无法提供足够的防护。他们发现带有细菌的细小喷雾可以直接穿透纱布及棉花。杜格因而感慨说，纱布口罩符合传染病预防的直观逻辑，能给佩戴者带来巨大的安全感，所以当时不会有人去质疑它的防护力。司特朗不仅将这些研究发表在1912年的《菲律宾热带医学杂志》上，还将它作为注释写进当时正在编辑的《万国鼠疫研究会报告书》中，表示“奉天口罩”“不能防护细菌”。

四、从“奉天口罩”到“伍氏口罩”

　　远在马尼拉的司特朗也许可以从容证伪“奉天口罩”，但是对于那些在中国抗疫前线的医师，防治鼠疫的成果却不容轻易抛弃。在此后的十年间，伍连德没有公开与司特朗商榷，而是继续在防疫中使用“奉天口罩”。史旦莱也在租界内劝导外国人佩戴“奉天口罩”，以抵御可能发生的鼠疫。

　　在1911年之前，出生于英国海峡马来西亚的伍连德，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华人医师。1911年肺鼠疫的顺利扑灭使他成为鼠疫防治领域的一颗新星。在此后的东北防疫中，伍连德投入相当多的精力从事鼠疫研究工作，并在欧美和日本等地做了大量学术报告，发表了多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奉天口罩”作为抗击鼠疫的重要成果，也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伍连德重点研究的对象。

　　1920年冬，东北再次爆发肺鼠疫。伍连德及其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的下属一面进行防疫，一面针对肺鼠疫进行了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全面的科学研究。伍连德等人试图借此机会，解决一系列在肺鼠疫领域悬而未决的争论和难题，这其中就包括“奉天口罩”的有效性。

　　同样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院的陈永汉重复了十年前司特朗、杜格等人的实验，将含有鼠疫菌替代物——乳酸双歧杆菌的细小喷雾对着“奉天口罩”进行喷洒，得出与杜格相似的结论——“奉天口罩”不足以保护佩戴者免受传染。但伍连德认为，东北地区的鼠疫传染风险没有这种人工喷雾产生的高，所以“奉天口罩”只要佩戴合理，仍是最佳的个人防护措施。

　　为了证明东北地区的鼠疫传染风险低于人工模拟的实验室环境，伍连德进行了第二组实验。他们采集了15个在实际防疫中使用过的“奉天口罩”作为样本，这些口罩在1921年3月曾被暴露在鼠疫病房的环境中半小时到4小时不等。他们检测了这些样本三个表面中某一个表面的鼠疫菌，只有一个口罩的纱布外表面检测结果呈阳性。伍连德可能担心样本数据太少不足以说明问题，因而解释说，实验原本还会继续进行，但是因一同参与防疫的苑德懋医师突然感染鼠疫去世，他们不得不终止实验。蹊跷的是，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的官方报告显示苑德懋的去世时间是1921年2月21日，而伍连德的论文记载的实验数据是从1921年3月3日开始收集。这表明伍连德实验数据的不足，也许并非因为下属的死亡。不过，一名防疫人员死于鼠疫，至少说明“奉天口罩”存在漏洞。所以，伍连德在口罩外面紧急加装一层面罩（hood），增强防护。但是，伍连德并未因此承认实验的失败和口罩的无效。

　　1921年秋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落成典礼暨国际医学大会上，伍连德宣读了他的研究成果，并将之发表在英国的学术期刊上。面对大规模发生的肺鼠疫，伍连德并不需要像司特朗和杜格那样模拟鼠疫传染的环境，而只需要将鼠疫病房纳入自己的实验之中，便可以实际检验“奉天口罩”的有效性。所以，尽管伍连德的实验确实存在缺陷，但在当时却是难得的通过实际观察完成的论文。毕竟，司特朗和杜格的实验可以复制，但是肺鼠疫的爆发却不是任何一位细菌学家都有机会亲身参与的。因此，伍连德说：

　　可以看出，实验结果的确并不完全支持口罩的绝对防护作用。然而，我们不可能总根据实验室的结果来采取实际行动。我们经历了中国北方的三场巨大的肺鼠疫。当时非常容易传染。无疑，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应该戴（这种）口罩。

　　伍连德进而提出，口罩可以在教育中国民众养成卫生习惯方面发挥作用。在他看来，一方面是处于东北的医师需要佩戴口罩保护自己；另一方面是东北民众缺乏现代卫生知识，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进行卫生教育。他承认尽管在某些场合几乎不存在传染的风险，但是如果医师能够以身作则坚持佩戴口罩，将会对普通民众产生巨大的教育意义。

　　伍连德并未止步于此。正是在这次北京协和医学院组织的国际医学会议上，伍连德宣布“奉天口罩”是由他首先“引介（introduced）”以预防1910年爆发的肺鼠疫。第二年，伍连德第一次公布了口罩的“戴法图”（见图3），这便是今天常常被研究者用来说明“伍氏口罩”的原始照片。事实上，这已经是经过伍连德改造的“奉天口罩”——伍连德说他在20世纪20年代将口罩两边的各三条带子简化为了两条（参见图2、图3）。

　　1926年，伍连德将自己历年来对肺鼠疫的研究成果编纂成书，在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的赞助下出版《肺鼠疫论集》（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这大约是医学史上第一本有关肺鼠疫的专书。在这本书中，伍连德第一次详细论述了口罩作为防疫工具的历史。他将口罩的历史塑造成一种绵延数百年的防疫传统，并将1910年肺鼠疫时期出现的纱布口罩置于近代口罩进化史的最新高峰之上。他引用方擎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宣读的论文，称东北防疫时期只有一种“由伍连德引介的”纱布口罩，既便宜又简洁方便，得到广泛的使用。然而，事实上方擎原文中并没有这句引文，此处应为伍连德后加。伍连德也完全没有提及同时期的呼吸器仍然广泛地流行于欧美医学界。在他的叙述中，呼吸器在世界范围内仿佛已经被他所引介的纱布口罩“全面取代”。

　　十年之后，在国民政府卫生署的支持下，伍连德与其下属陈永汉等人共同编写出版题为《鼠疫：一份医学与公共卫生工作者的手册》（Plague: A Manual for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Workers）一书。该书被权威的《美国医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誉为“所有语言中最为全面的鼠疫研究大全”。第二年，该书中文版问世。英文版保留了1910年鼠疫期间的纱布口罩是“由伍连德引介（introduced by Wu Lien-Teh）”这样的字眼，中文版则明确说“该面具伍连德氏所发明”。

　　有趣的是，伍连德本人却没有在其195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声称是自己引入了纱布口罩。在回忆录中，他不仅记录了1910年初到哈尔滨时看到的各种口罩，还明确指出纱布口罩是由中国防疫组织所推荐使用。遗憾的是，他的这一变化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重视。2000年出版的《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一书仍认为，1910年鼠疫时期的口罩是由伍连德所“创造”，因而“被誉为'伍氏口罩’”。2011年，伍连德回忆录中文版问世。该书在原著基础上增加若干配图，其中一幅纱布口罩的图片标明“伍连德设计的口罩”。其实这幅照片来自伍连德1926年的《肺鼠疫论集》。显然，伍连德早年所建构的话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伍氏口罩”已成为人们心中伍连德抗击鼠疫的象征。

结　语

　　1910年鼠疫时期的面部个人防护装备在名称上经历了从“呼吸器”到“奉天口罩”的转变，尽管在器物层面，它的科学原理并无本质变化——均为使用物理方式阻断传染途径。其背后的原因在于，西方医师在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上的主导地位使中国医师发明的呼吸器被重新命名为“奉天口罩”。这伴随的却是发明权的丧失——中国医师的贡献并未获得国际医学界应有的承认。“奉天口罩”反而在当时许多人的认识中是西方医师的功绩。此后，中文“呼吸器”一词逐渐不再被用来命名这类个人防护装备，“口罩”则成为“医用口罩”和“N95口罩”的共同指称。然而，在英文中“respirator”（呼吸器）仍然被使用，并且指称比一般医用口罩防护能力更为强大的N95口罩。

　　伍连德并非“奉天口罩”的独立发明人，包括方擎在内的中国医师的集体功绩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创造性地将颌骨绷带与呼吸器结合在一起，大大降低呼吸器的制作成本，当时的普通百姓恐怕很难有能力购买昂贵的日本呼吸器。口罩作为预防传染的重要防护装备，其在物质层面的更新换代，还要依托有利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尽管伍连德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提出是他发明了“奉天口罩”，但他在服务民国卫生防疫系统的20多年里，没有对“奉天口罩”做更多的改进，只是将原本两边的各三条带子，改为两条。有关纱布口罩的科学生产和检验标准要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得以全面建立起来：原始的双层纱布口罩被增加到六层至八层；有的指南中还强调有铁线作为骨架的口罩更能贴合人脸，隔绝传染。显然，口罩在现代中国的发展也是整个国家科研和工业水平得到巨大提升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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