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抑武”政策导致的杨业悲剧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太宗亲督大军攻陷河东太原城后，北汉皇帝刘继元率臣下出降，但刘继元手下一名叫刘继业的将官仍据守阵地拼死抵抗。这位武官乃是北汉名将，原名杨继业，出身将门之家，能骑善射，勇武冠于诸军，人称“杨无敌”。当时，北汉国君因十分器重杨继业，便按照传统宠遇臣下的做法，赐其以皇室之姓，于是他便有了此后的姓名。刘继业在以往与宋朝军队的作战中屡屡获胜，所以也给宋家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河东既已克复，太宗皇帝就想收服这员勇将，遂令刘继元招谕其部下。当使臣持国主书信来到军中后，刘继业只得痛哭一场，然后解甲归降。对此，太宗非常欣赏，一面大加赏赐，一面为其恢复原姓，并将名字中的“继”字省去。于是，杨业便成为大宋的将领，官拜郑州防御使。

北伐幽州失败后，太宗因考虑到杨业久习边关战事，就任命他知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负责河东北部防线。当驰骋代北沙场的杨业全神贯注于防御北部契丹军队时，他也许没有察觉到朝廷政治气候的微妙变化。

第一次北伐幽州失败后，当朝文官集团的重要人物都开始对主动出征行动持反对意见。新近崛起并掌握了朝廷大权的文官们，是不愿意再看到国家的中心任务转到武夫们的身上，兵戈厮杀这样的事，既非其自身所长，也与自己长期遵循的以中庸与仁义为核心的儒 术治国原则相距甚远。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特别是执掌朝政的大臣们更喜好太平气象，而对北伐没有多少热情。所以文官们对天子抑制武人的行动，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并不断出谋划策。“将从中御”，可以说是太宗朝深化抑制武将举措的重要产物。太宗在给出征大将设置监军的同时，赋予监军们更大的监督权，于是统军将帅的一举一动都掌握在天子手中。

雍熙元年（984年）初，太宗对禁军自都指挥使至百夫长在内的大批军官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前后历时一个月左右，然后对他们分别采取了或升或降的委用措施。除了考核，太宗还命令将校们互相作保。有一名叫魏能的军官在戍边前，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找不到保人，最后只得由皇帝亲自担保。太宗在考察完武将后，对身边的近臣们说：朕选拔将校，首先看他是否具有循谨的性情和管理手下人的能力，其次才考虑武勇的素质。的确，循规蹈矩者要比果敢骁勇者更好驾驭，而互相联保加上阵图和监军，足以使飞扬跋扈的武人变得安分起来，这一切又都是太宗及其文官集团精心运作的结果。

在以上背景之下，只识兵略的杨业遂演出了一幕悲剧，并且将一名元勋宿将也牵扯进一段公案之中。雍熙元年（984年）前后，知雄州（治所在今河北雄县）贺令图及其父向朝廷上奏反映：契丹国主已死，国母听政，大将韩德让专权，主幼无知，其内部动荡不安。因此，他们建议朝廷乘机北伐，以收复幽州。当时，文臣宋琪、李至等都反对主动出击，但太宗这一次却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而倾向于通过收复幽州等长城一线，来解决北部国防上一直被动不利的问题。然而，贺令图提供的情报并不准确。公元982年，辽景宗去世，帝位由未成年的儿子耶律隆绪继承，朝政则由其生母萧太后主持，“主幼母专”的现象的确是事实。但萧太后的治国才能以后被证明是非常杰出的，而韩德让作为契丹境内汉人势力的代表人物，对太后的支持，更增强了其统治。所以，其国内动荡的情报并不属实。

雍熙三年（986年）三月，在太宗一手策划下，朝廷大军兵分三路北伐。其中东路军主帅为曹彬，从雄州北上，直逼幽州；中路军由田重进任统帅，从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州）攻夺飞狐口（在今河北涞源）；西路军从雁门北上，攻击对方的云州（今山西大同）和应州（今山西应县），这一路的主帅为潘美，副帅就是杨业。按照天子的意图，曹彬一路应缓师而行，以声言攻打幽州为诱饵将契丹主力吸引到幽州城下，然后由中、西两路军深入到幽州侧后翼，最终形成对幽州的合围之势，一举收复这座重镇。

但太宗君臣始料不及的是，辽国得到宋朝用兵的消息后，迅速做出了一系列反应，任命前次在幽州高梁河战役中大败宋军的将领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为统帅，征调国内各部兵马南下迎战；萧太后与少主则亲自坐镇二线，调遣军队作为后援；其主力设置于幽州一带，采取重点打击和各个击破的应战策略。可以说契丹人已做好了反击的部署。

宋朝的西路大军出师雁门后，进展非常顺利，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连下寰（今山西朔县东）、应、云及朔（今山西朔县）四州，兵锋直抵长城脚下，辽地方守将和官吏纷纷投降。与此同时，中路军也在飞狐口通过伏击大败对手，进而一度攻占了蔚州（今河北蔚县）。当中、西两路军取胜的战报传到东线后，曹彬麾下的部将再也按捺不住求战的情绪，纷纷要求迅速出击。曹彬在副将们的一再鼓动之下，只得率军加快了推进的速度。

此时，曹彬统率十万大军行动，粮饷供应十分紧张。当他们攻克了涿州（今河北涿州市）之后，因正面遭到契丹精锐骑兵的骚扰，无法快速取得进展，不久粮道又被对方阻断，只得暂时放弃战果，退回雄州。随后，曹彬部再次携带够五十天食用的粮草北上，经过一番艰苦的战斗，二度攻克涿州。但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天气已开始炎热，东路大军经过激战十分疲乏，而军饷供应又不能及时解决，于是曹彬部陷于欲战不能欲罢不可的困境之中。就在这时，契丹各路援军云集幽州城下，萧太后与幼帝也亲临前线，做好了发动反攻的准备。形势既然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曹彬只得下令回师。结果，宋朝军队刚掉转头尾，辽军就立即追杀过来，东路北伐军顿时混乱不堪。五月初，当曹彬部退到岐沟关（在今河北新城北）时，遭到辽军主力的猛烈攻击，溃败下来的队伍纷纷抢渡拒马河（在今河北容城县及霸州市以北），“人畜相蹂践，而死者甚众”，不少随征的文官也淹死于水中。据《辽史》称：当日宋师自相践踏，死者过半，河水竟为之不流。

骁勇、快速的辽国骑兵部队在大败曹彬指挥的大军后，又迅速转而向西，准备对另两路宋军实施打击。此时，太宗皇帝已获悉十万主力惨败东线的消息，惊惧之下，立即下诏中、西两路军火速班师。田重进部因原本就未深入对方境内，所以幸运地撤入宋朝境内的定州防区，但深入云、朔等地的西路军就没有那样走运了。

潘美和杨业接到朝廷撤军的诏令后，才发现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退兵行动，自己同时还要承担掩护云、应、寰及朔等四州百姓内迁的任务。面对数十万行走迟缓的男女老幼，眼见辽国太后亲自督率的十万大军已攻陷寰州城，对手战旗即将出现在眼前，富有御辽经验又熟悉代北地形的杨业便向主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今敌军锐气正盛，不应与其正面作战。为了完成朝廷赋予的迁移数州民众的任务，我们应从大石（在今山西繁峙西北）出军攻应州，迫使契丹主力前去营救。当敌方大军被吸引到应州一带时，便命令诸州军民迅速从雁门山中石碣谷南撤。我军利用石碣谷有利的地形，埋伏三千名强弩手，再配合以骑兵支援，就可以顺利完成本路军承担的任务。杨业的建议无疑是极具胆识的正确方案，久经战火的大帅潘美不会看不出它的价值，但他却没有表态，因为军中还有一位天子派来的监军，必须先洞察人称“贵臣”的监军的态度，才能裁决。

当时西路军的监军为西上阁门使、蔚州史王侁。当他听了杨业的建议后，马上提出异议：你们领数万精兵，竟怯懦如此，应当直接从雁门北川中出师， 鼓行而攻马邑（即寰州）。另一位出身太宗藩邸旧班子的武将刘文裕也赞成王侁的方案。性格直爽的杨业只考虑如何取胜，全然没有考虑其他因素，遂对众人说：不能这样做，否则必败无 疑。王侁听罢立即指责道：你素号无敌，如今遇敌竟逗挠不前，是不是还有别的打算？此话一出，才使杨业顿然清醒，想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监军控制之下，就连郭进那样的功勋大 将尚且受到天子贵臣的凌辱，何况自己不过是降将出身。气愤之下，杨业挺身对监军道：我非怕死，而是时势不利，如此硬打只能白白葬送士卒，而于事无补。你现在责备我不能死，那我就为诸位先死。杨业说完，便立即引部下出阵。临行前，他流泪请求主帅潘美在退路必经的陈家谷口（在今山西宁武北）埋伏接应。潘美答应了这一要求，在险要的陈家谷口布下了伏兵。

当杨业向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契丹大军发动进攻后，其余宋军都守候在阵地上。过了半天不见杨业踪迹，王侁派人登高远望，以为敌军败走，便想赶去争功，遂擅自领一部分军兵离开预定的伏击地。潘美眼见无法制止监军的行动，也自己带兵南撤。原来，杨业率军队出发后，辽将耶律斜轸就在山林中设下伏兵，将宋军一步步引诱进圈套中，随之大败对手。但当潘美和王侁听到前方战败的消息后，不仅没有赶去增援，反而立即率军逃逸。

杨业率领残部一边撤退，一边拼死抵抗，就这样从中午坚持到暮色降临，终于来到陈家谷口，如果这时埋伏的大军利用地形优势出击的话，不仅可以掩护杨业撤退，而且可以给同样疲惫的辽军以重创。然而，杨业眼前出现的却是空荡荡的山谷，看到这一幕，他“拊膺大恸”，随即再次率领手下将士力战追兵。据说，杨业此时身边仅有百余人，他不愿看到追随自己多年的部属无谓送死，就对众人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儿，不必与我同死，如果你们能死里逃生的话，也可以将情况报告给天子。这些军士听了大将杨业的话都感动得流下泪水，面对死神竟无一人肯离去。最终的结果是他们几乎全部阵亡，包括随父亲出征的杨延玉与岳州刺史王贵。杨业在身受数十处创伤的情况下被对方俘虏，之后，他便绝食自杀。史籍记载，杨业被俘后，曾长长地叹息道：皇上待我深厚，我本期望通过守边破敌来回报，不想反受奸臣嫉妒，逼我去死，致使王师败绩，还有何面目求活于异域！

有关杨业的悲剧，在当时就已震动了朝野，此后千余年间也一直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哲宗朝著名文士苏辙在出使辽国时，曾专程凭吊了契丹人修建的杨业祠，他有“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的诗句，表达了对一代名将杨业的怀念，并提出了杨业之死与“畏人言”有关的看法。这里所说的“畏人言”，其实并非真的是畏惧王侁一类的监军之言，而是监军背后的专制天子。太平兴国以来，太宗对武臣们的管束越来越严，监督也愈来愈密，这就使当时的将领们不能不提心吊胆，唯恐触犯大忌。

王夫之在所著《宋论》中说道：曹彬谦而不敢居功，潘美陷杨业于死地的做法，也是为了防止功名过盛，即所谓“功高震主”，所以选择了不追究责任的战败结果，“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这样看来，王侁等人固然罪该万死，而潘美在制造杨业悲剧过程中也因为含有不可告人的私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归根结底则是由太宗“抑武”的方针所致。

【摘自：《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陈峰/著 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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