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泻何以“养五脏、益气力”,历代医家有哪些不同的看法?

泽泻的入药部分是干燥块茎,呈2~7cm的类球形或卵圆形,质坚实,断面黄白色,粉性,有多数细孔。气微,味微苦,归肾、膀胱经。功能是利小便,清湿热。用于小便不利,水肿胀满,泄泻尿少,痰饮眩晕,热淋涩痛等症。(摘录于《中国药典》)

从药典的记述可以看出的是现代医家多认为其药性“偏泻”,而最早期的《神农本草经》则首载泽泻“养五脏、益气力”、《别录》亦调“补虚损五劳”。之后,甄权、日华子、张洁古等人也有类似的看法,谓之“可治虚精自出”,“补女人血海、令人有子”,“去旧水养新水”云云。

但后世也有很多医家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李时珍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对于陶宏景、苏敬等人尊崇《本经》以泽泻为上品,认同泽泻“久服轻身、面生光”有补益之功,很不以为然,指出:“泽泻行水泻肾,久服且不可,又安有此神功耶,其谬可知”。对于《本经》、《别录》之论做了精辟的分析:“脾胃有湿热,则头重而目昏耳鸣,泽泻渗去其湿,则热亦随去,而土气得令,清气上行,天气明爽”,指出了泽泻之所谓“补”,实为渗除湿热之功。

并且,李时珍还结合泽泻在仲景地黄丸中的运用,阐明了泻邪药物与补益药物的相互依存关系,他说:“仲景地黄丸,用茯苓、泽泻者,乃取其泻膀胱之邪气”,并指出:“古人用补药,必兼泻邪,邪去则补药得力,一辟一固,此乃玄妙,后世不知此理,专一于补,所以久服必至偏胜之害也”。这些深刻的见解和宝贵的用药经验成为后世临证用药的指南。除了濒湖老人所论之外,余如《本草蒙筌》、《本草汇言》、《本草通玄》、《药品化义》、《本草正义》等所论虽各有见地,也皆主“泻”不主“补”。

通过上述,可以知道的是:泽泻对肾中浊气的祛除基本都是认可的,只是历代医家对“补肾”“泻泻”的理解不同而已,有固肾泻水即为“补”之说的;有滋阴利小便即为“泻”之说的;亦有佐药配君随主性之说的。

笔者开始以为是炮制法不同导致的,对比下来也有一点发现。泽泻的炮制方法最早见于南北朝的《雷公炮炙论》,自雷公提出酒泽泻后,后世医家多有应用的,可谓记载最早、应用时间最长的泽泻炮制品;到宋代出现了炒泽泻;元代出现了蒸泽泻;明代记载了有米泔制泽泻和盐泽泻,盐泽泻目前已被我国绝大多数地区所用,并成为医者中所喜用的炮制品。现代虽尚发展了麸炒泽泻、土炒泽泻等炮制品,但在中医临床应用上却不属常用品。

明代开始大量有反对泽泻主泻而非补之说,如《本草经疏》:'病人无湿无饮而阴虚,及肾气乏绝,阳衰精自流出,肾气不固精滑,目痛,虚寒作泄等侯,法咸忌之。'在此之前,几乎没有药学书籍提到泽泻味咸,那也只能是与青盐炒过后,咸味入肾更强增加了利小便的清泄作用。

王履《医经溯洄集》长论到:'张仲景八味丸用泽泻,寇宗爽《本草衍义》云,不过接引桂、附等归就肾经,别无他意。愚谓地黄、山茱萸、白茯苓、牡丹皮皆肾经之药,固不待泽泻之接引而后至也,附子乃右肾命门之药,官桂能补下焦相火不足,亦不待乎泽泻之接引而后至矣。唯干山药虽独入手太阴经,然其功亦能强阴,且手太阴为足少阴之上原,原既有滋,流岂无益,且泽泻虽咸以泻肾,乃泻肾邪,非泻肾之本也,故五苓散用泽泻者,讵非泻肾邪乎?白茯苓亦伐肾邪,即所以补正耳。是则八味丸之用泽泻者非他,盖取其泻肾邪,养五脏,益气力,起阴气,补虚损之功。'历代医家这种尊古而不拘泥于古的治学态度,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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