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地摊，值得骄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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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乔紫叶

有天我放学回家，见父亲落寞地站在门口，不言语，半边脸肿了。

父亲告诉奶奶，他朝早去市场卖菜，市场里面没位置摆，就在市场外面摆地摊。那班人又过来收税。因没开市，他请求晚点交。那班人的头目说不交税就不准摆，还要把秤收走。双方起了争执，一杆称折成两截，他的脸也被他们打伤了。

那天的菜，没卖出去，那天的父亲没有了尊严，满怀羞耻、愤怒和无奈，回来又愧对老母亲和妻女，只能沉默不语。

那是普遍贫穷的九十年代，那是那个年代里的某一天，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如果不是父亲脸上的伤，那一天也只会被我遗忘。

那个年代，在地里种菜，去镇摆地摊，是父亲维持一家人生计的唯一途径。贫穷的日子在土地里四季轮回，为了生存，不得不竭尽全力。

我以为，时间是往前走的，那样的日子不会重现。我以为，那只是在解决温饱时人们迫不得已才会选择的一种谋生方式。不曾想，官方宣传已经摆脱贫困的今天，摆地摊却被大力提倡，还大有全民参与的势头。

也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更多的考虑如何活下去，而无所谓尊严与体面吧。

在地摊经济摆上官方台面之前，早已有不少人开始做微商谋生。健身教练在朋友圈卖起了蛋白粉，歌手放下吉他开始卖手工辣椒酱。因湖北封省，恩施茶叶滞销，曾瑞停下写作，也当起了微商，在朋友圈吆喝着给家乡人卖茶叶。至今还有一批恩施玉露留在广州等待出售。

当生存环境产生变化，调整生活方式是人的基本直觉。

疫情之下，大家都是暂时的幸存者，有人因为保障较为充裕而压力较少，但更多人在生存压力下不得不想尽各种谋生办法。

这半年来，因为疫情很少会友。昨天第一次去见朋友，夜里从广州的南边坐出租车往东回来，车窗全开，迎着风，一路上有意观察路过的景象。

时间已过十二点，有个男人骑着电动车，后面坐着一个女人，提着许多谋生的工具，似乎刚刚下班。

有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光着上身，用力蹬着一辆三轮车，车上装着回收品，装载量严重超标，稍有不慎就有侧翻的可能。他伏着上身，使劲蹬着脚踏，暗红色的背部在路灯照耀下泛着光。

一路从窗外过去的，还有许多外卖员，穿着各个外卖平台的服装，开着电动车飞速而过。

在城市里，时间的界限清晰而又模糊，似乎只要不停歇，只要足够坚韧，就有活下去的可能。

在乡村，时间和季节有着严格的界限，农民只能遵循那一套作息规律，在有限的土地里寻找出路。

回想那些年的冬天，早晨天还没亮，我跟随父母去地里摘菜，菜心，包菜，萝卜，各种当季蔬菜，拿到水沟里清洗再捆扎，装进箩筐里。父亲冒着严寒，骑自行车带到镇上摆摊出售。为能卖出高一点的价格，父亲一般选择零售，行情不好时要摆一整天，还可能被城管追赶，没收。

那样的时日，在资源有限的乡村里，不管如何奋进，每日起早贪黑，生活依然显得很吃力。因此，摆地摊卖自家种植的瓜果蔬菜是一件严肃的事，关乎生存，关乎活着的尊严。

在更注重娱乐化的今天，大众谈论地摊经济时，也像其他热点一样，多了些戏谑与调侃的成分。对许多人来说，讨论摆地摊就跟讨论美国总统一样轻松。

但不管是过去打压摆地摊的农民，还是今天鼓励城里人开展地摊经济，“地摊”这个词依旧意味着底层、短暂，且没有保障。

而更让人感觉不舒服的，是官方堂而皇之把这件事情当成大事来操办，并且已有消息称某些城市以任务指标下放到每条街道，规定发展多少个“地摊户”。

从近几天来看，地摊经济已经在朋友圈繁荣起来了。算命的，贴膜的，卖油条烧饼的，个个显得兴高采烈。

视频里，那些开着轿车去摆摊的白领们，那些借机大势宣扬摆摊发财之道的商家们，就像舞台上的表演者，对着观众口若悬河，说着漂亮的话。灯光熄灭，谁也不关心他们最后的去处。

试问，世界人口大国，缺的是摆地摊的人吗？呼吁全民摆地摊，谁来消费？是要从此打开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6亿人的钱包吗？

不管合法还是违法，地摊经济一直都存在着，因为这是部分人的求生方式，也确实有人因为“摆地摊”改善了生活。他们不需要组织，自觉流动在人们需要的地方，躲着城管，谋求一份合适的利润。

但因为响应官方的号召，便竭力发展地摊经济，分配任务，这是一种可笑的行为。给流动的商人一个合法的摊位，是一件利民的事，但不能本末倒置。

二十年前，我们家依靠地摊经济维生，父亲脸上的伤痛，还留在我心底。二十年后，我不希望自己也要靠摆地摊来生存，我希望用一种生存方式的进步重拾父亲曾经丢下的尊严。

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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