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王克仲先生，1938年生人。20世纪80年代，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汉语研究室主任。他团结国内外古汉语界上下学人，共舞科学的春天，业绩卓著，功标青史。
令人痛惜的是，2017年6月29日8时45分，先生因患胰头癌，长辞于世。
30多年前，身为电大毕业生的我只用一封求教信，就敲开了素不相识的先生家门，从此心中刻录下先生无数动人的故事……
1985年，我电大毕业，照猫画虎写了一篇毕业论文，贸然提出了一个古汉语语法新概念——介动用法。虽然当时丹东语言学界的师长、前辈给了我很高的评价，但最终能否面世，我心里没有数。
一日，见《中国语文天地》上刊载了一篇文章——《近年来古汉语研究动向》，作者便是我后来的恩师王克仲先生。读罢，我发现我的文章确有些价值，于是，便将先生的文章复印下来，为拙文拉起一面大旗，寄将出去。很快获得了《宁夏大学学报》刊用的回音，后发表在该校学报社科版上。
当时，我隐隐地感觉到，这位王克仲先生，一定会支持我的观点的，于是下决心给先生写了一封信。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奇迹”般地收到了先生的回信。
亲切的问候之后，我分明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今读大作，颇受启发。”刹那间，一种满满的平易近人的馨香，一种满满的奖掖后学的暖意扑面而来。
我似乎看到先生推开手头重要的研究工作，搁置了自己的论著题目，铺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的信笺，将他的大爱、仁德铺写在纸上，传递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喜欢一点学术研究的仅仅是一位电大毕业的年轻人。
贪得无厌的我，又红着脸致信先生，说明自己想看看先生文章中提及的特殊动宾研究的三家专家学者的代表作。很快收到先生的回复，信封是一个十六开的大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公函信封，鼓鼓囊囊装了一大摞复印资料。身居学术陋巷的我一下子眼界大开。于是，一些新的想法浮现在脑中……再后来，时任《中国语文》执行副主编王伯熙先生看中了我的一篇论文，但需要改动。我怕改砸了，功亏一篑；又是先生，强令我到家里助我改稿，于是我在先生家里改了三天稿，吃了三天饭，且顿顿六个菜。交流中，先生耐心地听着我一系列不知天高地厚的设想，然后，很郑重地对我说：“你很了不起，提出的问题，没有不是问题的问题，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写成十万八万字的东西……”于是，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一个电大毕业生，论文顺利地登上了《中国语文天地》《古汉语研究》等让我久久仰慕的刊物；我的研究也被誉为“特殊动宾关系研究”的国内四家代表之一。我更是按先生的要求，将自己的设想写成了特殊动宾专题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古汉语特殊动宾关系研究》。三十多年来，我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教科研著作三十余部，已完成但尚未出版的书稿也有十几部。而且是越到后来越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头……
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原本不坐班的先生，早早地起了床，为大脑开颅手术留下后遗症的师母草草地准备了早餐后，便匆匆上路来到建国门内大街5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这只是因为先生听说我的一本小书中引用《升菴集》的一段文字无从查考。
时针指向了8点，先生硬是从《四库全书》中寻出杨慎的《升菴集》81卷来一篇篇去翻阅。岁月染黄的线装书上，端庄地站立着一个个活版印刷的宋体字，如同先生端庄方正的品格；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先生走在昏暗的时空隧道之中，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迈着一丝不苟的步伐，跋涉在文化的长河中；卷一、卷二、卷三……终于翻到卷八十一，又越过四千九百六十四字，先生在《相马经》中找到了“伯乐相马经有隆颡跌目蹄如累曲之语其子执马经以求马出见大蟾蜍……”
时钟敲响了傍晚四点的时空，此时，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会回响无数轰鸣历史的暮鼓，是的，先生从晨钟回荡时走来，直至暮鼓轰鸣时结束，浩瀚的历史长河会记住这一闪亮的浪花——那是一位大师级的学人，为了扶植一棵注定要枯萎的小草，呕尽了心血……
此时，我突然想起唐弢先生笔下的鲁迅：“他经常为青年们改稿，作序，介绍出书，资助金钱，甚至一些生活上琐碎的事情，也乐于代劳。有一次，……有个并不太熟的青年，靴子破了，跑到鲁迅先生住着的绍兴县馆，光着脚往床上一躺，却让鲁迅先生提着靴子上街，给他去找人修补。他睡了一觉醒来，还埋怨补得太慢，劳他久等呢。”
与先生相处，我身临其境了类似的桩桩件件。我以为我就是那令人憎恶的，让鲁迅先生提着靴子满街跑的青年。2011年，我退休了，真有一种鸟返丛林，鱼归大海的畅快。很累，很辛苦，但却很有成就感。跟着先生，也算搞了半辈子古汉语研究了。于是想总结一下，升华一下，想写一本书，给中小学生写一本讲文言的书；又想给他们更多一点东西，于是，便有了一个较明确的策划：“把大学文言文知识用中小学生语言讲授出来，让中小学生有大学生的学养。”而写作起来，便逐渐忘了原来的策划，而是一味地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尽量浅显明白地教给孩子，于是就教他们读古注，拼反切，为他们说形训，讲声训，谈互训，解释浑言、析言，演示对文释义，给他们讲解对转、旁转、一声之转……讲着讲着，便讲得自己也山穷水尽起来，于是，便把一个草草开了个头几乎没校对的稿子，急匆匆寄给先生：一则想听听先生的意见，如此策划是否可行；再则也想从先生那里获得一点学养上的援助。稿子寄走不久，很快就收到了先生寄回的稿子，迫不及待地撕开包装，翻开书稿，满纸红红蓝蓝的批改，我真的被震撼了。那个夜晚，我诚惶诚恐地拨通了先生的电话：聆听先生一遍遍在电话里掷地有声地教诲：“日高呀，一定要对学生负责，对家长负责，对社会负责，对自己负责！”显然，先生是嫌稿子不曾校对很不高兴——于是就一遍一遍重复着，其声其情一浪高一浪，在我的书房也在我的脑海里久久回荡……一浪高一浪的教诲，警醒了我，促使我后来一遍又一遍无休止地校对。灯下，暖气老化的书房里，冰冷如霜，我戴着老花镜，手里还要拿着个放大镜，“老眼昏花”——年过花甲的日高这才发现，这个耳熟能详的成语竟然如此逼真地写就了自己的生活。失眠之后的我，似乎脑子清醒了，但眼睛又常常起了一层粘膜，使花镜、放大镜，都失去了效果，于是，日高就来到卫生间洗洗脸——其实是洗洗眼，洗洗内眼角，洗洗外眼角，企图将那一层粘粘的膜洗去；做做眼保健操，企图使昏花的老眼重返青春。然后再回到没标点，没注释的古籍前，去寻找书稿的疏漏。然而疏漏依然防不胜防，当校对到《旧唐书·韩愈传》时，一句“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杼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校对几遍的我，在老眼昏花的境况下，完全想当然地感觉到其中的一句就是“抒意立言”，直到有一天天气晴朗，视力尚好，才发现，这本该是“抒情”的“抒”字，硬是在古籍中刻印成了木字边的“杼”字，谢天谢地，又捉住了一条漏网之鱼……那些日子，几乎每天，甚至一天拨响几次北京先生的电话，请教一个又一个自己拿捏不准的问题。而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孜孜不倦地，帮我斟酌，助我剖析，替我翻阅古籍，教我小心求证。想到自己从第一本小书开始，就受尽先生的奖掖、教诲，弟子日高激动不已。那日，又得到先生的一番褒奖，于是，我一字一顿地说：“老师没有您，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一个匆匆登上末班车的电大毕业生。是您把我提升到了一个我自己不敢企及的学术高度。”《学养式文言教程》一天天完善了，不安分的我便生出了一个不安分的梦想。近三十年来，在先生的影响下我一直读着一个权威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的文献一路走来。我知道，作为国内整理古籍的一流出版社，中华书局是只给一流专家学者出书的。似乎吃了豹子胆——当我的书接近尾声时，我的心中不知不觉生出了一个从来不敢奢望的胆大妄为的想法，于是在一次得到了先生赞赏时，我红着脸战战兢兢地试探着对先生说：“老师，我想把这本书给中华书局。”语毕，我的心颤抖了，我担心先生会笑我轻狂，笑我不知天高地厚——走进中华书局怎么可以是我这种人的期盼。然而，先生没有笑话我，而是十分谨慎地说：“可以试试。不过，中华书局的门槛子可高呀。”得到了尚方宝剑——尽管先生已敲了警钟——我还是想闯一闯。于是我红着脸拨通了中华书局编辑部的电话，电话铃声慢悠悠地一声声按部就班地响着，像重锤一声声重重地敲击着我惶惶的心。我想挂上电话，但又不甘心，我似乎感觉到自己的书会得到认可，一旦挂上电话，此生便再无这样的机会，成败在此一搏。于是我闭上眼，抿住嘴，屏住呼吸，坚持着，坚持着，边坚持，边猜测，也许撞上的是一口回绝，也许相逢的是婉言谢绝，也许……也许……“哗啦”一声，对方接电话了，我的心砰砰地剧烈地轰鸣着，只觉得脑子很大，很乱，究竟说了些什么，自己也不知道，然而，对面却传来了一个很热情的声音：“好的好的，您可以把您的部分手稿，目录发给我们看看，附上您的学术简历。……”电话撂了下来。我遵嘱发去相关资料，很快得到了回复：“尹老师，书稿初步看了一下，觉得很有些特色，和领导沟通了一下，春节过后就讨论您的书的出版事项。”万万没想到会如此顺利，我的心在砰砰直跳，我的血在往头上涌，中华书局的编辑在说“书稿……很有些特色” “……春节过后就讨论您的书的出版事项”。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感觉，似曾相识，对，是三十年前，《中国语文》执行副主编王伯熙先生说过类似的话“观点很新，我很赞同”，是语言所古汉语室主任的先生说过的“今读大作，颇受启发”。真的是“苦心人天不负”吗，真的是历史又幸运地重演了吗？我第一时间拨通了先生的电话，先生分明比我还高兴，电话的那一端一声接一声地传来“太好了，太好了……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 先生的祝贺，轰响在耳畔，三十几年的奖掖提携，潮水般涌上心头，日高何德何能，竟然如此幸运，幸遇先生之不弃，幸遇云梯之得登，一生坎坷的我突然觉得那重重坎坷，都变成了步步向上的阶梯，引领着我攀登一座又一座无限风光的山峦……日子突然变得好慢好慢，终于熬到了春节过后上班的日子，很快中华书局的罗明钢先生来电话了，简短截说“领导会议一致认为书很有分量，达到了出版的层次，让我们做个市场调查，看看销售前景如何”。又是等待的煎熬，一日，两日，三日……我在默默地祈祷中默默地等待，等待那个先生和我一起渴望的成功的结局。等来了，终于等来了，然而等来的却是一场空：罗明钢先生在电话中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带着您的书稿，走访了北京的一些中学名校，请了许多名师进行探讨，得到的回答是：书是很棒的学术成果，但可能不好销售，这样上下两本，五十多万字的书，压力山大中学生可能没有时间读。接着罗明钢先生非常委婉地说：“尹老师，出版的事我们只好从长计议了。”看来此书只好另谋出路了，很快，在和先生沟通之后，日高换了一家出版社，排版、校样，设计封皮，印刷、装订……当得知《学养式文言教程》易地出版，罗明钢先生致书一封，大意是说，书放在书局很长时间，却没能付梓，很是歉意。并为拙作写下了下面一番话：这本《学养式文言教程》以2011年语文新课标61篇初中生必背古诗文为载体，将文言文方方面面的知识用中小学生的语言呈现出来，知识深度达到了古汉语专家学者的水平，然而这些知识的传授又极易于被中小学生所接受，很多只存在于专家研究领域的文言术语经作者信手拈来的生活还原，一下子就鲜活起来了，并且永远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了。这种文言文学养的养成，我认为对广大中小学生学习语文，尤其是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提高语言运用能力将大有裨益。我想这是这本书能够实现的最大的功能。作者求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幽默风趣的表达风格又为本书增添了无限的亮色。希望更多的中小学生及广大的家长、语文老师能够静下心来走近这本书，你会发现你已经走近了祖国语言文字的宝藏，在这里尽情采撷明珠奇葩，含英咀华。读透这本书，你会发现你已经成了半个语言文字专家了。评价是很高的，所有的话都是暖暖的，但日高的心里却是冷冷的。因为我刚刚经历了一次跌宕，硬生生地与成功擦肩而过。走进中华书局的梦已经落空，也许这一辈子再也没有机会走进诸多学人渴望登堂入室的中华书局了……也许，真应了那句话，“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我走进中华书局的梦彻底凉了下来的时候，春日里的暖风吹来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的电话铃声突然震响，来电显示是“明钢先生”。我接通了明钢先生的电话，对面传来了一阵春风送暖般的声音：“尹老师，书局策划了一套二十本的《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的国学科普丛书”，看了您上次的书稿，我们觉得您既懂国学，又熟悉孩子语言，所以想请您来参与编写工作。呀，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撂下电话，我手指颤抖着第一时间拨通了先生的电话，有点语无伦次地把这个消息告知了先生，先生当即表态“好哇，这真是一本好书，堪称科普名著《十万个为什么》的姊妹篇，必将在出版史上留下自己的位置。有机会参编此书，你一定要好好珍惜……”昼夜交替，晨昏相继，我分担的《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 》（文化精华下册）终于完工了，《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二十分册相继出版。终于走进了中华书局，激动不已的除却我，还有奖掖扶持我一生的先生，在电话的那一端，先生激动的声音越过久远的时空，至今萦绕耳畔：《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可以和科普名著《十万个为什么》相媲美，它们是文科、理科的科普双璧，功在当代，泽被后世。于是，我买下的第一套《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就是捧献于先生的，不想，今日这套书又随着先生赠与弟子的所有藏书重新回到我的面前，我将它们与当年我发表拙作的《中国语文天地》《古汉语研究》杂志放在一起，因为它们都是先生拉着我的手，引我走进我曾不敢企及的学术殿堂的印记，永难泯灭的印记。
2016年暑期，我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总社邀请，为北京大兴区的部分老师做写作教学方面的讲座。晚上，我从住处新景家园小区步行到崇文门西大街，中国社会科学院很老旧的寓所——305室去看先生。
事情要回到2012年春节，我携全家去探望先生和师母。先生知道我要给孩子们写讲解《说文》540小篆部首的讲义，又知道我当时没有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于是先生执意从书架上拿出此书送我。我知道这是先生必备的案头书，珍爱程度，上面四枚篆刻印章足以说明。我带回了丹东，可深知先生也离不开此书的，于是又买了一本新的送他……
那夜，先生随手将我敬还的《说文通训定声》推到我面前，笑吟吟地看着我，很郑重地说：“写几个字吧。”我真的觉得我不配，于是推了回去：“我还是不写吧。”先生没勉强，可倘若我知道，这是我们师生的最后一面，我一定斗胆写上一段“永不忘却的纪念”……
那个夜晚，先生与我促膝至深夜，我依依不舍地起身告辞，先生执意拄着棍子，下楼送我，我争执不过，只好扶着先生一起下楼，先生爽朗地笑着拨开我的手：“没事儿，我硬朗着呢……”可我们并不知道，癌细胞已在先生充满学术智慧的头脑中潜滋暗长……
还是在楼下的崇文门大街上。三十年前，先生就在这个街头，告诉我如何坐地铁，如何抵达“现代汉语高级讲习班”。今日，与先生站在这川流不息的大街上，忘记了流淌的大街，流淌的人世，流淌的有限生命，依依不舍地执手相对，没有泪眼，只有超越亲情的师生依恋，终于，我松开手，狠下心转身离开——因为先生您实在该休息了——我果决地断然转身离去，走了好久，回头，依然见先生拄着棍儿，立于流淌的崇文门西大街街头，远远地目送着他的学生——我却怎么也猜不透那就是先生最后的目送，那就是我们最后的诀别——如今，崇文门西大街依然浩浩流淌，我的耳边依然回响着先生的嘱托——“你很了不起，提出的问题，没有不是问题的问题……”“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写成十万八万字的东西……”“（所写的东西）要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家长，对得起社会，对得起自己……”“你这是看今图识古字，是一大创造……”“你还可以将《说文》540部首谱上曲教孩子歌唱……”
熙熙攘攘的崇文门西大街川流不息，我的思绪也如这大街上川流不息的熙熙攘攘。突然我心底一怔，不禁仰天长啸，我真的要发难于我一生“高山仰止”的司马迁老先生，何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您看到了，您的千古论断，被两千年后一位如我一样崇敬于您的先生，用一生的高洁平易改写了，彻底地改写了。他不为利来，不为利往，他把最纯真的高洁平易放归熙熙攘攘的人生大街，人生大海，沧海横流，正显出先生高洁平易之本色……先生是得知不久于人世，从从容容立下一份遗嘱：不要惊动领导，所里老同志均七老八十，切莫刺激他们。丧事办完告知一下领导即可。邻居就不要惊动大家了。书，《中文大辞典》《全唐诗》给日高，剩下的，可他挑完后再做处理……办公桌（里）有我的荣誉证书，各类聘书、大学毕业证书，当作传家宝，像命（一样收藏）。
尹日高，1951年生，丹东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先后在《中国语文天地》等期刊发表上百篇学术论文。出版《古汉语特殊动宾关系研究》等三十余部教科研著作。参编中华书局版《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