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与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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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写诗，已经七年。七年，不算长，人生的路也拐了几道小弯。如今，我还在弯路上执著。每当深夜独坐，欲写诗而不能，唯有巨大的虚无笼罩，灵魂陷入空虚。回头看看写下的一切，不过是一种失效的表达。怎么表达才有效，我思考着，正是思考导致了我不会说话。在沉默中，我重新练习发音，试图说出未曾被说的某物。我不满足于构成诗的某物仅仅作为语言而存在，更不满足于某物只是对现实的窃取。面对这陌生的某物，我的发音，总是无法够到，无法触及，无法抵达。
我几乎看不懂诗了。这些诗人究竟在写什么，在这现实中他们为什么就能写出诗来，还写得那么顺畅，我不懂。我以为自己是在另一个向度上潜行。拒绝时代的喧嚣，朝着沉默逼近。裂开的虚无是一道无底的深渊，我不需要高飞，只选择坠落。在此过程中，我明白自己不能沉默，但我说不出话，憋红了脖子也说不出话。偶尔说出的几句，就是诗吗？我不是怀疑自己，只是越来越不懂什么是诗。看完保罗·策兰的诗集之后，我深有感触地写下：面对吓人的现实，当你无法顺畅地说出真相时，一种结结巴巴的声音，反而更增强了表达的力量。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在这现实中，我的确不能像别人那样写的顺畅，写的过瘾，写的让别人满意。
一度，我几乎放弃了诗歌，只写小说。这一选择，是我在精神诉求上的失败，也是我在物质诉求上的迫不得已。时下，一个诗人，不管成名与否，想靠写诗活命都是不可能的。去年著名诗人梁小斌先生生病住院无钱医治，对我的冲击比任何一首诗都来得更猛烈。前段时间，河北作协副主席诗人兼诗歌评论家陈超先生自杀，留下妻儿与老母，为他艰辛的家庭，文坛发起一次募捐，也让我深感作为诗人的尴尬。这世上大抵失败的人多，恐怕唯有诗人失败得最为彻底。
在如今这个伪抒情假叙事言论受到控制商业冲击一切的时代，写小说的，可能相对会好一点。为了早日出人头地，把自己奋斗成一个作家，我几度辞职，整天躲在广州城中村的出租房里写小说，过着一种完全封闭的“坐家”生活。三部长篇写完，投稿无数，音信杳无，我也不在乎。断断续续一年半的时间，五十多万字打在word文档上，我没有成就感，只觉得该做的事终于做了。我对女友说，已经把脑子写空了，是该找份工作的时候了。在内心深处，我却感到焦虑。古今中外，那么多大师之作压在我头顶。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写作还无法回应他们，无法回应这个时代。
于我而言，小说的写作，倒也是一次排毒。当我再来写诗，便没有了废话。对诗歌的语言，要求越来越高。我试图将所有非诗的东西剔除干净，使每一个字成为石头，坚硬，粗糙，光滑，有质地，从而使每一首诗呈现出古希腊雕塑一样的厚重与完美。这样的诗，不能止于事物的表面，而是向内挖掘，甚至让事物本身来说话。我总是感到无能为力，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奈。每次写诗的失败，几乎都失败给了语言。我该用怎样的语言表达，才能赋予事物一种可称之为意义的内涵与外延，才能建构出一座诗歌的帕特农神庙。
写作了这么些年，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汉语，作为一种很少被宗教沾染的语言，在表达抽象事物方面，必然受到的限制。尤其是诗歌，很难做到一种内在的表达。粗糙的汉语导致现代诗的表达总是那么苍白，那么直观。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语不像印欧语一样有资格成为过神的语言。如何使汉语在诸神被废黜的当今语境中成为一种可能，这是历史预留给我们的任务。当我完成了五十多万字的叙事之后，再来写诗，我变得格外吝啬，格外谨慎，尤其节制。语言的通道总是被堵住，无法顺畅。陌生的某物要么失踪，要么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将其命名出来。或许，正是小说的写作，迫使了我必须寻找另一种样式来呈现诗歌。
如果我无视庞大的现实，只用诗歌表达精神的高蹈，这应该是不难的。如果我只写现实，在浮躁中浮躁，在废话中废话，把诗歌写作变成一次语言的狂欢或是生活的鸡毛蒜皮，这应该也是不难的。但我不满足于此。作为一个受到兰波、艾略特、保罗·策兰、曼德尔施塔姆、特朗斯特罗姆等现代主义诗人影响的半拉子，我总是对“陌生化”、“异质化”、“未曾言说的言说”、“把现实加工成非现实的碎片”等等关键词格外倾心与敏感。同时，金斯伯格又在我体内嚎叫，布考斯基也在向我轰炸。因而，我的很多诗的确在向内挖掘，而很多诗又彻底沦为了语言的暴动与狂欢。
诗人西川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大意是说，在今天你不光要去写像秋风明月这类玩意儿，还得去思考一个垃圾桶。诗歌怎么来处理这个垃圾桶？我的问题是，站在大街上，看着四周混乱的现实，我该如何思考。要用诗歌表达城市，表达身处城市的个体内在的声音，我感到一种失语。怎么办？我想起了耶稣，他站在死去的拉撒路坟前说，出来吧，拉撒路就活过来走出了坟墓。在灵魂的墓穴中，那陌生的某物渴望着语言的命名然后复活，我却无法喊出一声——出来吧。
2014-11-15 写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