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这个大国，我很恐慌

曾经，我跟每个人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记得几年前刚来广州时，在体育西路的购书中心外面，看见一个手捏报纸，蹲在街道边仔细阅读的长发哥们儿。我几番考虑，决定跟他搭讪。简单的原因就是，看他的风格，我以为他是诗人，或者是流浪街头的歌手。我想跟他谈谈艺术。但这位哥们儿对我满脸不屑，好像我是一个大骗子，会骗取他的钱财。我估计，他肯定身无分文，就算我是无敌骗子手，也会空手而归。但我只想跟他交流几句，问问他是不是诗人。那时候，我的确还很单纯，每遇一头长发的哥们儿，就想问问对方是不是诗人或艺术家啥的。见我一搭讪，那位长发哥们儿满脸不屑又马上走开。我竟然还追了上去。他看也不看我，好像根本没听见我在说话。自讨没趣，我打消了与他交流的念头。几年之后，我对这个世界依然充满了好奇，只是跟很多人一样，我也用冷漠的表情将好奇之心藏了起来。

我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能不能互相信任。我早就学会了提防别人。有一次夜里坐公交，车上人很少。前排的一个兄弟突然掉头问我能不能借手机一用。我简单而干脆地回答不能。那一刻，我自己都很惊讶，为什么如此无情。其实，我的心很善良。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我们只是彼此提防，生怕被骗。当我看见一家人在路边行乞时，虽然没给钱，但我的确很同情他们。他们坐在大路边，看情形，是一家三口。他们穿着破烂，浑身污垢。地上铺着一张稀脏的旧床单，他们就坐在上面，神情疲惫而茫然。那位母亲肯定病了，一动不动地躺着。父亲抱着孩子，僵僵地坐着，眼睛间或一轮，打量几眼行色匆匆的路人。他们的孩子，流着鼻涕，玩着黑黑的小手。我驻足看了看，那小孩也望着我，一双眼睛特别干净。我简直被那双眼睛给吓住了。于是，我赶紧走开，我根本没有勇气多看一眼那个孩子。我走得很快，不敢回头。我害怕看见那个孩子还在望着我。后来，我突然明白，我逃避的不是那个孩子的眼睛，而是自己的良心。我还有良心吗？

有一次，也是体育西路的购书中心外面，我看见地上跪着一个老头，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标题——为讨回公道向全国人民跪地乞讨——是红色的大字，很醒目。据牌子所写的内容，该老头原是某某地方的一名官员，由于控告某某贪污受贿，招来灾祸，终至家破人亡，只剩他一人，为给家人伸冤，也为了把某某拉下马，他打了多年官司，由于某某后台很硬，官司屡屡失败，花光了所有积蓄，只得流落街头，跪地乞讨，希望全国人民伸出援助之手，助他讨回公道。读完，我不觉一阵惊讶，所写内容，不知是真是假。但看那老头眉宇间确实不同常人，虽然跪在地上，依旧显得不卑不亢，自有一种凛然之气，恐怕也假不了。围着观看的人虽多，给钱的几乎没有。不少人看完牌子，一脸满足地走了。说实话，看到这个前国家干部的遭遇，我有点幸灾乐祸，一分钱没给。如果他真是一个清官。我想，这就是一个清官的最终下场。我似乎已经没有良心了。

两年前的深秋，我的一位亲人在外打工，遭遇了一次重大事故，需要几十万的医药费。她家拿不出几十万，无奈之下，我们选择通过网络向社会求助。这次，轮到我求别人了。很多朋友或不是朋友的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令我十分感动，也十分愧疚。最让我意外的是，武汉的一位诗人出手就捐了一千。我根本没见过这位诗人。他只是通过别人读过我的诗，或许也没读过，只是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他竟然伸出了援助之手。当你遇到困难时，一个陌生人的帮助，就显得格外珍贵。没经历过这种事的人，难以体会那种心情。这次经历，使我的感恩之心有了一定的行动。我想，就算自己的力量再弱，也不应该在别人需要帮助时，只是爱莫能助地袖手旁观。当一个人需要帮助时，你的帮助哪怕是一句温暖的话语，都非常珍贵。后来，看到诗人陈超先生自杀，有人为他的家人发起募捐时，我毫不犹疑地捐了。因为武汉的那个诗人也这么帮助过我，很多不知姓名的人也都这样帮助过我。

对弱者，我一直有一种同情之心。只是，我也是这个国家的弱势群体，没办法帮助别人。面对很多事情，我也跟很多人一样感到特别无奈。在北京火车站，我遇到过一对母女。那位母亲一见到我，就可怜巴巴地说，买车票还差三块钱。她又马上说自己不是骗子，还拿出身份证给我看。她的女儿很小，顶多八岁，表情蛮单纯，有点害羞，不像那种经常讨钱的孩子。看着那个孩子，我掏出三块钱给了她们。那位母亲又马上说，是十三块。我明明听到是三块，转眼又变成了十三块，瞬间我就肯定她们绝对是骗子。这种人我遇过多次，早就知道她们是骗子。但我还是掏了十块钱给那位母亲，还说，我是看在孩子的份上，你别以为可以骗我。说这话，好像就可以让那个母亲从此愧疚，不再靠行骗为生。我知道不可能。有时候，我也的确愿意被人骗那么一下，因为我对这世界还心存怜悯。但我想不通的是，一个四肢健全还带着一个知道害羞的孩子的母亲，为什么要如此恬不知耻地活着。

这个冬天，广州罕见的下雪了，很冷。一天晚上，我去珠江边一如既往的散步，然后又进一家餐馆吃了火锅，很晚才回。在往回走的街边，遇到一个乞丐。那个乞丐我经常看见。他总是披着一块脏兮兮的床单，在街上走来走去。那晚我见到他站在一家餐馆外面，天冷得要命，他竟然没穿鞋，就那么站在寒风中望着墙上的电视看得出神。我想不通，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把自己活得如此凄惨。大冬天，连双鞋子都没有，他为什么还要如此恬不知耻地活着。我当即决定回租房给他找一双鞋子。等我提着鞋子赶到街上，再找他，却怎么也没找到。我四处找，找了将近半个小时都没找到。他就像蒸发了一样，无影无踪。他有家人吗？他的家人在找他吗？我估计，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那个晚上的半个小时之内，我成了唯一在寻找他的人。我找他，也不过是给他送一双鞋，还有几包饼干和一袋方便面。除此，我帮不了他。几天后，我再次遇见他了。他站在路边嘿嘿地笑。我走过去，问他需要鞋吗。他马上不笑了，掉头就走了。那一刻，我倒感觉自己是个傻子。

有时候，我脑子里总是在会想一些很傻的问题。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就在此刻的深夜里，有五万人滞留在广州火车站。我又在问自己，他们冷不冷？我见过睡在火车站广场上的人。那是几年前一个夏日的清晨，我走出火车站看见满地睡得是人。睡在地上的人，完全像死尸或者幽灵。那一刻，我的心的确有点难受。夏天至少暖和。冬天这么冷，五万人滞留在火车站外的广场上，有人会用一秒钟的时间去想想这些人怎么熬过寒冷的夜晚吗？这里面，我相信，肯定还有孩子。我相信，很多人也跟平常一样在玩手机，刷屏聊微信，甚至来个自拍。他们内心肯定很激动，又很焦躁，因为他们要回家过年了，而晚点的火车却将他们滞留在了火车站外的广场上。我已经三年没有回家过年了，简单的理由就是车票难买。其实，我也根本不想回家过年。在通信快捷交通发达的今天，一家人团聚，对我而言，似乎有点困难，也不太必要。我选择有家无归。而那些有家要归的人，也归得很艰难。

活着，我感到一种无奈，一种压力，又觉得很庆幸。比如今夜，我可以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作，而不是站在火车站外寒风呼啸的广场上。但我也很清楚，一件事会发生在某个人身上，就有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我能逃避天灾吗？但有些事，分明是人祸。有时候，就会愤怒，同时又明白，愤怒毫无用处。有时候也会抱怨，同时又明白，抱怨只是浪费时间。我知道人与人之间关系复杂，清楚这个世界不简单。我似乎已经把一切都看清楚了，但又总是想问一句为什么。在广州生活了几年之后，我还是像最初来到广州那样，想找一个人谈谈。我知道，没人愿意跟我谈，就算谈了，也毫无用处。一个人明知一切毫无用处，他还是心怀希望地行动。这究竟是为什么？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活着，活在这个大国，我很恐慌，我恐慌得连自己究竟在恐慌什么都不想说出来。

20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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