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论死刑的语言与方法 | 李子·早茶夜读
大家好，欢迎收听早茶夜读，我是李子。
本月的阅读，一下进入了我的阅读盲区——我的确在阅读中国通史时，曾注意到刑罚的变迁；我的确在阅读诸如二战材料时，注意到某些极刑——但我的确没有想过要阅读一本和死刑相关的法律书，而且，我也并没有慎重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开始阅读《死刑的温度》，开始了解具有律师、法官和法律学者多重身份的作者，他是如何探讨这个问题的——他的目的非常明确，死刑应该废除，中国应该往前走更远，而中国当下已经落后很多。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接触这个话题时，第一反应也是自问立场。我是赞同死刑亦或赞同废除死刑？此时往往马上就会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或新闻上所知案例和舆论），以及我们被社会文化和个性所影响的思维模式，会展开若干理由，逼近自己要主张的点。
但通过阅读这本书，当我想稍稍正式了解一下这个领域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作为个体原生的感觉也可能很重要——但远远地不够，如果要谈论死刑。
这实际上是一个重大课题，需要非常审慎的了解它，理解它，才能更好地谈论它。
我们谈论死刑时，应该主动注意自己的语言和方法。
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应该怎样来认识死刑这个课题呢？我画了一个自己可以作为认知和阅读抓手的概念图——用它作为我的起点：
虽然我们常常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死刑个案案件带入，然后对司法过程和结果有了一个感受，于是就会说死刑的法律制定哪里有问题，执法过程中哪里有问题——甚至直接给出自己的情感倾向：判轻了，不公！亦或：判重了，不公！亦或：舆论胜利了，正义得到了声张！
但是，当我们由一个个具体案件带来的认知或感受，直接介入评价死刑法律的制定或执行时，我们还是应该审慎的审视自己使用的语言和方法基础。至少我们应该自省：我们的立场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辨，我们的建议没有经过系统的了解、理解的专业支撑，我们进入了一个专业领域，但没有经过专业的准备——我们自己的路径，是不成熟的。
我们拿《死刑的温度》这本书中提出几个典型案例来看。
第一个案例是2000年在南京居住的德国人普方一家四口惨遭灭门的惨案，凶手是四个来自苏北的无业青年。他们本来是潜入住宅盗窃的，但由于言语不通，惊惧之中，他们杀害了这一家人。案件的审理，以中国的法律当然是要判以死刑：杀人“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但普方德国的母亲（一说是普方妻子的母亲）给法官写信，要求不要给四位年轻的凶手判死刑。一方面德国没有死刑，另一方面，他们注意到这四位年轻人来自贫困的农村，普普通通并不穷凶极恶，而且没有接受好的教育。虽然如此——但案件发生在中国，肯定最后是以我国法律为准。四个年轻人判了死刑。可是普方的一些朋友和同乡并没有终止行动，他们建立了一个基金，用于帮助苏北贫困儿童的教育问题。这让我们看到了悲剧被超越的一面。
第二个案例是中国河北的一个案件。2008年河北青年宋晓明因为债务纠纷刺死了马某一案，马某的母亲梁建红最终谅解了凶手，向法官求情的前提下，法官轻判宋晓明12年有期徒刑。梁建红超越了自己失去儿子的痛苦，在家人都不同意的情况下，她坚持“我生的我养的，我来拍板”，而最终对凶手做出了谅解。而谅解的基础，就是梁建红朴素的观念：人死不能复生，（凶手）他还年轻，枪毙了又有什么用？不如救他，就当做行好了。
第三个案例来自作者亲自辩护的案件。作者在十余年的文字或演说中经常提到，这个案件是他湖南同乡刘某2004年求助他的一个刑事案件。刘某丈夫的弟弟周某，因为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批捕，最后因为是“假释期间再犯罪，而且伤害死了人”，被判处死刑。中间曲折无比，让我们从一个律师视角，看到了在地方，死刑从案发、审理到中间拉锯，以至于最后还是事与愿违的被判处了死刑的复杂的、也充满偶然因素的过程。就犯罪本身而言，周某和死者双方都有过错，周某是激愤下用水果刀捅伤了死者，而死者死亡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受伤后在医院就医时，医护处理有问题（没有发现和处理腹部脏器受伤）而最终死亡；周某之前曾因跟随盗窃而入狱，此次处理矛盾问题时因为在假释期间还曾主动寻求警察出警的帮助（因为警察没有出警而街道上偶遇死者出现了后续纠纷）。中间最为可叹的是双方的人情，乃至法官都知道这个案件的来由轻重，但还是戏剧性的经历了亲属和解的错位与死刑复核的错位。这种错位和详细的过程白描，让我们理解“死刑”不都是穷凶极恶板上钉钉——而确实有着一系列现实的复杂和偶然。
第四个，我们再看一个荷兰的案例，一位穆斯林移民因为宗教亵渎的理由，谋杀了一位荷兰的著名导演。而且在法庭上，凶手没有任何悔改，对死者母亲还说“我一点都感受不到你的痛苦”。最后，凶手被判终身监禁——这已经是荷兰最重的判罚了。在荷兰当地，凶手的确激起了民愤，但民众并没有对判罚有异议，而是在其它各个方面进行了反思和讨论。
每一个案例，都有非常大的不同。诚然，因为作者的观点与价值立场，我们注意到各个维度的分析，作者都会导向对死刑的慎重并要走向废除；但我们至少看到了，死刑案件是非常复杂的。
作为个案，我们普通人并不能介入，也不应该介入。我们会通过公告，通过新闻，通过舆论进行观察，进行讨论——但我们不应该基于一个个案来谈一项基本法律的废兴。
如果我们来谈论死刑是否需要废除时，我们应该有意识的拆解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条目，具体的执行环节，来看看不同罪名的大量案例。我们可以用大量的案例，来拆解具体而微的点，并用系统的分析、探讨，来理解这个微小的点。有了具体而微小的认知，才能够展开大概念的、宏观的感受和建议。
这期间，还有众多不同层次的维度需要展开——就如《死刑的温度》中所探讨的，它有着各个专业的维度，哪怕如死刑的执行，是枪毙还是注射，注射是用死刑车还是固定处所，哪怕是死刑执行前，罪犯还有没有生育权，有没有基本的人权关怀，哪怕是在案件的审理和判罚过程中，亲属谅解甚至经济赔偿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需要进入相应的专业领域。
这其中，我相信有相当的法律学术研究，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法律人也应该做更多的普及性工作。
如果我们进入的角度是情绪的、文艺的，我们讨论的是悲惨世界冉阿让的宽容，我们讨论的是亲属对悲剧的超越，我们讨论的是人性的闪光点——但我们应该适当把这种情绪，与一个个具体的案例剥离，和立法剥离。
这个时候，我们讨论的社会和文化层面，或者说，讨论的是民意的影响。就如法学家所说的，可能一场专业演讲，一个专业活动，远不如一部讲死刑复杂性的电影，来对民众动员的好——但讨论这些话题时，我们可以讨论社会的方方面面，却不要裹挟立法司法的立场。
《死刑的温度》，从题目来看，这是一本普及性的书籍，我不会轻易的赞同它，但很多年后我会说，是它帮我打开了思考的缝隙。而这一刹那，是我进入一个新世界的起点。
杨早新书
绿茶新书
邱小石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