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7 期 || 罗志英作品:关学----“为万世开太平”
妥说 | 文史 | 艺术 | 诗词 | 文苑 | 经典 | 诗经
作为儒家理学的重要分支,关学传承八百余年、绵绵不绝,自与其衍生地“关中”在中华大地的独特核心地域相关,更得益于自古以来关中文化醇厚、绵延不绝、英才辈出。特别是在清末民初形成又一高峰、大家辈出。
文:罗志英
编辑:梁轩诚
书法家王艳旗书写的“横渠四句”扇面
如果说,作为“关学”的后继:于右任和张季鸾是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更多传奇英雄的色彩,吴宓则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变异当中一个承受八面来风的悲剧人物——世纪的风云逐渐澹定之后,更多的知识分子从他身上体会到精神冲突的幽微万状——感叹吴宓以自己的敏感、不趋于时乃至毕生的痛苦定型感光胶片,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心史。
吴宓的志趣学行和于右任、张季鸾有所不同。于、张早年均处于贫寒之中,并以儒学立身,亲历清朝末年的社会糜烂,眼见戊戌变法的失败,对改良以救中国的道路都认为行不通。二人都是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的信徒。吴宓则出生在一个富裕之家,十七岁时十分幸运地考上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以后便公费留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但毕其一生的思想行为都没有离开“保守”二字,即使对于辛亥革命,他也有很多非议,这样的思想底蕴一直影响到他以后对新文学运动的态度,乃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吴宓去世。此前,鉴于“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扫庭犁穴般的破坏,吴宓在“批林批孔”时喊出“头可断,孔不可批”——他的迥异于人的平生学行和独特人格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在1961 年那样艰苦的年代,间关万里去看望陈寅恪的是吴宓,1971 年自己都朝不保夕,却致书“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打听老友陈寅恪情况的还是吴宓——难怪一生不轻易被感动的“文化昆仑”钱钟书生命最终时对吴宓有泪如倾,难怪钱钟书去世之前最后的文章就是给《吴宓日记》写的那篇序,序中将自己平生学业归入“先师”门下。
有钱钟书这样的学生,吴宓一生足矣。钱钟书的学问融合古今中外,不以门户自囿,在这一点上乃师亦早有言在先。吴宓早年便有这样的文化观念:“若论精神理想一方,吾自笃信天人定论,学道一贯之义,而后兼蓄并收、旁证博览、执中权衡、合覆分核,而决不为一学派、一教宗、一科门、一时代所束缚、所迷惑;庶几学能得其真理,撷其菁华,而为致用。吾年来受学于巴师,读西国明贤之书,又与陈(寅恪)、梅(光迪)诸君追从请益,乃与学问稍窥门径,方知中西古今,皆可一贯,天理人情,更无异样也。”——这其实可以和钱钟书的“东海西海,心绪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作等量观——只是吴宓说这番话是在1919 年,他只有二十五岁。
钱钟书年轻时,并没有把中国学问放在第一位。晚年他的《管锥编》以中国文化为主干,融合中西古今,在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劫难、又因为长期闭关锁国而致西方学术也如空谷足音的情景里展现,发覆破的,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象征。
钱钟书先生
这就是道德的力量。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或许后人评价并不是一个学术的时代,而是一个行为的时代,忠于使命、潜心学问的陈寅恪和钱钟书都是千古文章未尽才,而吴宓的行为痴心至性,则真正是难觅其俦。
其实,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吴宓自己的学术成就不是很高,但是,他在教育方面却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以文化为职志是青年的吴宓在美国留学期间给自己一生确定的方向,从这时候起,乡贤张横渠和刘古愚那种在黄土地里生长起来的崛强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便不断作用于吴宓的事业和生活。回国之前他就计划:以后有了工资收入,每月必须先拿“五十元捐作与同人办报刊的经费,以五十元买书,按日计时自行研读;其余奉亲养家,一切无益学业品德的交游享乐一概弃绝。”——以后几十年的吴宓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诺言实行的。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和主编《学衡》杂志,是吴宓对于自己文化牺牲精神的确实体现。国学研究院建立之初,王国维和梁启超两位导师都是吴宓亲自到府上迎聘的。为了聘请陈寅恪,吴宓给学校当局作了不厌其烦的介绍:陈寅恪出身世家,在生活上是轻易不肯委屈自己的“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是他的家门自道。吴宓为陈寅恪寄薪水、寄购书费,陈寅恪未进清华之门,已经花了学校几千大洋,而当陈寅恪到来之时,吴宓却因为学校的人事纠葛而去职,但他还是陪陈寅恪看梁启超、访陈垣,使陈寅恪初进清华便没有陌生之感。王国维应清华之聘,也和吴宓的虔诚礼敬有关。王国维在清华首讲“古史新证”,吴宓和学生一起恭听笔记。王国维投颐和园自尽前留下遗书,要陈寅恪和吴宓为他整理遗下的书籍——这时候吴宓已经不是研究院主任了。王国维和陈寅恪之所以看上吴宓,除了志趣相投,主要还在他能够因人舍己、有诺必践。
吴宓先生
一切或许源于吴宓的父亲和嗣父都曾经就学于三原宏道学堂,是刘古愚的学生,吴宓因此而称呼刘古愚为“太老师”:每每遇有心事难解处,刘古愚的文集就会搬上他的书案:“是日细读刘古愚太夫子《烟霞草堂文集》多所感发”、“古愚太夫子之精心毅力,其一腔热血及刻苦实行之处,宓自谓颇似之。愿更奋勉,而有所进焉”之类的句子在煌煌巨著《吴宓日记》中屡有出现……
想必1978年去世于故乡泾阳的吴宓时而会惦念起刘古愚、惦念起张载、惦念起宏道学堂、惦念起横渠书院……
“横渠书院”是张载的最后讲学处。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张载辞官回到横渠后,依靠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整日讲学读书“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半夜坐起,取烛以书……“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著作,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他的一生都付诸理学的研究,付诸恢复古礼和井田制的实践,付诸教学授徒的辛劳。
他的奉献如同他载种在横渠书院里的柏树一般,悄无声息、延绵不绝。
柏树是长寿的。那些千年以上的古柏饱经风霜、经世不衰。
张载辞世后,他所创立的“关学”经过元代的延续后,在明代大为盛行、备受推崇。
千年前,张载在横渠书院亲手栽下这棵柏树时,或许他希望这棵树如他的学术一般,永世流传,泽被后世;或许他并没有多想,只是喜爱柏树不畏严寒、敢于担当、朴实无华的品格。
今天的张载祠内,这棵柏树依然参天,依然繁茂。它向世人展示着“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社会建立信仰体系,为民众奠定命运根基,为前圣接继思想学术,为万世开拓太平事业。
记得,数年前曾经参拜眉县张载的“横渠书院”:悬挂清康熙皇帝御书“学达性天”木质匾额的大殿内香火鼎盛:当时时值高考前,烧香拜贤的人络绎不绝,同行的老人不禁问出“临时抱儒脚的主儿心中能有通达先贤的虔诚?”四顾无人回答,但心中似乎都在作答:“金榜题名的功利而已”……
其实,眉县除了以文治明理的张载,还有以武功闻名的白起:两千多年前的秦昭王时代,这里出了一个“战神”,名叫白起。他以神鬼莫测的军事战术攻无不克,令与秦国接壤的楚、魏、赵、韩等家闻风丧胆,近乎完美地实现了秦昭王的父亲秦惠文王与张仪所定远交近攻、纵横捭阖的战略,让毗临四国从此一蹶不振,为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建下了不世之功,与廉颇、李牧、王翦并称为“战国四大名将”,并位列之首。
白起(影视作品造型)
但白起没有逃脱范蠡所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遗训,因为屡屡残杀战俘,白起被后世史学家视为“人屠”:起源于赵国的属地:山西民间的豆腐脑据说就是当年白起在长平之战中坑杀赵国四十多万战俘,那些失去亲人的孤儿寡母,视白豆腐为白起的脑浆,辣子油调料为白起的血液——食其脑,饮其血,以猛吃豆腐脑来化解对白起入骨的仇恨。
但这,对于白起而言都是隔靴搔痒,影响不了他的战功赫赫。
不独为“温故”,更为“知新”——再次重温“关学”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