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略论中国教育学1
（一）
教育为文化体系中主要一项目，而中西教育即有其大相异处。西方教育重在传授知识，知识对象重在向外之事物。故必分门别类，互不相通，而又各分割成各阶层。故西方学校必有分科分年制，又分小学中学大学，均限年毕业。其上尚有研究所，亦限年毕业。获得博士最高学位，即为学终止。分科则范围狭小，分年则为时短暂。要之，现代学校教育乃为青年人传授知识乃及研究学问之一项共同项目，当仅为中年以后继续进修作一基础，并不占人生中行为与学问两方面之极重要地位。教者必先使学者明得此意，方可无弊。
西方又称小学为国民教育。人生不限为一国民，其意义价值，有超乎为一国民之外之上者。倘仅以一国民地位，向其政府来争取人权，此亦为人权之至狭者。又其大学教育分院分系分班授课，内容狭，为时暂，即获最高学位亦仅为一专家，不为一通人。故其所教育，最低则使为一国民，最高则成为一专家，皆把人生意义地位约束了。
要之，为一国民，则仅为其所生一国之用。为一专家，则仅为其向外一事一物之用。教育意义仅为功利。但人生不应仅为功利，此一层实大值商讨。
中国教育则在教人学为人。天生人，乃一自然人。人类自有理想，乃教人求为一文化人、理想人。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主忠信，泛爱众而亲仁。"此始为一文化理想人。中国家庭学校国家社会，教人主要皆在此。受教者当终身奉行，此之谓人生教育，亦可称德性教育。孔子又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始为识字教育，读书教育，亦可谓是知识教育。但亦只占教育中之一部分。知识乃后天之事，由后天获得，供人生部分之用。德性乃占人生之全部分，并由先天传来。故德性教育必求共同普及，知识教育乃可分别授受。今人竞言自由平等独立，惟德性乃自由，又平等，能独立。知识则无自由平等独立可言。
中国之知识教育必以德性教育为基本，亦以德性教育为归宿。孔门四科，德行为首。言语乃国际外交，政事如治军理财，此两科皆为政治用。最后文学一科，则不必为当世用，致意在历史典章之传统上，于后世有大用。是则中国教育非不主用，惟由其各自一己性之所近志之所向来作贡献。而四科实以德行为主，虽若分，而实通，未有违于德性而能完成其此下三科之学者。此乃中西教育意义之大相分别处。
故中国人言知识，亦从各人之内在德性上随时随地为实际需要之应用而分展出各种支流派别来，而不先为知识上作分门别类之规定。亦可谓西方人重其师所授之学，而其师则为一分门知识之专家。中国则重其师所传之道，而其师则应为一具有德性之通才。亚里斯多德从柏拉图学哲学，求真理，而自有所得，乃曰："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孟子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不得谓孟子在学孔子之专门知识，或史学，或哲学，或政治学等，乃在学孔子之为人与为学。其他先秦诸子百家师弟子相从讲学大体亦然。而孔子、墨子两人则最为其著者，故儒墨乃为当时之显学。
孔子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孔子之重人类同情有如此。孔子非分门别类，或科学，或哲学，或文学，或宗教信仰以为教，乃教人以其德性，即其自己所能有之一种情感意境，而为实际人生之主宰所在者。西方之教，乃不重此。如造为铜像，屹立街头，日晒雨淋，常此暴露，更无遮蔽，以供人之瞻仰，而瞻仰者亦不为此动心。又如耶稣像，必在十字架上，血滴淋漓。岂耶稣之足以感动人心者仅在此？西方之人情冷酷，亦可由此而见。即如近代国际迎宾大典，必鸣大炮行军礼，则亦无怪国际间之兵争不息矣。中国人言礼教、风教，亦可谓之情意教。中国传统之教育精神则正在此。
中国人之为师，其教育与其所著作又当分别论。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其视来学者乃平等如朋友。又曰："我无行而不与二三子。"则孔子乃以身教，以行教，以己之为人教。其与来学者相处亦亲切如家人。又曰："我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则其终日相亲又不啻过其家人矣。又曰："回也视予如父，予不得视犹子。"则师弟子之亲，乃亦有逾于父子者。孔子卒，来学者庐墓心丧三年。故来学者之于其师，自称门人弟子。其传师说，乃称家言。而为师者非著书立说以为教，乃一如家人之日常相处以为教。其相与语亦即日常相处语，而深意存焉。如读《论语》可知。《论语》乃孔子弟子记其师说，不仅见孔子之学，乃更见孔子其人。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则与师弟子之日常讲学为异矣。但孔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则孔子之作《春秋》，亦仅以天子命史官之职任自任，与其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异矣。故教育乃见师之为人之全，而著作则仅见师之为学之偏，其轻重可见矣。
战国时，墨子继起，其弟子乃于墨子讲学有著作。道家则不聚徒讲学而自有著作。庄子内篇七篇，乃庄子闭门自著为书。《老子·上下篇》，尤其是精心结撰。此皆著作，非教育。后世重庄老道家，乃更重其引退避世，实亦重其人更过于其书与学。荀子亦一儒，亦广授弟子，但亦自著书，与孔孟异。中国后世亦不以荀子为一教育家。盖其主性恶，其教育人自亦与孔孟异，乃偏重教知识，已多分门别类。其弟子如韩非，亦自著书，而与其师荀子已有别。李斯则不遑著作，而其助秦为治者，乃与荀子义有大背。故中国后世视荀卿，乃更不如视庄老。则中国文化传统重其人更过于重其学，而教育精神亦可于此见矣。
西汉始立太学，博士司其教，虽通诸经，必分经而授。学者受一经，一年即毕业。此因五经皆讲周公孔子之道，为师者仅导其先路，学者得门而入，可以终身依之，是仍重在教以周公孔子之为人，与先秦传统无大相异。故太学中虽同时有诸博士，而来学者必择从其一，此即所以亲师。亲乃知尊，尊师乃所以重道。若重知识，则不仅当兼诸经，亦当兼及先秦百家。而西汉之太学生，则仍重博士为师者之所传道，亦可知。
逮及东汉，各地私人讲学者群起，然皆一人讲授，与太学制度无大相异。郑玄遍谒全国各地名师，归而网罗群言，囊括大典，则其时风气似已偏重学而较轻师。此下乃有经师人师之别。儒林转而为经师，则儒道以衰。三国以下，庄老道家乃代兴。然老子言："不学无忧"，道家之弊在轻学，乃不尊师。于是又尊印度东来之佛教。竺道生主一阐提亦得成佛，乃同于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之义，则仍不失中国重其学乃重其为人之旧传统。下迄唐代禅宗，不识字，不诵经典，亦得成佛。五祖教六祖，仅举心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语。是较西汉太学之仅治一经，其为易简更甚矣。
唐代太学有《五经正义》，于注外更加疏，于是使学者偏重在文字书本上，而转轻师教。乃转使经义不受重视，而至于以诗取士。陈子昂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建安以来，曹氏父子倡为新文体，除陶渊明等极少几人外，文中可不见有作者其人，亦无道可传。陈子昂所深悲，非谓不见有诗，不见有辞赋之文，则其人则非矣。子昂之怆然涕下者在此。李白、杜甫继起，乃有唐代之诗。韩柳继之，乃有唐代之文。乃求于诗文中再见有其人。韩愈言："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愈又言："并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又以孟子自比，又著师说，以师道自任。其时惟释道始有师，而儒者已无师，即柳宗元亦不敢当。愈之言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所传之道，即为人之道。愈在当时以辟佛自任，即当时为人之道也。其为古文乃其业，授业即以传道，而岂徒为一文人而已乎。解惑者，乃解当时信崇释道之惑，精熟《文选》徒工辞赋之惑。则韩愈之为后世师者，实亦韩愈其人，非仅其文矣。
唐代又有书院，家藏有书而可供外人阅览，非学校，亦无师。及至北宋，始于书院讲学。睢阳书院为之首，而胡瑗之苏湖讲学则尤为后世称重。胡瑗分书院为经义斋、治事斋。汉代五经已增为九，岂胡瑗一人所尽通。一国之事如历法水利，皆须专家，项目繁多，又岂胡瑗一人所尽知。而胡瑗独一人为师，明体达用，综其大纲，令来学者分类群习，而胡瑗为之折衷指导，仍不失孔门四科设教之精神，亦即西汉儒林之所谓通经致用。韩愈有言："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师弟子实如同学。《小戴礼记》言："敬业乐群"，师弟子共成一群，共治一业，以敬以乐，情意教育之实际生活乃如此。
胡瑗掌教太学，出题曰："颜子所好何学论。"时程伊川亦在太学受教，胡瑗欣赏其文，拔擢为助教，今此文犹传。颜子所好何学，正学孔子之所教，即教颜子以为人。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正乐此学，亦乐此道，即乐孔颜之为人。倘有群共学则更乐矣。颜渊死，孔子哭之恸，曰："天丧予，天丧予。"共此学，即共此业，亦即共此情，共此为人，即如共此生命。故颜渊死，而孔子哭之谓天丧予也。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中国艺术亦一种人生艺术，即情意艺术，故与中国之传统教育精神亦相通。惟教育终亦与艺术有不同，故颜渊子路死，孔子皆曰天丧予，而孔子之教不厌则如故。惟孔子为至圣先师，为中国教育史上最高之师。而颜子为亚圣，为中国教育史上最高一弟子一学生。颜渊年过四十即夭，生平仅为一学生。周濂溪言学颜子之所学，此则犹之教孔子之所教矣。教与学平等，共一业。师与弟子亦平等，共一生命。而上下二千五百年来，有一学生弟子之最高榜样，为人敬爱不己，如颜渊，则惟中国有之。举世其他民族，上下古今，亦曾有学生榜样如颜渊其人之受百世爱敬乎？
周张二程理学家起，亦可谓中国传统教育大道乃再兴。但濂溪、横渠犹偏用心在著作上。惟二程下逮朱子，乃更偏重在教育上。二程之教，详载于其弟子之语录。而朱子尤然。其上百弟子所记之语类，多至一百三十卷。著作等身，而主要精力所在，乃在其四书与诸经之注释。但朱子生平，特未有自创一说、自传一道之著作。乃为中国后代一大儒，又最为一大教育家。其风直迄元明清三代而不衰。
周张程朱之为教，无学校，无课程，无年限，无群众集合之讲会。仅师弟子三数人偶聚相谈。惟朱子同时陆象山聚会讲学，其风略异。元代蒙古入主，中国士人多在野为师不为臣。书院讲学之风乃特盛。明代承之，王阳明尤为一代大师。其最流传者，为《传习录》一书，则仍是程朱为教之旧传统。王学末流，尤喜集会讲学，乃成为一种社会教育，迹近释道，近似宗教传播。此可谓乃近象山，为理学家教育一别支。东林书院讲学，则为朋友相聚，乃学会，非以前之书院，亦非学校。可谓又一变。
下逮清世，书院讲学之风依然传递不绝。然仍皆是一师掌教，群弟子受学，不立课程，不定年限，仍此一旧传统。道咸之际，有曾国藩，家书家训，乃以书信亲教其弟与子，此乃一种家庭教育。曾国藩不以理学名，自居为一古文家。然其为圣哲画像记，又有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为经史百家杂钞，则其所治文学之范围，已显见为扩大会通，可谓亦中国一大教育家。其在军中，幕府兵僚，皆其教育范围，乃与王阳明主赣政时特相似。下及清末，朱次琦在粤，俞樾在浙，皆以书院讲学，仍属旧传统。其及门者，粤有康有为，浙有章炳麟，则以其变法与革命一事一业为教，又特多著作，故此两人可谓乃当时一思想家，但不得谓乃一教育家，已非中国传统之所谓师，盖其时风气已变矣。
新学校兴起，则皆承西化来。皆重知识传授，大学更然。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亦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人不尊，则转而尊器物。最近如电脑，如机器人，如核子武器，其见尊则远在人之上。人之为学，则惟学于器物，而技能乃更尊于知识。此今日之教育风气则然。
苟非有教会组织，与梵蒂冈建筑，则其人之尊严，足以主一世之教者又何在？故中国教育，乃在西方信仰与著作两者之外，而即以为师者之亲身为教，此乃谓之师教。则为师亦难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鼓励人皆可以为尧舜，乃戒人以好为人师。故中国后世乃教人以尊师，不教人以为师自尊，其旨义深远矣。故孔子教不倦，及门者多达七十余人。孟子弟子后世知名者仅公孙丑万章三数人而已。故中国之教育，非人生中一事一业，乃教者学者在其全人生中交融为一之一种生命表现，始得谓之是教育。故在中国有师道，而无教育家之称。此亦中西双方文化传统一大相异处。
西方大学本创始于教会，西方政教分，亦政学分，故大学亦可外于政府而独立。美国大学校长，其职任在筹募经费。校内所重，则仍在教授。吾国近代学校皆重国立，大学亦然。而宗教在国内终不盛行。学校统治于政府，校长由教育部派任，不啻以政治凌驾于学术之上，此亦是一种政教合，政学合。但不仅于西方相背，乃亦与中国旧传统中之所谓政教合，政学合者有大相违背处。中国文化旧传统，道统犹在政统之上，即为君亦必尊师。如西汉太学，无校长。博士为师，皆有其客观规定之资格，非可由政府随意任命。课程有争议，皆由博士主之，朝廷卿相可得预会参加意见，如是而已。今则在大学中，为师者其任命其罢休，皆有法律规定，皆听命于校长。而校长之任命罢休，则听命于部长。部长又有所听命。而为师者之地位，则显居其下。如此则又何复言中国文化传统尊师重道之教育精神之所在乎。今倘斟酌中西，配合时代，则在学校制度上，亦当有一番改进。则非抱有中国传统教育之一番认识与情意者，亦无以胜其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则亦惟怆然而涕下矣。
继此又当别论者，中国乃一氏族社会，农工百业皆世袭。生于此家，父业此，祖亦业此，己之一生亦业此，其子其孙亦同业此，则情在此，意在此，己之生命即在此。故在中国工业中，莫不有生命性之甚深贯注而流露。故其工业皆富艺术性，亦富道德性。由工而转商，其事晚起。至战国而商业始盛。下及汉代，如盐如铁，全国所需，大利所在，政府特定盐铁政策，使商业不趋于资本主义，而商人则居四民之下。则全社会百业皆融入一人生大道中，而全社会全人生皆纳入于传统教育化，政治亦不得自外。惟道统乃高出于其上。故可谓中国传统文化乃一人生之艺术化，道义化，而最富教育性。故曰："天地君亲师"，而中国教育精神，亦于此而更显。又岂西方教育之所得同类相拟乎。
西方教育学一名，本属后起。如希腊时代之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虽亦广招门徒，然其学尽见于其著作，而其著作内则不见有人。此乃西方之哲学家，非教育家。耶稣自称为上帝独生子，以上帝之言为教，非自立言以教。故信其教者，惟当信上帝。除其上十字架外，耶稣其人，即不见其有教。后世教皇教宗，亦惟以耶稣之所言上帝者为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