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李盛藻先生
作者：和宝堂
李盛藻先生于1990年春节之前仙逝了。当我赶到李先生家中已经是先生逝世7天以后了，见到披着黑纱的遗像时，禁不住潸然泪下。多年来，他不许我给他发表任何赞颂文章，并说：“我死之后，不要举办任何仪式，我的朋友年纪都不小了，别给活着的人找麻烦。”他这么说，也真的这么默默地走了。
晚年的李盛藻先生与李文才先生
春节前，也就是先生临终前十天左右，我和钱贵元老师一起给他拜早年，并送上他为北京戏校录制《借赵云》一戏的车马费。老人似乎是开玩笑，豁达地说：“你们是怕我过不了这个年，赶紧把钱送来，让我高兴。过年后，你们这钱还许真的没有地方送了。”想不到，这话说过才十来天，他就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还真让他说着了。他总说，其实我用不到钱，每天吃的东西都是定量的，就是半个蒸苹果，三个小肉丸，二两米饭经过双蒸法，还得吃三顿，半个鸡子（即鸡蛋）也不能多。我想吃，“老胃同志”不答应，它们都退休了，我是有今天没有明天的人了。也许过了春节，我们真的见不到了。我们说，您为学校录制资料做出了很大贡献，您的录像具有很高价值，今后……他马上说，这些东西，说有用，就有用，说没有用，就没有用。我知道你们是孝顺我，录象是为了哄着我玩。我跟你们在一起，也感到挺高兴，我还能图个什么呢？文化部几次提出录像，我都给辞掉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给你们录两出，你们拿着也许还是个玩意儿。想你们老师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也许还有点意思。
浔阳楼 李盛藻
其实，论他的艺术，在京剧界是有口皆碑。在科班得到过马连良先生亲传，又得到他的舅父和岳父高庆奎先生的指导，未出科，就与雷喜福、马连良、谭富英一起被誉为富连成老生四杰。一出科就正式挑班唱戏，红极大江南北。谭元寿老师总是说，李盛藻先生红得早，不愧是最早评选出的四大须生之一。然而，他对自己的一生却有着清醒的分析。一次我问他：“1934年，您离开富社去上海演出，富社是否有大厦将倾之势？”他说：“这似乎是一桩历史公案了，不管众人如何评说，我是应该反省的，怪我年轻好胜。一门心思想到上海，戏份能从九毛钱涨到三千大洋，一下子就跟挑班的大角拿一样的戏份了，我就忘乎所以了。问题不是因为我要离开科班，科班早晚要离开，更何况我已经效力了，主要是当时师父正在生病，我选的时间很不合适，很对不起师父。我知道师父很生气，我想到师父家中说明我的心意，把当时接到的三千块大洋都给师父送去，可是我拿着钱在师父家门前转了好长时间也没敢进去，等我从上海回来，师父就过世了，我为此深感内疚。对这件事情一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主要因为师父对我胜过了他的亲生，而我没有能够给他尽孝。你们知道过去的科班，没有不挨打的，你就是班主的儿子也逃不出这个打通堂，那时盛章、盛兰都挨打，甚至挨打更多，而我是惟一的例外。不但没有挨过打，而且行动自由，我可以随便到外面观摩，（袁）世海和（裘）盛戎整天缠着我，要我带他们出去看戏，因为我要带他们去看戏，没有人敢说他们，如果他们自己偷着去，回来准挨打。我在科班吃小灶，想演什么戏，想叫谁给我配戏，都是我说了算，这都是叶春善社长的特殊关照。而我却在他卧病之际，富社又由我挑大梁时去了上海，尽管唱得红得发紫，我却引为终身憾事。”
晚年的李盛藻先生与李文才先生
我又问他过去小报上骂他“非驴非马”的事情。他毫不介意地说：“这事我倒至今不愧。比如我主演《四进士》，取马派之细腻、潇洒的表演，取麒派之忠厚、耿直的性格特征，加上我的理解和本身条件来刻画人物。有人因我未专宗某一流派而口诛笔伐，我不明白，我演的是宋士杰，又不是演马连良、演麒麟童，为什么要像他们？我演戏，不演流派，哪怕碰得头破血流，我也不能拿艺术原则去做交易。”先生对艺术执著的追求精神，至今深深感染着我。
在他录制《借赵云》的资料时，我们为他精湛的表演发出由衷的赞美。很多同行都说他这出戏在全国可以说是头一份，无人可比。那几句无关紧要的念白，到他嘴里，越听越有趣味和韵味，真是不可思议。他说，什么戏也是有缺点的，必须在演出中总结经验，接受批评，不断提高。他说，有一次他和叶盛兰、袁世海演出这个戏，康生看了特别高兴，就到舞台上跟他说：“李先生，你演的这个刘备非常幽默，把我笑坏了。”他一听，心中暗暗叫苦，心说：“这个刘备应该是非常阴险、虚伪、奸诈的人物，演得可笑，不是演砸了吗？”他把康生的表扬当做批评，重新对人物进行了塑造，真是入骨三分。
京剧《打渔杀家》李盛藻饰萧恩 巴金玲饰萧桂英 夏韵龙饰倪荣
晚年的李盛藻先生与李文才先生
更令人钦佩的是，他为不忘萧长华先生的教诲，从不拜名人为师；为使学生转益多师，他学习萧老，也从不收徒。无论谁登门求教，谁来录音录像，他从不讲价钱，且有教无类。后来孙岳、李崇善、冯志孝都跟他学戏，他没有任何门户之见。记得当年李崇善提出要拜师，同时拜谭富英为师，他就说，你没有拜师时不是一直跟我学戏吗？如果你不拜谭富英，会提出拜我为师吗？所以你不必多此一举。后来他照样给李崇善说戏，直到晚年仍然给他排演了全本《乌龙院》带《浔阳楼》。他身体虚弱，每天进食不过二两粮食，米饭要用“双蒸法”，半个苹果也要蒸着吃，否则就消化不良。到学校录象，一口气5个小时，他从不掭头，饿了只吃两块饼干就是一顿午饭了，但是他从中国京剧院转到北京戏校后30余年始终教学不辍，时常弟子满堂。最后登门学戏的是张学津和赵世璞。张学津要学马派的《九更天》，赵世璞要学高派的《斩黄袍》，我还有一位同学叫刘学增，要学谭派的《定军山》，他都特别欢迎，认真教学。由于刘学增学戏最勤快，学得也最多，最得实授。1989年的春节，他还连夜执笔为张学津修改了《九更天》的剧本，他说：“你们多学一出戏，便救活一出戏，我少带走一出戏。我时日不多，只盼你们多学。”就在他临终的哪天上午，还躺在床上给他的学生刘学增说戏。他就是这样默默地把自己人生的蜡烛烧干了。
图文来自：寻找李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