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始末（2）：被逐出“六代明君”的秦献公，是穷兵黩武？
上节中，我们讲述了秦厉共公至秦惠公时期秦国的相关情况及早期变革内容。
在文中，重点澄清了一点：
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并非弱国，更非濒临灭亡的弱国——即使它与强大的魏国尚存有明显的差距，但它依旧是一个可以在局部地区和魏国掰一掰手腕的强国。
再度说明：
以下内容参考自《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不参考文学作品及影视作品。
下图为秦厉共公时期秦国的攻势。
其中，右侧为秦厉共公攻大荔的大致形势，秦国趁晋卿火并之际占领了河西全境，由此才出现了40年后“三晋攻夺我先君（秦简公）河西地”的情况。
下图为秦简公一朝时魏攻秦的形势。
图中，红圈为吴起攻秦的大致情况，紫圈为秦军筑城的防线。可以看到，此时魏军攻魏主要是夺回40年前被秦人夺走的失地，之后魏国并未表现出进一步攻秦的兴趣。
下图为秦简公一朝时秦对魏反击的形势。
图中，红箭头为秦军的大致攻势，黄圈为当时应为秦国所据的陕邑，白圈为阳狐，秦军的攻势一直到此才结束。另外，黄箭头、白箭头为东方列国的混战形势。
从当时的战争形势可以看到，魏夺河西为秦、魏两国的正常交并，至于“秦失河东后趋于亡国”则为某些好事者编撰的历史段子。
在秦惠公一朝的阴晋之战，实际也是秦国对魏国的主动进攻。
上图中：
右红箭头为秦军攻阴晋的大致形势，左红圈为阴晋，右红圈为上一年秦国置县的陕邑，可见当时秦军的目的是打通潼关山口以贯穿整条三门峡——不过，秦军在武城得手后，终被魏将吴起击败；
左红箭头为秦军与次年对汉中一带的攻势，可见秦国并未因阴晋的失败而丧失军事能力，所谓的“五十万大军”当然也有巨大水分；
右侧箭头为同时期东方的混战形势，此时魏国被东方牵制严重，根本不可能有“灭秦”的能力和兴趣。
可见，“阴晋之战后秦国趋于灭国”的说法也是好事者编撰的历史段子。
当然，受制于固有观念的影响，还是有一些朋友坚持秦国必须是“弱国”。其中，相对有代表性的观点有3种：
一个是说秦国“失去函谷关和河西”，说明“秦国是弱国”——这个观点应该是受到了某小说的影响，虽然函谷关是在秦惠文王一朝时设立的，不过它所在的陕邑一直为秦国所据，至于河西之地原本就是一个秦晋（魏）反复争夺的领土，秦厉共公时期秦国夺取该地也同样不能说明晋国及魏文侯前期的魏国是弱国；
另一个是提出“清朝如何如何”，于是得出“秦国是弱国”的结论——这个观点有明显地预设立场的特点，实际上无论清朝怎样都无法影响秦国在公元前5世纪是一个较为强大的诸侯国的事实；
再一个是认为秦国是强国的话变法就是“吃饱了撑的”，由此得出“秦国是弱国”的结论——这个观点应该是一种主观臆断，历史上经常出现强国通过变革让自身变得更强的情况。
在本节中，主要讲述的是秦献公一朝的情况，包含当时一些重要的变革政策。
同样，这一节的内容也存在一些与固有观念存在冲突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
在网络上流传有秦国“六（七）代明君”之说，即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及秦始皇）这六（七）位君主，单单排除了秦孝公以前的秦献公——一些朋友就因此而产生“秦献公很昏庸”及“秦献公只会穷兵黩武”的固有印象。
那么，秦献公是否真的“昏庸”或“只会穷兵黩武”呢？
他对于之后秦孝公一朝的变革行动而言，是否只作了一个反面教材呢？
在下面的内容中，我们就来梳理一下秦献公一朝时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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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以下内容参考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林剑鸣《秦史稿》、李孟存《晋国史》，不参考文学作品及影视作品。
其中大量内容可能会引起上述一些书迷、影迷朋友的严重不适，可能会引发抵触、排斥、痛苦及愤怒情绪，因此建议谨慎阅读。
文中相关史料欢迎核对，相关基础分析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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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公元前384年-前337年（上）
秦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即魏武侯12年，齐军攻击之前被魏国夺取的廪丘，赵军救魏，魏、赵联军击败了齐军。
约在这一年或上一年，秦廷废止了人殉。
秦献公2年，公元前383年，即魏武侯13年，魏、赵两国之间又发生了战争，魏军在兔台击败了赵军，然后在刚平筑城以进行侵卫。
同年，秦廷迁都栎阳，也就是把国都从最西边迁到了最东边，紧邻秦魏边境。
有关这一次迁都，秦孝公一朝时秦廷对此举的公开说法是：
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
也就是说，当时秦国的迁都是为了征讨魏国，恢复秦穆公一朝时河西的领地。
秦献公3年，公元前382年，即魏武侯14年，齐、赵两国联合救卫，攻取了魏国新筑的刚平。
秦献公4年，公元前381年，即魏武侯15年，楚国也加入了齐、赵一方，楚相吴起亲率大军在州门击败魏军，进入大梁一带，并且一直攻击到了黄河沿线。
彼时，魏国在东方被齐、赵牵制，南方被楚国攻打，东西两端的联系还被吴起切断，因此陷入了全面被动的局势。
然而造化弄人。就在这一年，楚悼王憾然离世。为此，吴起只能停止了对魏国的战争，撤军回到郢都，但却在葬礼中被政敌们射杀。再之后，楚肃王先以废除新法稳住群臣，待时机成熟后再以此为由清洗了70家重臣，诸如阳城君这类重臣在楚国强大的王权面前只能抛弃封邑逃亡——特别重申，楚国在东周时期始终为集权程度最高的诸侯国之一，所谓“楚国分治而亡”之说为某小说剧情——不过，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楚国也彻底退出了北中国的战争。
是年，太子渠梁出生，即未来的秦孝公。
下图为秦献公元年至4年的列国混战形势。
如图所示：
红箭头为秦国迁都的大致方向，红圈即秦都栎阳。
黑箭头为齐军的大致攻势，左黑圈为刚平，右给全为桑丘。
灰箭头为魏军的大致攻势。
白箭头为赵军的大致攻势。
黄箭头为楚军的大致攻势，黄圈即大梁，林中位于大梁城外。
从当时的形势可以看到，当时东中国可以说乱成了一团浆糊，至于当时的魏国只有可能拉拢秦国，绝无可能还有心思想征伐秦国。
此时，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秦、魏两国当时究竟是敌视下的对峙关系，还是利益互惠的同盟关系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一处细节需要注意：
秦献公4年，也就是秦献公本人43岁的这一年，太子渠梁出生。
单从当时秦献公的年龄来看，太子渠梁应当是秦献公诸子中最年幼的之一，与长兄的年龄差起码也要在15-20岁之间。
可是，这样一个幼子为什么能成为太子呢？
粗略猜测的话有5种可能性：
一是秦献公一直罹患男性不育，直到回国后突然得到了治愈，因此在43岁这一年诞下了“长子”渠梁；
二是在秦献公逝世之时，继承权靠前的诸子业已全部离世，于是继承权顺位到了年幼的公子渠梁；
三是在秦献公逝世之后，群臣并没有立合法继承人，而是改立了一个年仅20岁的幼子；
四是公子渠梁过于贤明，在不到20岁的时候就完全超越了兄长们，因此被秦献公破格指定为继承人；
五是秦献公在回国即位前后的这段时期续娶了一位地位十分高贵的夫人，比如魏武侯之女、楚悼王之女或是当时的大庶长之女，其子纵然年幼但由于母系背景过于强大而成为了毋庸置疑的继承人。
就笔者个人认为，最后一种可能性相对较高——当然，具体原因不会有定论，各位朋友可以自行判断。
现在我们就秦魏两国在当时的关系做具体讨论：
假设秦魏两国之间是一种敌视的对峙关系，那么秦廷之所以不和齐、楚联合出兵应当是为了把更多精力投入在未来的变革——不过，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此时秦廷或许更应该安抚魏国而非对抗魏国，不太可能表现出明确的敌视——因此，这种假设似乎不大成立；
假设秦魏两国之间是一种紧密的同盟关系，那么秦廷大抵是为了利用魏国在东方的压力而借机拉拢魏国，其目的一者是为了给未来的变革创造条件，二者是为了让秦伯在对抗庶长集团时有足够强大的外援——从这一点上看，秦献公在即位前后着实很有可能续娶了一位魏夫人，另外迁都栎阳的实际诉求可能是为了便于得到魏国的支援——当然，这种假设终归是假设。
以上两种可能性虽然很难有具体结论。不过，有一定是可以明确的，就是秦孝公一朝时有关“献公...徒治栎阳，且欲东伐”的政治语言极有可能并非秦献公前期时的真实诉求，至于为何要将其归咎于“东伐”更多是为了给延续秦献公末期战争以一个合理的理由。
秦献公5年，公元前380年，即魏武侯16年，赵军攻取了魏国的黄城。
此时，齐国突然转向攻燕，似乎想利用魏、赵火并的时机在北方扩张。
为此，三晋再一次组成了联盟，赵军前去救燕，韩、魏则派兵攻打齐国的桑丘。
秦献公6年，公元前379年，即魏武侯17年，赵军转向攻卫，齐国对此进行了介入，导致赵军未能如愿。
同年，秦廷在蒲、蓝田、善明氏置县。
秦献公7年，公元前378年，即魏武侯18年，三晋再度联合伐齐，一直攻到了灵丘。中山趁机复国。
秦献公8年，公元前377年，即魏武侯19年，蜀与楚两国发生战争，赵与中山两国发生战争。
同年，秦廷“初行为市”。
秦献公9年，公元前376年，即魏武侯20年，赵国继续攻击中山。
是年，三晋达成了共识，共同瓜分了晋公室仅存的领土。
秦献公10年，公元前375年，即魏武侯21年，韩国灭掉了郑国。
同年，秦廷“为户籍相伍”。
下图为秦献公变革时期列国的混战形势。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三晋攻齐的大致形势，其目的应是将齐国的势力排挤出卫国一带；
白箭头为蜀与楚、韩与郑、赵与中山之间的兼并，上白圈为赵国攻击的房子一带，中白圈为韩国攻击的新郑一带，下白圈为蜀国攻击的兹方一带；
绿圈即秦都栎阳；
三个红圈为秦廷已经置县的大致位置；
上红圈为蒲地；
左下红圈为蓝田；
右下红圈为陕邑，此地早在秦惠公一朝时就已置县；
另外置县的善明氏具体位置不详。
有关秦廷置县一事，存在一个问题：
当时秦廷是否真的占据着蒲、陕两地？如果确实如此，魏国为什么能容忍秦国在此有城邑？
先说蒲地，秦国是否占有蒲地确实很难判断，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毕竟，先秦时期诸侯国在远方拥有一座孤城的现象并不罕见。
再说陕邑，这一地区位于函谷关外，与魏国所据的焦城近在咫尺，战略位置十分紧要，按理说魏国很难容忍秦国占有此地。不过，考虑到之后秦军曾在魏国的石门一带活动，可见秦国确有能力绕过三门峡以攻击魏国内陆，进而可见秦国应该是有维持陕邑统治的可能性。
秦献公变革主要发生在秦献公6年至10年，主要内容有3个方面：
第一方面在于推广县制，主要为蒲、蓝田、善明氏，之后在国都栎阳也置县，“这一方面表明当时的首都栎阳处于军事争夺的要冲，地方行政组织也必须适应战争的需要；同时也为秦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县制（统一以后为郡县）进一步做了准备”；
第二方面在于商业领域，秦廷下令允许在“东通三晋，亦多大贾”的栎阳进行商业活动，“这是封建经济初步发展的结果......而它的发展无疑会加速旧生产方式的分解”；
第三方面在于编制户籍，也就是把全国人口按五家为一“伍”的单位编制起来，“取消了'国’与'野’的界限......实际就等于在法律上承认原来的'野人’与'国人’处于同样的地位”，“还在于把秦国控制下的人口统统编制于军事组织之中，以便于征兵作战和加强相互间的监视”。
（引号内容引自林剑鸣《秦史稿》。）
不过，也需要补充一点：
在蓝田置县的12年后，秦廷又把蓝田封给了公子向，是为蓝田君，这是秦国有记载的首位封君。再之后，秦国陆续出现了商君、严君等封君，也出现了像甘茂一样虽然无封号但有“家”的重臣。
可以说，秦国在当时已经基本具备了“战国化”的特点，政治结构上已经开始逐渐趋近于东方列国郡县制与封君制并行的结构，并模仿东方以“户”作为基础农业/军事单位，并在基层设立了早期的专制机构。
相信很多朋友也注意到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看上去有点特别的内容，“初行为市”。
也许你会问：
秦廷的这一变革是否为“重商”思想的体现？是否也同样源自于东方的某些变革？
对于这个疑问，我们需要看一下当时秦国的地理环境：
如图所示：
红圈即秦都栎阳，处于为“东通三晋，亦多大贾”的贸易枢纽；
上白圈为魏都安邑，周边有盐池，是当时最重要的盐产地之一；
下白圈为中条山，有铜矿，是当时最重要的铜产地之一；
红箭头为河东盐及青铜出口秦国的大致路线。
从图中可以看到，秦国的主要实体货币——也就是青铜和盐巴——其主要来源正是魏国，而栎阳正是货币输入的重要枢纽。
设想一下，当秦廷以朝廷的名义在栎阳设立市场之后，这一市场必然会成为全国性市场的集散地及货币兑换的地点。具体来说，就是各地商人会把大宗木材、粮食、皮毛、牲畜、药材等商品运往栎阳，从魏国商人的手中兑换成成青铜、盐巴一类实体货币，再拿这些实体货币兑换其他物资。一旦该市场进入正常运转阶段，秦廷就可以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国内的金融系统。这一思路大抵源自于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的“专利”制度，也应当受到了“平籴法”及齐法家的影响，并为之后秦廷“抑（民）商”及垄断铸币权提供了基础。
另外，“行为市”这一政策似乎也印证了之前我们的猜测——在秦献公一朝前期，秦、魏两国极有可能是一种紧密的同盟关系。
有关秦献公时期的变革，林剑鸣先生做了这样的总结：
“一些改革虽然很不彻底，但它却是以后大规模封建改革的先导......这些改革对秦国的富强，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很快地就在军事斗争中反应出来”。
不过，也有一些朋友似乎不太能接受秦国在秦孝公一朝之前已有一定变法成果的事实——他们似乎乐于在主观上坚信商鞅变法是一次完全没有基础的、孤立的变革活动，否则就是“贬低商鞅变法”——这种思路估计是受到了英雄史观抑或近现代“商鞅变法”文艺形象的影响，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会作详细说明。
秦献公11年，公元前374年，即魏武侯22年，秦廷在栎阳置县。
同年，韩、赵两国内部均发生了剧烈动荡。
秦献公12年，公元前373年，即魏武侯23年，魏、燕、鲁三国联合攻齐，攻击到了博陵。
秦献公13年，公元前372年，即魏武侯24年，卫国也趁机攻齐，攻取了薛陵。赵国则趁机大规模攻卫，攻取了73座乡邑。对此，魏国转头攻赵，在北蔺击败了赵军。
秦献公14年，公元前371年，即魏武侯25年，魏国转头伐楚，攻取了鲁阳。
同年，秦军与赵军在一个被称为“高安”的地方发生了激战，秦军战败。有关高安的位置不详，考虑到当时赵军的主要行动在东方，不大可能另分兵攻击秦国，可见高安大概率为赵国城邑，至于秦国进攻此地的缘由或与配合魏国有关。
秦献公15年，公元前370年，即魏武侯26年，赵国转向攻齐，攻取了鄄。魏军则趁机攻赵，摧毁了怀。
是年，魏武侯逝世。公子莹自立，公子缓在韩、赵两国的支持下与之争位。
下图为秦献公11年至15年列国混战的形势。
如图所示：
红箭头为魏、鲁、燕、卫攻齐的大致情况；
黄箭头为赵国攻卫的大致情况；
白箭头为魏国攻赵、楚的大致情况；
上白圈为赵国北蔺的大致位置；
中白圈为赵国怀邑的大致位置；
下白圈为楚国鲁阳的大致位置；
紫箭头是秦国在当时可能攻赵的大致情况，也不排除是沿黄河向东攻击赵国的东部地区。
从图中可以看到，当时魏国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东方，主要有3个方面：
其一，排挤齐国，以便于自身对卫国的兼并；
其二，压制赵国，以阻止其与侵吞魏国潜在的扩张地区；
其三，堵截韩国，以阻止其在灭郑后进一步东扩。
正因如此，魏廷始终对秦国施行绥靖政策，给秦国的变法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秦献公16年，公元前369年，即魏惠王元年，韩、赵联合于浊泽击败了公子莹，并对其进行了包围。
此时，赵侯认为应该勒索魏廷割地，韩侯则认为应该把魏国一分为二，两者因意见无法统一而撤军。
之后，公子莹反攻击败了韩、赵两国，逼迫赵廷杀死公子缓，由此成为了合法魏侯，是为魏惠王。
同年，秦国发生了瘟疫，因此未能有所行动。
秦献公17年，公元前368年，即魏惠王2年，齐军攻魏，包围了观。赵军攻齐，攻到了齐长城。韩、赵联合攻周。
下图为是年东方混战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白圈为观的大致位置；
紫箭头为齐军攻魏的大致形势；
红箭头为赵军攻齐的大致形势。
从图中可见，当时齐、魏、赵三国依旧在为该由谁兼并卫国而大打出手。至于韩、赵联合攻周，其目的应当是逼迫周室配合以切断魏国东西的联系，或许也是为了阻止秦国以陕邑为基地突入东部以介入东方事务。
秦献公18年，公元前367年，即魏惠王3年，韩、赵逼迫周室将仅存的领地分为东周国和西周国。韩国在周国周边的邢丘一带筑城。
是年，秦廷把蓝田封给了公子向，是为蓝田君，此举应与巩固东南防线有关。
秦献公19年，公元前366年，即魏惠王4年，赵军攻齐，与齐军在阿都一带交战。韩、魏联合，在武都一带筑城，后被秦军在洛阴击败。
下图为是年西中国的战争形势。
如图所示：
红箭头为秦军的大致攻势；
红圈即武都及洛阴的位置；
白箭头为韩、魏行动的大致路线；
白圈即韩国于上一年筑城的邢丘；
黄箭头为秦军可能突入东方的路线，即以陕邑为基地，在周室的配合下突入荥阳、大梁一带。
秦献公20年，公元前365年，即魏惠王5年，赵军攻取了卫国的鄄，魏军则趁机攻取了宋国的仪台。
秦献公21年，公元前364年，即魏惠王6年，秦军突然大肆攻魏，在石门大破魏军，声称斩首60,000级——从石门所在的位置可以分析出，秦国在当时无疑占据着陕邑。
此战无疑震惊了全天下，赵廷立即宣布救魏，而周室则对秦伯赐予腊肉及伯长之号。
秦献公22年，公元前363年，即魏惠王7年，秦庶长国率兵攻击少梁，此战大抵发生在这一年的秋收之后。赵廷再出宣布救魏。
秦献公23年，公元前362年，即魏惠王8年，秦军在少梁击败魏军，俘虏了魏太子或某位公孙氏重臣。
同年，魏将公孙痤在浍水一带击败了韩、赵联军，随即攻下了皮牢，进而向赵都邯郸方面挺近，一直攻到了列人。
是年，秦献公逝世，太子梁渠即位，是为秦孝公。
下图为秦献公末期的战争形势。
如图所示：
左红箭头为秦军攻石门可能的大致路线，右红圈即石门的大致位置；
右红箭头为秦军攻少梁可能的大致路线，左红圈即少梁的大致位置；
白箭头为魏军攻击韩、赵的大致路线；
左白圈为皮牢，魏军在周边的浍水下游击败了韩、魏联军，顺势攻下了此地；
右2白圈为邯郸，魏军之后向邯郸挺近；
右2白圈为列人，魏军最终攻取了该地。
从图中可以看到，当时秦廷宣布斩首60,000级应当有一定的水分——根据后来苏秦的描述，魏惠王就算在全盛期的全部兵力有360,000人，相当于秦军一举歼灭了1/6的兵力——如果真的属实的话，魏军在之后不大可能有心思进行如此之跨度的征伐，也不大可能有底气攻击赵都的周边地区。
但从周室的反应来看，当时秦军还是取得了相当辉煌了战绩——只是不像它公开宣称地那么辉煌——可以说，秦国对魏国转向全面反击的转折点至少在秦献公末期，而非要等到秦孝公一朝，这一点是没有任何辩驳空间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到：
赵国在石门之战、少梁之战期间的“救魏”行动或许并不是为了救援，也许当时赵廷只是找个理由向魏国发兵，至于真实目的究竟是为了救援还是落井下石就很难说了——为此，魏廷把重点精力放在了对抗赵国上，由此也容忍了魏国在西线的行动。
对秦献公一朝进行总结的话，概括来说就是——秦国利用近20年的安定期完成了基础变革，进一步缩减了和东方的差距。
反观魏国，在魏武侯即位以来，三晋之间的恶性竞争逐渐暴露，魏廷对顶级人才的垄断也不再存在，魏国大有江河日下之势。“秦胁吾西，楚带吾南，赵冲吾北，齐临吾东，燕绝吾后，韩居吾前，六国兵四守，势甚不便”，是当时魏国处境的真实写照。为此，魏廷选择了优先解决东方事务的方案，对秦国只采取绥靖政策，结果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此以后，魏国在西线能做的最多是维持现状，再无法像魏文侯一朝时一样夺回失地。
截止到秦献公逝世的这一时间节点，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
之前一直困扰秦廷的庶长专权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
我们要看到，在秦献公末期率领秦军攻打少梁的是一位名为“国”的庶长。至于这位庶长在当时究竟有多大权力，是否还像以前的庶长一样权倾朝野，实在是一件说不准的事情——从之后秦孝公一朝的形势来看，秦伯及引进的外籍重臣始终能够把持朝廷的权柄，似乎可以证明庶长集团已经得到了有效的制约——但这个功绩究竟属于秦献公还是秦孝公也很难说。
秦孝公年，公元前361年，即魏惠王9年，秦廷颁布求贤令，原文如下：
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在上文中，有两处政治语言十分值得玩味：
一是“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这里所说的河西地实际是秦厉共公夺取的晋国领土，所谓的“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实际是魏国单方面夺回了之前的失地，后面所说的“诸侯卑秦”具体所指不明，考虑到楚国长期与秦国处于联盟状态按理说不上“卑秦”——至于这么写的原因，应当是为了阐述继续秦献公末期战争的正义性；
二是“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这里说秦献公迁都栎阳是为了东伐，不过实际上迁都以后长达20年都与魏国相安无事——至于这么写的原因，应当也是为了阐述战争的正义性。
除此之外，《秦本纪》在秦孝公即位时还记有这样一句：
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
这一句的政治语言味道同样明显。实际上，在越王勾践以后，周王朝境内再无伯长，也就没有人组织会盟。所谓的“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应指秦献公在石门之战后被周室授予伯长，但诸侯却没有像侍奉伯长一样朝秦，因此让秦廷发出了“夷狄遇之”的控诉——至于这么写的原因，自然还是为了阐述战争的正义性。
特别强调一点：
某些读物声称“商鞅变法以前的秦国非常弱小”，理由是《秦本纪》中出现的“夷狄遇之”、“诸侯卑秦”，这种说法可以说是站不住脚的。
在秦孝公颁布求贤令的当年，秦国就在东西两个方向发动了战争。
在东方，秦军包围了陕邑；
在西方，秦军征伐诸戎中的獂国，并斩杀了獂王。
同年，魏廷把国都从安邑迁至大梁。
下图秦孝公元年秦军的攻势。
如图所示：
左红箭头为讨伐獂国的大致形势，獂国位于今天水市以西；
右红箭头为秦军包围陕邑的大致形势；
上白圈为少梁的大致位置；
下白圈为陕邑的大致位置；
黄圈及黄箭头为魏国迁都的大致情况。
有关少梁及陕邑的所属，具体有一定争议。
就少梁而言，秦国于秦献公23年曾攻取此地，之后又在秦孝公8年再度夺取，可见少梁在某一时间节点被魏国夺回——其中，最合理的时间节点应在秦献公逝世之时，当时魏军应携破韩胜赵之威回师收复；
就陕邑而言，秦国于秦惠公10年曾在此置县，又在秦献公21年曾在此地附近深入至魏国内陆，可见在秦献公末期大概率仍为秦邑——至于在秦孝公元年为何出现围攻陕邑一事，盖与少梁的情况类似，即魏军趁秦献公逝世时一并夺取。
有关这一年秦军围攻陕邑的结果，大抵因韩、赵联合攻秦而作罢——是年，魏廷以榆次、阳邑换取了赵国的旧都中牟，并与韩昭侯相会，三晋由此又有了联合的趋势。
下图为魏国迁都期间赵、魏换地的大致情况。
如图所示：
黄圈及黄箭头为魏国迁都的形势；
上白圈为赵氏最早的都城晋阳；
下白圈为赵国当前的都城邯郸；
上红圈为榆次，紧邻晋阳；
中红圈为阳邑，紧邻邯郸；
下红圈为赵国迁都邯郸之前的旧都中牟，此地距离魏国的安阳、朝歌等重镇较近；
除此之外，这一年魏、宋两国还攻取了韩国的黄池和朱，位于大梁的北侧位置。
从图中的换地情况可以看到，赵、魏两国均对自身的国土安全作出了重要的调整，双方均尝试对国都及重镇周边的防线进行整合。
从这一年魏国迁都大梁的行为来看，当时魏国的主要诉求还应该在于躲避秦国的威胁而非进一步向东扩张的欲望——杨宽《战国史》、林剑鸣《秦史稿》均持这一观点。在当时，秦国给魏国西线带来的巨大的压力，而魏国的主要精力又投入在东方的纠缠，因此魏廷自然要迁移至东方以避免东西两端被切断后的东部崩盘。
结合魏国迁都之举，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秦国在秦孝公元年是一个颇具实力的强国，或许它的国力仍逊于魏国，但在局部地区足以给魏国造成相当的威胁——整体来看，秦国的实力并未因秦献公的逝世而出现大幅波动，朝堂的权力交界处于平稳过度。
在这里就要思考一个问题：
按理说，一个20岁左右的君主一般很难完全把控王权——不过，从之后秦孝公引进外籍士人执行变法的行为来看，秦孝公又确实掌握着国家的实权——那么，当时秦孝公是如何平稳地完成权力交接的呢？
简单来说有3个因素：
一为个人天才因素，也就是秦孝公具备相当的政治天才，使之能在20岁左右就拥有过度早熟的政治水平——从客观上讲，这在历史上算不上特别罕见；
二为政治集团的拱卫，也就是秦孝公所属的政治集团颇具实力，为首者也足够公正无私，由此让秦孝公能够迅速把控朝堂——也从客观上讲，这在先秦时期也不罕见；
三为各个势力的平衡，也就是秦廷当时的政治势力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因此秦孝公在其中能够顺利施展权力——还从客观上讲，这是先秦时期列国进行集权的标准操作。
上述3个因素大概率均会存在，其中的各个政治集团大抵包括以庶长国为首的旧庶长集团、以外戚及历代秦君从东方带回的士人组成的外籍集团、以甘龙、杜挚势力所属不详的一班朝臣，等等。秦孝公在此时颁布《求贤令》，应有借机培养自身势力的意思。
约在是年或后一年，魏相公孙痤的家臣——中庶子公孙鞅——至栎阳求仕，有一个名为景监的宠臣为其引荐。之后，秦孝公任用了这位来自于魏国官僚体系中的卫籍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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