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让儒学官方化

董仲舒的建议被采纳后，儒学正式成为官学，这一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既然儒学的政治地位确立了，应该有相应的举措来维持其权威。主要有两个重要举措：

一个是在中央设立太学。太学主要是培养官宦子弟，那些有政治身份的子弟和少数平民的优秀子弟被推荐在太学学习，而他们基础的教材便是儒家的经典。

二是设立五经博士。“博士”这个名称在秦始皇就有，它不是学位。五经博士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学习研究来保证儒学的传承。博士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教授。博士门下的弟子叫做“博士弟子”，汉代设立若干博士再加一些“博士弟子”。我们现在大学的文凭有本科、硕士和博士，其中的博士这个头衔不知道是谁翻译出来的，估计是望文生义，因为古代的“博士”恰恰不是一个学位而是某一专业领域的专家的教授职称，与学位没有一点关系。汉代的儒学：“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

这里的“教授”是一个动词，就是每一经典的博士根据自己的理解、按照自家研究成果来教授他的弟子。正因为那些经学家各以家法教授，所以弟子不能背离老师的思想，古人是特别强调师徒传承的，不能背叛师门。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在中国不同，按照经学的传统，只能改为：“吾爱真理，吾更爱吾师。”这就是中国特色。

西汉的五经博士分了七家，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一共有十四家。其中，《易经》有四家；《尚书》有三家；《诗经》有三家；《礼记》有两家；《春秋》有两家，共十四家博士。

从汉代到唐代，我们称之为“经学时代”。对于经学的研究，郑玄和孔颖达是两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东汉的郑玄开创了郑学，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三礼的注释上。唐代的孔颖达是孔子的第32代孙，代表作是《五经正义》。汉唐的经学，从学术上说，都是“照着说”，宋明理学才是“接着说”。因为儒家的经典都是“圣人”的著作，是国家意识形态，所以注经的人出于对经典的尊敬，谁也不敢过多发挥，主要是搞“训诂”，对经典中的字义、句逗等等进行注解，不可以“大胆怀疑，小心求证”，只能看成是“字字珠玑，普遍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汉唐经学是“继承有余，创造不足”。

好了。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是董仲舒，顺便提到了汉唐经学。关于董仲舒的思想内容，比较繁杂，他的“天人之学”，实际上是一次大综合，是以儒家为本位，主要融和了阴阳家、法家、道家的某些因素。对于董仲舒和他思想，只有回到汉武帝时代政治、思想大一统的场景，才会有同情的理解。至于他的天人感应，确实有些牵强附会，带有神学目的论的色彩，但他的那个时代流行这些东西，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还相当迷信，天人感应还很有市场。董仲舒所做的，其实就是一场“命题作文”，他在为汉武帝做政治代言。我们今天不会相信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所说的种种政治谎言，其实古人也未必完全相信。汉唐的经学家们也未必信董仲舒，那些五经博士专家们“各以家法教授”，都在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发挥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到了唐代中期，韩愈开始强调儒家的“道统”，第一个站出来说董仲舒不是纯粹的儒家，将他清除出儒家的道统之列，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