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霍尔顿||影响美国革命的隐藏因素
作者伍迪·霍尔顿（Woody Holton），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教授
译者陈亚丽，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美国独立战争就像大多数战争一样，在传统上被描述成一场国际象棋比赛，是乔治·华盛顿最终战胜了一连串的英军统帅。然而，本文关注的是，战争的方向在许多方面受到下级军官的影响，甚至普通士兵和平民以及气候、疾病等非人类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本文的结论旨在表明，那个时代的军事技术与实践天然地有利于防御者，几乎确保了反叛者能够取得胜利。“主场”优势得到了北美地形的加强，在英国皇家军队军官们的眼里，这种地形怪异而吓人。不过，美方军队的指挥官却比他们的敌人花了更长的时间才发现自己的天然优势并加以利用，而华盛顿则几乎将这种优势挥霍掉了。
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新军事史”的学者们，把大陆军和英国皇家军队都视作共同体，力图复原士兵们的日常生活，就像他们的同事们复原新英格兰村镇“社会史”一样。今天，新一代历史学家正在书写的革命战争史可以称作“新战场史”。它追踪美国独立战争中无数欧洲和本土军队所进行的战斗，承认司令官们有时确实如其传记作者所说的那样在操纵着“木偶”的“提线”。但是，它也考虑那些指挥官们看起来更像“木偶”的情况。
高级军官经常被他们的下属牵着走。1775年4月18日，驻北美英军总司令托马斯·盖奇从波士顿派遣800名红衫军西行20英里，到康科德去摧毁叛军的补给品贮藏所，给他们的命令是“不要开火，除非对方开火”。同样，在英军必经之路上的列克星敦村镇，民兵上尉约翰·帕克指示他的士兵不要与来犯者正面交锋，而只是监视他们的行动。但是，当英军前锋的轻装步兵接近列克星敦时，指挥官约翰·皮特凯恩少校把他们交给一名叫做杰西·阿代尔的中尉来指挥。阿代尔在他右边不远处的列克星敦草坪发现了帕克的民兵，这时他所受的军事训练马上警示他，决不能把侧翼暴露给敌人。于是，他带领轻装步兵朝草坪进发，就在这里，有人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人是谁。
在列克星敦有10名殖民地人受了致命伤，但没有英国士兵受伤。最后，皮特凯恩少校赶上了他的队伍，拿回了指挥权，带领他们开赴康科德。附近几个村镇的“一分钟人”和民兵连队早已聚集在那里，但人数少于正在逼近的红衫军。因此，他们的指挥官詹姆斯·巴雷特上校把他们拉回到村镇中心1英里外的蓬卡塔塞特山。可是，当史密斯的部队开始焚烧违禁品时，民兵们看到树林中冒出烟雾，误以为是他们放火烧了人们的家和房屋。他们恳求巴雷特带领他们下山，与守卫康科德河大桥的皇家轻装步兵干一仗。巴雷特的副官约瑟夫·霍斯默中尉说：“你不会让他们把这个村镇烧掉吧?”他嗓门挺大，周围的人都听得见他说的话。巴雷特只得让步，把部队带到桥边，就在那里，有人打响了“传遍全世界的枪声”，3名英国士兵倒地而死。他们是美国民兵所杀死的第一批英国士兵。
在这场战争中，阿代尔中尉和霍斯默中尉决不是最后两个越出其军衔之上而发挥影响的下级军官。1775年6月16日，在英国占领波士顿期间，民兵以新月形驻扎在首府周边，其指挥官伊斯雷尔·帕特南将军派出工程队，要在城北的半岛邦克山上建造一座堡垒。指挥这次行动的军官，可能是威廉·普雷斯科特，自行决定把堡垒建在离半岛600码远的布里德山上。这样就把它置于波士顿的大炮射程之内，迫使英国人不得不对它发起进攻。在次日发生的邦克山战役中，英国人的伤亡比他们在七年战争中任何一天都多。这次战役得名于普雷斯科特及其战友被派往的那个小山丘，而不是他们实际上建筑防御工事的那个地点。
有时甚至普通士兵也会拒不执行指挥官的命令。1776年，大陆会议发现短期征募制存在弊端，于是指示各州开始为大陆军征召服役至战争结束的士兵，或者至少服役3年。许多征兵人员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征兵人员，为应征者签下“3年或直至战争结束”的合约；在士兵们看来，应征文书上这一模棱两可的短语“哪个放第一位都行”，但他们的军官却认为应当是“时间长一些的放在前面”。华盛顿想出了一个摆脱僵局的聪明办法，让他的下属给其手下每人一百美元的“赏钱”（甜头），却不告诉他们接受这一百美元的人均须服役到战争结束，即便服役将满3年的士兵也不例外。但是，这一诡计不过是进一步激怒了军队。1781年元旦，宾夕法尼亚战线的大分士兵发生哗变，并向费城进军。最后，华盛顿同意遣散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士兵。许多人旋即重新入伍，除满足了他们的条件，还得到了发给新兵和再次应征者的一笔可观的奖励。
1781年士兵们对华盛顿“赏钱”诡计的反抗，既不是独立战争中第一次有影响的兵变，也不是最后一次。1783年发生了一场军人起事，其根源在于英国领导人发布的两份相互矛盾的声明。母国信誓旦旦地许诺解放愿意为其国王而战的受奴役的美利坚人，于是成千上万的非裔美国人响应这一号召（北方的黑人也可以选择为美国而战，而大多数黑人确实是这么做的）。但是，在1782年11月30日于巴黎草签的初步和平条约中，英国人承诺归还美国白人的奴隶。邦联国会担心帝国政府会不顾条约的约束，兑现早先对奴隶的承诺。国会试图借助大陆军的影响力来保障这一条款的落实，便不想正式遣散大陆军士兵，而只是让他们回家，从技术上讲相当于暂时休假。许多军人却怀疑这是一个诡计，目的是剥夺他们过去被拖欠的酬金和在战争结束时可望得到的其他好处。1783年6月21日，宾夕法尼亚战线的数百名士兵起来造反，包围了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大厦。这里是该州最高行政委员会的所在地，恰巧也是国会的办公地点。国会议员们害怕士兵的施压策略，于是把会议地点转移到了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
美国独立战争两个世纪以后，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拒绝参加1961—1973年的越南战争，有批评者不适宜地把他们比作那些本来应当踊跃应征以参加建国斗争的年轻人。实际上，“建国一代”中也有许多美国人抵制兵役。在战争的头两年，13个州大多设法避开征兵；但是，到1777年，很少有州能够用其他方式来完成他们应提供的大陆军兵员名额。实施征兵法往往引起激烈的抵制（有时是借助于选举，有时则采取暴力方式），立法者就不得不把它废除；由此导致人力短缺，迫使他们再度实行征兵法，于是又引发新一轮的基层抵制和立法让步。
为了避开征兵，议员们往往用巨额奖金来招募兵员。但是，为筹措这笔资金需要征收重税，这又往往引发暴力程度并不亚于任何一次征兵骚乱的造反。在最南端的4个殖民地，征兵的阻力促使一些官员采纳招募非洲裔美国人这一极端的权宜之计，就像英国人正在做的一样。这个主意让多数南方政客震惊不安，他们最终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利用非洲裔美国人：把他们作为“人类奖品”来招募白人自由战士。
有一个领域，下级军官、普通士兵和平民对国会和华盛顿将军均有影响，这就是交换战俘。死于英国监狱（包括布鲁克林附近沃利约湾臭名昭著的战俘船）里的美国人，比死于负伤和军营疾病的人数加起来还要多。但是，如果总司令能够坚持最初的决定，避免和推迟交换战俘，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华盛顿的政策中有一个残酷但又无法逃脱的逻辑：英国军队征募的士兵服役终身，而大陆军征募的美国人服役期可以短到90天。常见的情况是，英国所释放的美国士兵已经完成了在大陆军的服役期，可以直接回家，而与之交换的英国战俘却回到了军营。华盛顿无法接受这种用军人交换平民的做法，因此他千方百计阻止交换战俘。但是，正如他在1778年3月所写到的，“当前占主导的情绪是要求交换”，他常常无法阻止这股潮流。
土著美利坚人也对这场战争发挥了影响。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五大湖、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交界处有一片广袤而重要的地区，美国白人在这里的首要目标是占领位于圣克莱尔湖和伊利湖连通水道上的底特律堡（即今天的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在底特律的英国官员不仅把印第安人武装起来，而且还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个外交方面的麻烦，这个麻烦长期妨害他们联合起来保卫其土地的努力。土著军事首领更愿意接受相对无害的英国人的指挥，因为英国人在印第安人家园行事比来自敌对村庄的村民更加低调；在革命战争期间，以前相互为敌的土著居民在英国的帮助下获得了空前的团结。其结果是，联盟和各州的领导人策划了十几次对底特律堡的远征，但始终未能靠近这个地方。
这次战争和所有战争一样，也深受误会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错误的判断在列克星敦战役（英国皇家陆军中尉杰西·阿代尔错误地认为列克星敦民兵对他的部队构成了威胁）和康科德战役（民兵错误地认为英国人正在烧毁他们的村镇）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错误也塑造了后来的战斗。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指挥官们的失误反而经常给他们带来好处。例如，莽撞失策两次帮了乔治·华盛顿的大忙：一次是1776年12月26日在新泽西的特伦顿促成了一个最大的胜仗，另一次是8个月后在宾夕法尼亚的布兰迪万河减轻了他的最大失算可能带来的损失。
1776年12月25、26日的晚上，一支弗吉尼亚大陆军部队自行对新泽西的特伦顿黑森守备部队发动了一场“打了就走”的袭击。华盛顿于次日上午得知此事，当时他正前往发动一场对特伦顿的规模更大、知名度更高的进攻。华盛顿担心弗吉尼亚人的突袭会让黑森驻军提高警惕，但实际情况是，它让黑森驻军相信一场传闻中的大陆军攻击战已经打过了，于是他们就放松了警惕。12月26日上午8点刚过，华盛顿的军队攻入特伦顿，俘虏了1400名黑森驻军中的900多人。
1777年9月10日，华盛顿在宾夕法尼亚东南部的布兰迪万河东岸集结部队，希望阻断英军总司令威廉·豪前往费城的通道。第二天早上，华盛顿得知豪已将他的半数人马向北推进，目的是越过布兰迪万河，然后向南掉转，转向美国人的右翼。华盛顿断定，此时英军总部的兵力较弱，正面攻击很容易得手，于是命令其中心部队涉过布兰迪万河，从西岸登陆，然后开始进攻。后来又来了一份报告，消息与前一份相左，称英军无意袭击他的右翼。华盛顿意识到，豪实际上是把他的军队聚集在了一起，于是他谨慎地选择不与之对抗，把中心部队拉回到布兰迪万河东岸。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英国人真的越过了布兰迪万河，真的要摧毁他的右翼。如果当时成千上万的大陆士兵仍然在布兰迪万河西岸，敌人的侧翼纵队很可能已经成功地消灭了美军右翼剩下的少数部队。实际结果是，华盛顿误以为敌人没有侧翼进攻的计划，重新集结了队伍，使之足够强大，才可以有序地撤退。
其他大陆军军官也由于犯了错误，最终给他们带来了好处。1781年1月17日，在考彭斯战役中，一条被误解的命令导致丹尼尔·摩根将军的军队撤退，敌军前线的士兵见状倍感欢欣鼓舞，没等接到命令，甚至没等他们的同伴跟上来，就开始追击美国人。这场混乱的追击变成了一次徒步赛跑，摩根设法让他的士兵停止撤退，掉转方向，打出一阵排枪。美国人突然掉头，使追击者惊慌失措，他们在战场上跌跌撞撞，完全不能抵挡摩根的反击。
战斗的结果有时也取决于环境因素，比如极热的天气。在1778年6月28日的蒙茅斯战役中，向东追击英军后卫的大陆军士兵偶尔会停下来，以便各师指挥官进行协商。有一次暂停时，至少有两支美军队伍在38度（华氏100度）的高温中摇摇晃晃地往回走，想回到他们刚刚经过的阴凉地带。大陆军其他部队误以为这是一次大撤退，于是加入进来。如果华盛顿没有及时赶到部队尾部恢复秩序，撤退就会变成溃败。
战争还受到传染病流行的影响。华盛顿最初不同意为他的部队接种天花疫苗，但他在1777年2月改变了主意，下令进行大规模接种。按照研究这个问题的主要学者的说法，这次接种拯救了他的军队。美方军队三度进攻英属佛罗里达，均因印第安人的反击、兵变、开小差以及军官之间的争吵而未果，而1778年7月11日的一次作战会议深入探究三次远征失败的原因，当讨论到“军队中普遍存在致命疾病，是否需要立即撤退”这一问题时，“一致通过了撤退的决议”。
疾病和酷暑在南方肆虐，大多数人认为南方的高温使得那里产生热带病，所以普通士兵和军官经常拒绝去那里服役。1780年12月，已投奔英国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军奉命率领一支部队从纽约市出发，由海上进攻弗吉尼亚。由于担心许多人得知目的地后会逃跑，他提前几天便把他们装到运输船上，这样他们就无法逃掉。阿诺德将军自己也早早地上了船，无意中挫败了由他的前朋友华盛顿策划的抓捕他的计划。几个月后，几艘英国舰船毁于一场风暴，美方军队燃起希望，觉得能把阿诺德困在弗吉尼亚。于是，华盛顿派遣拉法耶特侯爵率领1200名精兵南下。拉法耶特在途中注意到，他的士兵对美国南部“恶劣的气候”十分反感，等他到达时可能有一半人会开小差。因此，他在1781年4月处决了一名被抓回的逃兵，同时又平息了部队士兵与天气炎热相关的怨气：当时大部分军人衣衫褴褛，饱受“加勒疮”（一种大而痛的水泡）的折磨；他仿照上一年费城人埃丝特·德贝特·里德的先例，说服巴尔的摩的妇女为每个士兵缝制一件新衬衫。
1781年8月，华盛顿率部向南进军，准备在约克敦与康沃利斯决战。这时，他也遇到了部下“极度不满的迹象”，他设法安抚他们。他觉得，“用不多一点硬通货做赏钱就会使他们心平气顺”，便从法国军队借来金币和银币，发给每个人一个月的酬金。约克敦战役之后，华盛顿命令一些老兵继续南进，却遭到军官和士兵的进一步抵制。
没有什么比美国人所谓的主场优势更能影响独立战争的结果了。英国人完全有能力控制北美领土的任何一个给定区域，但他们知道，一旦他们开始征服别的地方，他们就会失去已经控制的地区。威廉·豪赢得了战争的第一场重大战役——占领布里德山。但是，他的部队有近50%的伤亡，而豪在离开时确信英国没有机会赢得战争。在布里德山战役结束5天后，他写道：“这些坏蛋的意图是要加强我们道路上的每一个据点；等着我们攻击，以确保他们后方的安全，在他们开始下一个强大的战事之前尽可能多地消灭我们。”约翰·伯戈因和豪一样担心，叛军会迫使皇家军队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消耗战。他们决不会“冒险打一场大仗，或打一次对阵战，甚至根本就不站起来，只会像在波士顿那样躲在壕沟后面”。他预言说，当他们刚被“赶出一座山，你又会看到敌人正在另一座山上继续修工事”。
攻打要塞的军队经常会遭遇可怕的伤亡，但北美的地理更有利于美方。伯戈因将军曾说，这片大陆上“到处都是树林、沼泽、石墙以及其他围栏和隐蔽之所”。在这种地形下，美方战士可以“把每棵树和每丛灌木都变成一个临时的堡垒，安全地隐藏在那里，得以从容、冷静和确定无疑地射击，然后再跳跃到下一处”。
乔治·华盛顿和其他美方指挥官们很晚才认识到他们的天然优势。在1775年7月3日接手指挥大陆军以后的几周内，华盛顿提议进攻英军在波士顿重兵设防的阵地，当时波士顿基本上是一个岛屿。他的将军们恳求他放弃攻打“在防御工事里的”英国人的梦想，而“让他们来攻打我们的工事，这会给我们带来优势”。但是，华盛顿不愿放弃攻陷波士顿的想法，如果不是英国人在1776年3月17日撤离，华盛顿就真会这么干。在随后巡视这个英国人放弃的城市时，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敌人的防御工事“几乎是坚不可摧的”，而且“每条街道上都有设防”。
1776年夏天，皇家军队在纽约市建立了新的总部，直到战争结束一直驻扎在那里。华盛顿多次策划从水陆两路攻打纽约岛，但他的将军们恳求他不要这样做，后来他的法国盟友也是如此，这才使他没有去实施这些计划。华盛顿对美方最终取得胜利所做的最大贡献，很有可能就在于他能够听取反对意见，抑制了自己喜好进攻的本能。
在所有这些方面，美国独立战争的进程受到无名英雄乃至非人类因素的影响。随着2026年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这场战争的很大一部分历史仍有待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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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编辑部
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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