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力:明代保定方志的成书与传播

明代保定方志的成书与传播

陆力
全文转自“超星学习通”《保定学院学报》2021年第二期,P131—136。
摘 要:史载明代保定方志共组织过7次编纂,现存仅弘治《保定郡志》和万历《保定府志》两部。通过对7次编纂成书和刊行流传情况的考察,可见明代保定方志分别在永乐、成化年间各成书1次。弘治年间增补成化志1次,合刊为弘治《保定郡志》。正德到嘉靖间,组织过2次编纂,仅有1次成书。隆庆间编纂成书1次,万历年间续修隆庆志1次,合刊为万历《保定府志》。系统梳理明代保定方志的成书与传播过程,有助于揭示出中国古代方志编纂之不易,并在总结前人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推动当代保定方志的编纂、研究和利用。
关键词:明代;保定方志;成书
燕赵名邑保定历史悠久、文化繁荣,自元代设保定路,成为畿辅重地。明初,改保定府,直隶京师。据史料记载,终明一代,保定方志共组织过7次编纂。除嘉靖年间未能成书外,共修成6次,然至今仅存弘治《保定郡志》和万历《保定府志》两部。本文拟对明代保定府志的成书和传播情况进行专门考察。

一、明前期保定方志的成书与传播

明朝建立之初,朝廷即关注各地方志的修撰。明太祖朱元璋先后于洪武六年(1373)、洪武十七年(1384)、洪武二十七年(1394)、洪武二十八年(1395)下诏修纂志书。明成祖亦在永乐十年(1412)、永乐十六年(1418)两次下诏颁布修志凡例,开启了朝廷颁布凡例、规范方志体例之先河,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修志的热潮。故而,保定府在永乐间也修成了一部志书。《永乐大典》在修纂过程中曾先后参考该志书,由于《永乐大典》成书在永乐五年(1407),故永乐《保定府志》的成书时间必定在永乐五年之前。

永乐《保定府志》刊印流行后,经洪熙、宣德至正统间仍可见于世。大学士杨士奇整理文渊阁藏书,编成《文渊阁书目》,其中新志类有《保定府志》[1]203,此即永乐志。天顺朝修《大明一统志》,注疏中有引用“郡志”①《大明一统志·保定府·风俗》引用《旧志》“民质朴劲勇,不以浮华为习,而以耕织为生”。的记载。由于永乐至天顺间,保定府志未再修纂,因此所谓“郡志”当为永乐志。成化二年(1466),章律任保定府知府,“郡守东吴章侯律由刑部员外郎来任。未几,均徭平赋,劝农兴学,凡百废弛无不修举。乃暇日因阅永乐旧志,叹其疏略。谋于僚寀,欲加纂辑”[2]11,可见至成化间尚能见到永乐时期编纂的保定府志。

嘉靖间,晁瑮著《宝文堂书目》有《保定府志》的记载[3]776,但未标明作者与卷数。这一时期,除了永乐志之外,还有张钦所修《保定府志》。由于后者流传得并不是很广,而且其与《宝文堂书目》的成书时间较近,因此,这部《保定府志》应该是永乐志。到万历朝时,冯惟敏再次修保定府志,根据其记录府库尚有“保定府旧志四本”“保定府新志四十卷十二本”[4]797,其中提到的新志就是指弘治《保定郡志》,因为其所修万历《保定府志》还在进行中,没有成书刊行,最新的保定府志也只能是弘治志,而且卷数也符合弘治志的卷数。旧志自然便是永乐《保定府志》。在此之后,永乐志便不见于文献记载。

二、弘治《保定郡志》的成书与传播

(一)成化年间的编纂情况

永乐之后保定府志未能再次修纂,至成化二年,章律出任保定知府后,于政务之暇阅览永乐旧志,遂有重修府志的想法。章律(1428—1493),字鸣凤,号容斋,南直隶苏州府常熟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出知保定府。章律任保定知府期间“均其赋役,理滞讼,兴学养士”[5]31,并决意重修保定府志。但修志非易事,直到四年后方才觅得合适人选。据时任翰林院学士兼国史编修的郡人傅珪①傅珪(1459—1515),字邦瑞,保定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官至吏部左右侍郎、礼部尚书。卒,赠太子少保,谥文毅。参见冯惟敏纂修,王国桢续修,王政熙续纂,《万历保定府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79页。所作《保定志后序》记载,“成化丙戌,姑苏章公来为郡,每汲汲于此,而纂述难其人。越四年,庚寅始得涞水掌教余姚张先生……先生既受委重,单厥心力为之。又二年告成”[2]1084-1085。由此可知,保定府志始修于成化六年(1470),经过两年的修纂,成书于成化八年(1472)。

在成化志与弘治志之外,还有一部保定府志。《千顷堂书目》有“张钦《保定府志》二十五卷”[6]144,《明史·艺文志》亦有“张钦《保定府志》二十五卷”[7]2406的目录,但具体信息不详。张钦,生卒年不详,字敬之,顺天通州人,正德六年进士。“由行人授御史,巡视居庸诸关。……世宗嗣位,出为汉中知府。累官太仆卿。嘉靖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召为工部左侍郎,被论罢”[7]4998-5000。除《保定府志》外,张钦在正德年间还参与了《大同府志》的修撰。

(二)弘治年间的续修、增修情况

成化八年,张才②张才,生卒年不详,字德宏,浙江余姚县人。正统十二年(1447)举人,曾任常熟、文登、涞水县教谕,为官清廉。参见邵友濂修、孙德祖等纂《光绪余姚县志》,载于《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569页。所修的府志成书。经过二十多年,至弘治时期,才由其子张琳③张琳,生卒年不详,又名史琳,字天瑞,浙江余姚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曾任江西左参政、右副都御使。卒,赠太子太保。参见邵友濂修、孙德祖等纂《光绪余姚县志》第569页。刊刻印行,但弘治间所刊行的并非一字未改的张才旧志,而是经过整理与续补的版本。弘治五年(1492),刘吉致仕归乡,于次年过世,“知府赵英即其家而得其全书”[2]1075-1076,张琳“见其书所载,繁琐且多无益”[2]1076,于是“命唐县学教谕徐珪重加编正,乃复芟其繁,就其简与旧稿合”[2]1076。

徐珪④徐珪,生卒年不详,字良璧,号翠岩,浙江开化人。明弘治六年(1493)贡士,任唐县教谕、罗源县令,以疾归乡。参见孙锦等修、徐启心等纂《开化县志》,载于《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790页。在对张才旧志进行整理删减的同时还进行了补续。具体而言,在“桥梁”中,徐珪补续了五郎桥、长沟桥、南门桥、阎家湾桥、天水桥、吴家湾桥的内容。在“学校”中,增补了弘治四年(1491)知府赵英构建府学的情况。此外,“古今科第”是徐珪补修的主要内容,详见表1。

表1 《弘治保定郡志·古今科第》增补表

在诗文篇目中,徐珪添加了《保定府重修庙学记》(弘治五年,林翰撰)、《保定府重修天水桥记》(弘治五年,李东阳撰)、《保定府新建天水桥记》(成化二十一年,赵英撰)、《大宁都司重修儒学记》(成化二十年,赵英撰)四篇文章。自弘治六年(1493)知府赵英从刘吉家中得到张才旧志,至弘治七年(1494)完成,共用时一年。

(三)刊行、传播情况

成化志的刊行可谓曲折。在其成书之后一再拖延,未能付梓,手稿几乎丢失。单志书序文,就分了3个时段才告完成。成化八年,商辂、张才完成序文。次年,章律调任云南,为之作序。成化十一年(1475),刘吉再作序文,但因在任官员变更,导致成化志难以刊行于世。之后,继任官员欲刊行该志,但“江夏刘公改夔州,山阳沈公、金城赵公相继以忧去,临川吴公卒于官,用是不得梓行者且久”[2]1085。进入弘治朝后,赵英再任保定知府。适逢此时张才之子张琳巡抚保定,“仰念先君之焦劳,书虽成而不得就其功,恒惴惴弗宁”[2]1075,遂与知府赵英协力欲刊行成化志。此时,距原稿完成已近20年,难以寻觅。弘治五年,祖籍博陵的内阁首辅刘吉致仕归乡,其保留有成化志原稿。知府赵英将原稿收集过来,张琳又命唐县教谕徐珪整理、补续。弘治七年梓行,即现今所见弘治《保定郡志》。

弘治志刊行后,万历间冯惟敏再修保定府志时曾作为参考。据记录当时府库尚存12本。在冯惟敏所编订的万历《保定府志·艺文志》中,弘治志序文计4篇,而今所见的弘治志序却有6篇,多了章律和张琳的序文。另据记载,万历时期保定府库除了新志(即弘治《保定郡志》)12本外,还有旧志(即永乐《保定府志》)4本,但这些府志均未流传下来,康熙《保定府志》载“乃以流寇之祸,案籍散失”[8]第八册36,系指在崇祯甲申保定守城之役中,保定城被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府库文档遭到毁灭性破坏,由此推测存于府库的两版保定府志,应是毁于战火之中了。

由于万历《保定府志》的编纂和传播,万历后弘治《保定郡志》的流传不广,《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均未载此志。清康熙间保定府再次修志,曾指出“旧志甚核,近志甚宽”[8]第二册37,所谓“近志”即是成书年代较近的万历《保定府志》,“旧志”即为弘治《保定郡志》。此后弘治志便较少见了。至光绪《保定府志》出现,甚至出现了将张才所修成化志认定为景泰志的错误。其言“明旧志序云,张才之志三十年而后付梓人,若非刘少师吉藏之于家,稿固不存矣。按:志之创莫详年月,郡人刘吉于景泰时充修《寰宇通志》,征天下志乘。天顺初,改修《明一统志》,故旧志稿得而藏之。后三十年者,盖成化时都宪于琳始刊刻也。又按刘吉于宏治初入内阁,加少师,序云少师者,统称也”[9]第十五册18。光绪《保定府志》所见明旧志,即万历《保定府志》。由于万历志序中并未详细说明成化志与弘治志的源流关系,是以光绪《保定志》从时间上将张才之志推至景泰间,实为误判。另外刘吉参修《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时,永乐志尚存,其参考与收藏的应是永乐志。成化八年,张才修志完成后,请刘吉作序,至成化十一年方始完成,成化志原稿因此存于刘吉处。此后,知府赵英方能从其处得到成化志全稿。由此可见,光绪《保定府志》将张才编撰的版本视为景泰志,显然是错误的。

虽然弘治志在清代流传不广,但还是保存下来。据阮元所刊《天一阁书目》,其中有“《保定府志》二十五卷刊本 明知府章律编、商辂序”[10]145,可知流传下来的版本已不是四十卷。其中的图表俱遗失,成为当前所见的二十五卷本弘治《保定郡志》。1981年,弘治《保定郡志》的影印本作为《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的第四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至于张钦编纂的《保定府志》,除《千顷堂书目》《明史》中有记载外,未见关于该志的记载。可知该志在清中期时尚存,此后遂散佚。

三、万历《保定府志》的成书与传播

(一)隆庆年间的编纂情况

弘治《保定郡志》之后,嘉靖间曾修撰保定府志,由时任保定府通判林爱民①林爱民,生卒年不详,字子之,福建霞浦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曾任保定府通判、户部郎中、广东按察司佥事。参见福建省霞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霞浦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8~1029页。担任主纂,然因故未成书②据时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孙慎所作《保定府志序》载,“嘉靖癸丑岁,莆阳肖云,林君爱民,倅予保定。予尝以志事议之,林君慨然承领。乃考求故实,参访舆论。未几,有部署之命,事遂不果”。参见冯惟敏纂修、王国桢续修、王政熙续纂《万历保定府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98页。。至隆庆二年(1568),何东序③何东序,生卒年不详,字崇教,号肖山,山西猗氏人。尝守徽州,巡抚榆林,升副都御使。参见潘钺、宋之树纂辑《猗氏县志》,载于《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408页。出任易州兵备,发布纂修府志檄文,督促修纂保定府志。时任保定知府贾淇便数次移文,催促正在赴任路上的冯惟敏。待冯惟敏到任后,对修志任务始推辞不就。直到隆庆三年(1569),杨俊民④杨俊民(1531—1599),字伯章,号本菴,故兵部尚书杨博之子。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曾任礼部郎中、河南提学副使、户部尚书,加衔太子太保。卒,赠衔少傅兼太子太傅。参见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660页。出任河南提学副使,途经保定询问府志情况,“谓守曰,不作志使摄有司之阙。守以县官阙对,盖苦以所难云”[4]15,冯惟敏才接受了此项任务。其中经过,在孙慎《保定府志序》中有详细记载:

隆庆己巳岁,临朐海浮冯君以润州郡博来倅保定。冯君盖青齐之钜儒也,士论夙推重之。是时,嵩县近皋贾公方为守,知君足以胜事,即移文屡催至。则请于兵宪肖山何公,乃以志事委之。遂开馆编萃,选学官弟子若干人,佐以从事。再阅月而罢,惟君乃躬自裁订。时保定冲剧之地,直指使者四面至。君又摄满城篆簿,领趋走旦夕不暇。政通之余,即事铅錾。发凡举例,搜遗阐隐,芟繁订伪,裒集编纂,勒成一家之言,以成一郡之钜典,盖逾年而告成。[4]798

据《稀见地方志提要》言:“成化八年,郡守章律始成府志二十五卷。隆庆戊辰,镇兵易宪征修府志,时郡守贾近臯嘱通判冯惟敏为之,冯去,知府章孟泉继事,志成于隆庆辛未,凡二十卷,为图二、表四、志十一。”[11]89可见冯惟敏修志,未成而去,保定知府章时鸾⑤章时鸾(1510—1579),字孟泉,安徽青阳人。嘉靖间举人,为邹县知县、衢州府同知、保定知府,后升河南按察司副使。参见文明、华椿、廖光珩修,周赟纂,《光绪青阳县志 青阳县志刊误补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继之,于隆庆五年(1571)完成。实际上冯惟敏在隆庆五年“约十月或十一月,贬鲁王府师,怨望,不之官,本意立即启程归家,然要等《保定府志》印出。年底,书始出,次年春归”[12]151。因此,并没有保定知府章时鸾继冯惟敏修志的事。其实章时鸾是继前任保定知府贾淇⑥贾淇,生卒年不详,字希武,河南嵩县人。嘉靖己未进士,为涞水、鄞县知县,户部员外郎,保定知府,迁辽东行太仆寺少卿。参见康基渊纂辑《嵩县志》,载于《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566~567页。未成之事,“志成,则贾公以迁秩去,而继至者则孟泉章公也。章公洁己爱民,乐观厥成,相与刻之以传”[4]1。章时鸾代替贾淇并与冯惟敏一同完成了《保定府志》最后刊印的工作。

(二)续修情况

此后,府志“殆三十余年而阙者未补。适安邑王郡公以缮部,来视郡事,慨逸事之未理,以凤翔王君次其书”[4]15。此处安邑王郡公和凤翔王君,分别指王国桢和王政熙。王国桢,生卒年不详,字翼廷,安邑(今山西夏县)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济宁兵河道副使,在任上修《济宁州志》。王政熙,生卒年不详,字世雍,号瞻岵,安肃县人(今河北徐水)。曾封承德郎、任凤翔通判。康熙《保定府志》称其“美风仪,博物洽闻,为诗赋不加点。……与高阳孙文正公齐名”[8]第二十一册36。

万历三十四年(1606),王国桢出任保定知府,在政暇之余征文考献,“因耴所刻旧志翻阅焉,盖缅首一开卷而不胜乙也”[4]7。遂请本地名士王政熙整理三十多年来的文献,沿用冯惟敏《保定府志》体例,加以续补,“若职官,若选举,若宦迹,若人物,若祥异,若八景,悉为续补”[4]6。王政熙在冯志基础上增加了职官、选举、宦迹、人物的内容,尤以《职官表》和《选举表》最多。此外,《宦迹》《人物》《政事》《驿传》等亦有增补。所补“八景诗”,即为“保定八景”,包括市阁凌霄、奎楼应宿、横翠朝晖、莲漪夏艳、郎峰耸秀、鸡水环清、东皋春雨、西塘早稻,每首诗前还有序文。在刊刻时,补续的部分与旧志合在了一起,但前后刊刻字体有差异,“原刻字大,字体方正,类嘉靖风格;增刻字稍小,近写体”[13]。冯惟敏所编纂的府志刊刻于隆庆时期,字体延续了嘉靖本的风格。王政熙续修的部分刊刻于万历时期,所用的是新出现的写刻本字体。此外,续修页码另外编排,“如:'新五一’、'新五二’,'又五一’、'又五二’(原刻页码为'五’——卷二);'又十一’,'又十一二’(原刻页码为'十一’——卷七)”[13]28。由此可以清晰地分辨出补修与旧志的内容。

此次续修前后用了一年时间,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告成,但并未立即刊刻印行。据万历《保定府志·职官表》所载,最晚到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可见最早在万历四十七年才将续修的《保定府志》与旧志合刊在一起,即现今所见万历《保定府志》。由于“历代修志往往参考旧体,总结得失,结合实际,创作新例,新志多能内容充实”[14]218,万历《保定府志》正是如此,故而成为明代保定府志编纂成就最高的一部。

(三)刊印与传播

万历《保定府志》在《千顷堂书目》中有著录,清康熙年间纪弘谟、郭棻编纂《保定府志》,曾参考过此志。康熙《保定府志》保留了冯惟敏和孙承宗所作序文,“艺文志”部分也有引用。由于《明史·艺文志》仅有张钦编纂的《保定府志》而没有万历《保定府志》的记载,说明自康熙年间到《明史》修撰完成的乾隆时期,万历《保定府志》已不见于世。

至光绪朝,李培祐、张豫垲修《保定府志》,以冯惟敏序文作为依据,将成书于成化间的张才旧志,误判为成书于景泰间,这再次证明李、张二人亦未见到万历《保定府志》。因为冯惟敏修志时,在“艺文志”中载录了4篇弘治《保定郡志》的序文,这些序文中有关于张才的籍贯和修志时间等信息,若二人见到万历《保定府志》原本的话,应不至于出错。由此可以推定,光绪《保定府志》中对于万历《保定府志》的了解,是从康熙《保定府志》中得来的。另外,光绪《保定府志》中有引“明旧志”的注录,如“北控三关,南通九省,群山西峙,众水东潆”[9]第八册2。但此记载是转录、改写康熙《保定府志》“群山西峙,众水东潆”[8]第四册9,和元人刘因赋“北控三关,南通九省,地连督亢,城压樊舆”[8]9而成。再如“冀州,赵分,在大梁胃昴间。先儒又谓卫水南为赵分,北为燕分,在尾箕之次。是则南境属赵,北境属燕。分野当在尾箕胃昴之间”[9]96的记载,虽注明来自万历《保定府志》,但实际是从康熙《保定府志》中的“郡旧志”抄录的。是以可见,万历《保定府志》在清中后期已经不见流传。然而,该志并未散佚不存。《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河北历代地方志总目》等均有万历《保定府志》在北京存有第一卷、第二卷与第六卷到第四十卷残本的著录,说明该志在国内已经存世稀少,且无全帙。

幸运的是,该志在日本内阁文库却有全帙。日本内阁文库前身为枫叶山文库,为幕府将军专用而设,收录大量中国古籍。至于该志传入日本的时间,推测应在1722年,即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1月4日,加贺藩主“前田纲纪向幕府进献了13部明代府志”[15]5,其中便有《保定府志》一箱。前田纲纪于万治二年(1659)开始收集汉典籍,若所献《保定府志》系万历志,那么,该志流入日本时间当在1722年。若万历《保定府志》是加贺藩的前几任藩主的藏品,其流入日本的时间则更早,或许是在明末。

万历《保定府志》流传到日本之后,被保存在枫叶山文库中。1885年,内阁文库成立,枫叶山文库并入其中,并启用“秘阁图书之章”。由于枫叶山文库为将军专用,故而管理极为严格,且不用藏书印,因此,“该文库皆是没有眉批夹注的干净本子”[16]。日本内阁文库本的万历《保定府志》符合上述的特征,除明治之后新用的“秘阁图书之章”等十七处钤印之外,全书干净无他。是以可知,被收藏于日本枫叶山文库、后转入内阁文库收藏的版本,就是万历《保定府志》。1999年,万历《保定府志》被列于《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中的一部,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四、结语

综上可知,明代保定府志在永乐朝成书一部,该志到万历朝仍有流传,其散佚应在万历之后。成化年间,由章律主持,张才编纂,再次编成府志一部,但因故未能刊行。直到弘治朝张琳巡抚保定时,该志经过徐珪整理补充,终得以刊行。这部府志曾在保定府库中有保存,明末毁于兵燹。流传至天一阁中的一部保留至今,其中图表遗失。张钦所编纂的《保定府志》大致成书于正德、嘉靖期间,流传不广,大致于清中期之后散佚。隆庆朝,经过贾淇、章时鸾、冯惟敏的努力,又一次编纂《保定府志》,并刊行流传。不久,万历年间王国桢和王政熙对这部方志进行续修,将原志与续志合刊在一起。合刊之后的这部府志存世稀少,国内仅存残本。明末清初流传入日本的一部,全帙保留了下来,实属不易。万历到明亡,保定府再无修志活动。修志难,而志书流传至今则更难。对于明代保定方志的成书和流传,我们应该加以重视,了解前任在地方文化建设上付出的心血,并高度珍视这些前人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善加利用,以期为地方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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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 力(1996-),男,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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