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三个儿子里，就属老二存在感低，为何剃度又还俗？

苏轼三个儿子里，次子苏迨似乎是存在感最低的一个。熙宁三年 （1070），由苏轼续弦王闰之所生，字仲豫。据说，苏迨先天体弱，头骨奇特，苏轼形容“我有长头儿，角颊峙犀玉”，不仅如此，4岁了还不会走路。苏轼多方求治，不惜让苏迨拜杭州天竺寺辩才为师，剃度摩顶。在辩才法师的祝祷下，终于能如常人生活。之后，苏轼又花钱买了一道度牒，让辩才另外剃度一人，才让苏迨还了俗。元祐初年，还促成了他与欧阳修孙女、欧阳棐之女的婚姻大事。

或许因为体弱多病，苏迨得到了父亲更多的偏爱，夸赞他“好学而刚”“知为楚辞，有世外奇志”。这种标榜倒并非是父母“滤镜”，据多方反映，苏迨确实在诗赋议论上有过人之资，坊间有“迨得坡舌” 的称誉。因为久病，在医学方面也颇有建树。

元丰八年 （1085），16岁苏迨随父赴登州任上，途中偶遇大风，就此经历作了 《淮口遇风》。诗作甫成，炫娃成瘾的苏轼就按捺不住傲娇，欣然和诗 《迨作淮口遇风诗，戏用其韵》赞其文才：“我诗如病骥，悲鸣向衰草。有儿真骥子，一喷群马倒。养气勿吟哦，声名忌太早。风涛借笔力，势逐孤云扫。何如陶家儿，绕舍觅梨枣。君看押强韵，已胜郊与岛。”夸着自己儿子的同时，还不忘用陶渊明只知道绕着房子摘梨枣吃的儿子作衬托，甚至不惧放言，儿子的诗才比孟郊、贾岛还要略胜一筹，言外之意，自己作为父亲更是功不可没。倒并非真的失去理智的自夸，陈师道曾评苏迨：“真字飘扬今有种，清谈绝倒古无传。”（《送苏迨》）参寥子也曾称赞说：“文章造深淳，词力宽不纵。”（《次韵苏仲豫承务寄伯达推官》）

身体原因，无论操持家事，还是随父奔波，苏迨都不是首选。偏安一隅，不能于父身前尽孝，让苏迨心有遗憾。绍圣元年 （1094）六月，苏轼去往惠州前，亲书往年所作六篇赋，赠别苏迨，苏迨洒泪叩拜而去。协助兄长苏迈，顺从父亲心愿，携一家老小安稳于家园。

早在元丰三年（1080），48岁的苏轼曾于黄州老来得子，取名苏遁，小名幹儿。本是一件喜事，却因为不到周岁便夭折成了一大打击。年轻的母亲、侍妾朝云更是痛不欲生、以泪洗面。苏轼写诗痛悼：“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未期观所好，蹁跹逐书史。摇头却梨栗，似识非分耻。吾老常鲜欢，赖此一笑喜。忽然遭夺去，恶业我累尔。⋯⋯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字字含悲，心如刀绞。犹记得三朝当日，苏家还大摆筵席庆贺新生，苏轼特作 《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事后被人有心解读是对当时境况的反讽，但不作他想，“无灾无难到公卿”其实是为人父母最朴素的期待。对没能活下来的苏遁适用，对自小体弱多病的苏迨也是如此。官至几等，财重几分，对父母而言其实都不重要，儿女平安健康是最大渴求。此时，苏轼不过是万千普通父母中的一员，儿子才华显露自然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但有时哪怕一家整整齐齐也是奢求。

当收到朝廷发布第四次降官处置的诰命：“落左承议郎，责授建昌军（治所在今江西南城）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轼就觉得不能再拖家带口四处奔赴了。他想独自承受政敌的残酷迫害，只身潜行，但长久以来的家风、家教，让儿子、儿媳都哭着要求与父亲同行，权衡之下，最后苏轼决定只带小儿子苏过、侍妾朝云和两位女佣前行，其他家眷包括苏过一家全由苏迨带回阳羡跟长子苏迈一起居住。元祐年间享有的短暂平静宣告结束，一家人又开始了天涯两隔。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