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顺安：我生命中最高的荣誉

1976年从农村招工回城，结束了我知青的生涯，被分配在郊外的一个化工厂工作。

那时单位没有通勤车，每天上下班需挤公交车，十分的不方便。

我家住在离公交始发站还有三站地的地方，每当公交车行驶到我等车的站点时，很多时候都已经满员，根本上不去。经常得坐回头车到始发站才能坐上车。本来只需半小时的路途，我总是提前一个半小时从家出发，就这样还时不时的迟到。

在化工厂工作近两年中，我实实在在的体验到了乘坐公交车上下班的困苦和艰辛。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调到了公交公司工作。

在这里，我从事的第一个职业就是乘务员。那时这个工作在社会的地位很低，吃苦受累不说还经常与乘客发生纠纷，被乘客打骂的事件时常发生。

在人们的印象中乘务员就是“小字辈”，被人瞧不起，很多人都不愿从事这个职业。

而我却不然，我很珍惜和热爱这个职业，并努力的把这个工作干好。

由于我曾有过乘车难的经历。将心比心的换位思考，因而，我对乘客的服务就格外的体贴和热心。

在上下班高峰时，我管辖的车门总是尽可能的多上一个人。“上下班时间，坐车都不容易。请大家互相照顾一下，往里串一串。”这是我疏导乘客时最常用的语言。有时嗓了喊哑，几天说话都很困难。

在我的服务中老弱病残孕是我特别关照的重点，每当遇到这类乘客上车时，我都主动的帮扶他们一把。而且，第一个让出座位的总是我自己（虽然这违犯公司的规定，但我仍坚持这样做。），然后，再请别的乘客让出座位。我的一举一动都被乘客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许多经常坐车的乘客遇见我时都非常的热情，问寒问暖，主动上前与我打招呼。对我的工作也是十分的支持和积极的配合。

有些大姨大妈们还经常拿出携带的食物让我品尝。不容我推辞撩下就走。哎！真拿她们没办法。

还有几位年轻的姑娘则偷偷的给我送来电影和舞票，我都以“没时间”为借口给予婉言谢绝。

有一次，在行驶途中突然下起了大雨。一位抱小孩儿的大姐显示出很为难的样子，我仔细一看原来她没有带雨具。

我把我的雨伞放到她的手中，说：“大姐，你拿这把伞先用吧，别把孩子淋病了。”

她犹豫了一下，说：“那你咋办？”我说：“你先用吧，一会儿我再想办法。”

没等她回答，她怀中的小弟弟抢着说：“谢谢！阿姨！”

大姐赶忙说：“不是阿姨，是谢谢叔叔！”

周围的乘客们都会心的笑了起来。

打那以后，我在车上特意备用两把雨伞给急需的乘客使用。

让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有一年的冬天，一个雪后的上午。在胜利街车站上来一位白胡子老爷爷，我扶着他安排好座位。

聊天时得知他已86岁高龄，这是去她女儿家中串门。

问明了他下车的站点，我嘱咐他：一定要坐稳扶好。到站时也别急着起来，我送你下车。 老爷爷下车的站到了，我喊司机稍等一会儿。来到老人家的座位前，搀扶着把他送下车去。并嘱咐他：要靠边走，路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当我回到车上，看到了让我根本无法想像的一幕：车下的老爷爷缓缓地转过身来，对着车门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老人家的这个举动使我顿时愣住了，我激动万分，热血顿时沸腾了起来。我强咬着牙，紧握着拳，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别让眼泪流下来，结果还是失败了。

我急忙用衣袖偷偷擦去泪水，环视一下周围，看有没有让人看到了笑话。可我看到的却是乘客们一双双敬佩的目光。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工作几经变化。开公交车，做管理。业余时间搞摄影、书画、篆刻和诗歌文学等艺术创作。获得过无数次的荣誉和这样那样的称号。家中的奖牌、奖杯和荣誉证书堆成了小山。

几家报刊和电视台还多次对我进行了采访和专题报道。对于这些，我都没有看在眼里，放在心上。

我唯一把那位白胡子老爷爷饱含深情的鞠躬，做为人民对我们公交人最高的奖赏，视为我生命中最高的荣誉。

光阴如箭，转瞬间，我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霜染双鬓的老头儿。

2014年8月，我解甲归田，离开了工作30多年的公交岗位，退休回家了。

此时此刻，我心中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有一种依依的难以割舍的眷恋。这也许就是一个公交人，对所从事事业的一种深深的热爱，一片浓浓的情愫吧。

郑顺安:笔名皓月，1954年生。国家级摄影，篆刻艺术家。

郑顺安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钻研艺术创作，现已在国内几十家报刊发表摄影，书画，篆刻，诗歌等作品几百件。被多家报刊聘为特约记者。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艺术展赛中入选并获奖。其传略和作品还分别被编入<中国摄影家全集>、<中国摄影家作品选集>和<中国书画家全集>等书中。2004年2月，丹东电视台对其取得的艺术成就进行了专题报道，2009年3月，<鸭绿江晚报>、<丹东新闻网>、<丹东民间组织>杂志等再次分别报道了他的事迹。2009年6月，<郑顺安摄影作品展>在丹东电视台展播。

郑顺安现为:丹东市摄影家协会会员;辽宁省职工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和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