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旺||致敬，劳模父亲
致敬，劳模父亲
文/白玉旺
七十年代，我的家乡庙岭村街头传唱着一首歌，其中头两句是“战斗英雄张初元，劳动模范白存贵”。小时候常听一位退伍的抗美援朝志愿军人项林元唱这首歌，他起那首歌来可谓有声有调有节奏有激情，并且首尾完整，可惜当时没有及时把歌曲的内容和曲调记录下来。林元去世后，完整的歌曲无人会唱，完整的歌词也就无从知晓了。歌词里唱得“劳动模范白存贵”，就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白存贵，生于1910年农历3月24日，一辈子居住在村里。
我们县的县志有一个补遗词条：“白存贵，宁武县怀道乡庙岭村人，1944年12月参加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根据史料记载，晋绥边区是由山西中西部的晋西北、晋西南和内蒙古绥远的大青山三个地区组成，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晋绥边区建立以来，边区党政军机关在组织领导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同时，为了鼓励广大民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抗日，从1942年1月至1944年12月，曾先后举办过四次大型群英大会，表彰了从工农业生产一线和武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1000余名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对激励300万边区民众的生产和抗战热情，巩固和发展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对各抗日根据地及全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我的父亲白存贵参加的是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父亲在世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参会的情况。他说参会时需要绕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开会前后时间将近一个月，开会地点在陕西和山西交界处一个叫王家庄的村子里，很隆重，会上有的奖励了自动步枪，有的奖励了一头牛，有的奖励了锹镢斧头。父亲言说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我曾经看到过一本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的小册子（是当时边区政府编印的系列丛书）：《第四届群英介绍——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丛书之七》（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印行），在附录“群英题名录”中，把群英分为十个大类：第一是部队英雄，第二是民兵英雄，第三是农业劳动英雄，第四是合作运输英雄，第五是公营工厂英雄，第六是民间工厂英雄，第七是妇女英雄，第八是模范学习者，第九是模范工作者，第十是机关劳动英雄。在第四届群英大会题名录里，我的父亲白存贵的名字列在第三类：农业劳动英雄。我们县里有一本2015年编辑的《宁武革命根据地志》，书中记载了宁武县参加晋绥边区群英大会的一些基本情况：从1942年1月至1944年12月，先后举办过四届群英大会，宁武县参加了后三届会议。第一届宁武没有人参加，第二届于1942年12月12日至16日召开，宁武有一人出席；第三届于1944年1月7日至15日召开，宁武县有3人出席。第四届于1944年12月7日召开，宁武有47人出席。有一张晋绥边区群英会的老照片，照片上面的繁体文字是这样写的：六分区出席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全体群英摄影，合影时间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上面的合影人员有60多人。我的父亲参加的就是这一届群英会。父亲肯定在合影的人里面，但就是不能确定哪一个是父亲的影像。我让我的哥哥姐姐辨认，他们也说辨认不出来。在父亲生前，我还没有见到此相片，也就没有让他本人有辨认的机会。
我的父亲参加完群英大会回到乡里以后，乡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父亲胸前别着大红花走在前面，后面跟着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小学生高呼着口号，满大街游行庆贺。各村、各部门连续不断组织学习英模事迹。当时还把晋绥英模编写了歌曲供人们传唱。从此以后，“劳动模范白存贵”“老模范”也就成了我们村和相邻村庄街头巷尾大人小孩子的口头语。有一本1945年4月手刻油印的小册子，记载的是静宁县下官庄村（距离我们村五六里路）群众剧团成立的详细情况，在谈到剧团演职员由于思想浮躁，在学戏中产生了畏难情绪时，剧团于是专门组织大家学习父亲白存贵的模范事迹，其中有这样21个字：“学了十五六天在全区开欢迎劳英（劳动英雄的简称——笔者注）白存贵总结大会”（后面部分文字缺失），可以看出当时各行各业都把群英事迹作为学习的榜样和解决实际困难的助推器。
从现在已经近八十岁的村民那里了解到，父亲当时的主要贡献是响应大生产运动，带领民兵大面积开荒种地，支援前线有功，表现突出而成为英模的；据上了年纪的人讲，如今我们村里塔上的地和神山的地，大部分都是父亲带领民兵和村民开垦出来的，对支援前线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这是能够入选晋绥边区英模名录的重要原因。关于父亲的入党时间，应该在参加群英大会前的42或43年前后。据我的大哥白兴旺（今年80岁）回忆，我们村抗战前的两个老党员第一个是常福官，第二个是我的父亲白存贵。由于当时入党需要保密，没有资料，这样反而造成入党时间的不确定。
生活中真实的父亲。我曾经写过一篇《抱愧父亲》的回忆性散文，简单概括了父亲的一生。父亲的形象，很像当代画家罗中立80年代画的那幅油画《父亲》的样子，我甚至怀疑《父亲》油画的作者是临摹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那朴实的形象，那面部的皱纹和表情，就是千千万万父亲的缩影，是典型的农民代表。父亲祖祖辈辈生存，奋斗在庙岭村这块土地上，和黄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直到1992年去世，享年83岁，也算是农民中高寿之人。
父亲担任过村干部，在我的记忆中，“文革”开始后他就不再担任村干部了。从我记事起，父亲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忙碌：一是忙家务，二是忙社务。因为孩子多，生存与温饱都很难，所以父亲要不断地奔波，劳作。为了补贴家用，记得父亲多次养母猪卖小猪崽换零用钱。但每每都是猪崽下得多，行情下跌；猪崽下得少，行情上浮。有一次下崽之后，父亲又背着小猪崽跑上三四十里山路去推销，等到晚上掌灯时分，精疲力尽的父亲回来时，他身后的口袋里还有一只猪崽在有气无力地哼哼。父亲说：“死活没有人要，给人家也不要，人家嫌个头小不好养！”父亲喘了口气又补充说，“自己讲究着养，年底好歹有几斤瘦肉吃。”他抬头看着五六个孩子睁大了的眼睛说。由于父亲的勤劳，再加母亲的勤俭持家，家里还从来没有过揭不开锅的时候。
当时的村民叫社员，父亲后来是社队的保管之一，因为还设有另外一个保管，一个拿钥匙，一个拿印子。父亲掌管着印子（在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上雕刻着一个大大的“印”字），集体的粮食入库后要在上面压上印记，起到互相制约的作用。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出出进进，来去匆匆，很是忙碌。他一会儿将农业社残缺不全的叉子、扫帚、连枷、木杄之类抱回家里一大堆，亲自担当起了修理工的任务；一会儿又跑出去撵猪，撵鸡，撵牛马驴骡，防止人们散放的家禽和牲畜吃农业社粮场里的粮食。
父亲经常教诲我们要诚实做人。他自己以身作则，真诚无私，堪称楷模。他是保管，从来没有把集体的东西拿到家里来。他在社队有发言权，但从来是出以公心，考虑自己很少，这有时不免要委屈家里的人。记得有一次选拔新兵，我的四哥和村里的另一个青年体检全部合格，最后部队只要一个，决定权在公社的武装部长那里，结果是我的四哥没有当成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父亲的顾全大局。
父亲心地善良，乐善好施。我的大哥和姐姐经常说到一件事。有一年下大雪，一个“外乡人”被困在村口的大街上，只见有路人围观，不见人施以援手，眼看有生命之忧。正在这时，父亲出现了，他二话没说，把“外乡人”背回家里，灌热汤，用被子焐，直到“外乡人”苏醒过来。等到大雪消融，“外乡人”能走动，父亲给“外乡人”带了干粮，送“外乡人”上路。临行时，父亲看到“外乡人”衣服单薄，把家里唯一的绵羊皮袄赠送了“外乡人”。大哥和姐姐后来说起这件事，从心里佩服父亲。他们都感叹说，当时家里人都心疼那件绵羊皮袄。
父亲不但正直善良，更热心帮助人。他有一手好泥活，只要人们一张口，如盘锅台，垒炕，砌烟囱，瓦房，铺地砖等，他是随叫随到，但从来不收报酬。他的手艺远近闻名，他的人缘方圆称赞。这在我们子女们都有切身的体会与感受，因为如果你偶尔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行礼或办事，只要一说起父亲的名字，人们第一句话是“你是白存贵家的孩子？你父亲可是远近闻名的老模范！”，第二句话是“白存贵，好人，好泥活！”正是由于父亲的为人与口碑，所以我的四个哥哥在那样穷困的家境里，一个接一个先后成了家，要知道这在农村，有人给媳妇就是一个家族兴旺的标志。我小时侯经常听到人们和父亲开玩笑：“哎呀，老模范，你攒下几罐白洋，儿子们都娶上了媳妇？”父亲要么抽着小兰花笑而不答，要么只有一句“多着呢”——其实我们知道，家里的日子过得很是拮据，哪有什么银元。正因为家境贫寒，拿不起学费，我读高中时连补习一年也不行，为了一个保险的“铁饭碗”，只好在预选时提前走了中专，心里很是不甘。父亲的最大财富是那看不见摸不着而又谁都不以为然的人缘、好心与口碑。
父亲经常和我们讲，为人不行正道，那是自毁长城。他经常告诫我们说，你们的爷爷有点文化，但因为好赌成性，把家产输尽不说，连唯一的女儿也输给人家抵了债，你们要记住啊！
我们小时候有时也口无遮拦、童稚无邪地问父亲，为什么没有吃上“皇粮”，成为国家干部。他叹一口气说，干部南下时，他也在南下行列中，但在决定过黄河时，他没有南下：一怕没文化适应不了，二怕家里孩子多受了累，于是在关键时刻打了退堂鼓。从他的眼神里，我们看出了父亲的惋惜与无奈。是啊，正是父亲对待家庭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使家庭渡过了难关，但也使他失去了从政的机会。父亲回到了家乡以后，一直担任村干部，直到文革开始。直到去世，父亲从未间断过参与集体活动与党的生活会，人们也一直尊称他为“老党员”“老模范”。
我有一直未了的心愿，就是为父亲立一块石碑，按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但给父亲立一块碑却成了我最大的心愿，也成了我的心病。因为诸多因素，直到现在，还一直未能如愿。父亲一生正直善良辛苦勤劳，为村里做了好多有益的事，是人们心目中当之无愧的老党员，老模范。他的一生平凡而朴实，勤劳而正直。在我记忆里，除了喜欢拿着玉嘴烟锅抽小兰花外，他一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没有对集体、对党、对国家与社会的负面言行，有的只是对生活的热情，对集体的热爱。他对家庭负责，对集体热心，对党忠诚，对国家充满希望。他也从来没有把自己“晋绥边区劳动英雄”的荣誉挂在口头去炫耀。父亲在家人心目中是好父亲，在全村以及附近的村庄更有好口碑。他是好人，好党员，无愧于“老党员”的神圣称呼，无愧于“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他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
1992年秋冬，父亲因病去世。父亲死后，埋在了他耕耘一生，爱惜一生的黄土地上。在给父亲选择坟地时出了难题。老坟已经没有空处，于是选择在距离老坟下面不远处的一处地堰作为父亲的新坟地，但地堰属于邻村南沟子村村民个人所有。我的哥哥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南沟子村和土地的主人商量，结果真是出奇地顺利。人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并且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全家人感动不已：这地还是你父亲给我们村的，安葬“老模范”我们从心里乐意。
这事还得从父亲担任村干部时说起。在我的记忆里，庙岭村与仅有二里路远的南沟子村从来就是一个大队，属于一个党支部。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我们村和南沟子村还统一叫南沟子生产大队（我的初中毕业证上还盖着“宁武县怀道人民公社南沟子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的章）。历史上，南沟子村土地少而贫瘠，庙岭村相对而言土地多而肥沃。在父亲担任村干部期间，无偿支援了南沟子村百十亩土地，帮助南沟子村的村民度过了最困难的岁月，南沟子村的人当然特别感念父亲。由于土地证一直在庙岭村，后来庙岭村的新任村干部到乡政府要求南沟子村归还那百十亩土地。乡政府考虑到南沟子村确实土地不足，全部归还对南沟子村是个不小的问题。经过调解后归还了庙岭村六十余亩土地。庙岭村的村民私下有不同的说法：白存贵是出卖了土地，后来的村干部要回了土地。但这些话终究只能是私下里说说而已，拿不到台面上，因为父亲是从国家的大局考虑，没有私心，所以庙岭村的村民也只是开玩笑式地说说而已，没有太多的恶意。这也就是南沟子村的村民念念不忘父亲的原因。后来土地承包了，集体只能是起协调作用，一切需要和村民商量，父亲选择坟地时大家感到很难为的事情，在南沟子村的村民那里却一点儿也没有感到难为，反而答应得是出奇地痛快，办事也就出奇地顺利，既是预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父亲当年带领村民开荒种地、支援前线时，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一切为了集体，为了国家，晋绥边区劳动英雄的精神风貌就体现在这里，这是一笔物质财富，也是一笔精神财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这笔财富，纪念晋绥边区英雄，不忘曾经的英模，这是我们这些后代人的基本良知所在。历史的轮回让父亲安息在他划拨出去的土地上，这也颇有纪念意义。
当年，父亲下葬后，坟头飘洒着薄薄的雪；如今，父亲的坟头柳，已经郁郁葱葱，枝繁叶茂了。为他立碑，对父亲本人而言，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但对于后代子孙，对于后来人，包括普通党员干部，普通人，都有教育意义。他的事迹，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应该让村里人永世不忘。所以应该宣传父亲的事迹，让人们记住父亲，记住父亲这一辈人的朴素情怀与价值追求。我作为后代人，作为一名公职人员，作为一名教书育人一辈子的人民教师，作为一名三届十五年的政协委员，除了学习父亲这一辈人的精神之外，应该为父亲立一块碑，他也完全配立一块碑。碑的上面，无须华丽的词语，无须长篇的碑文，只须15个大字：共产党员、晋绥边区劳动英雄白存贵，有此15个字足矣！
作者简介
白玉旺：笔名芦芽松。宁武县怀道乡庙岭村人。宁武县第七、第八、第九届政协委员，曾任政协办公室兼职副主任，忻州市政协社情民意特邀信息员，忻州市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宁武文史》责任编辑，《宁武教育科技》主编。曾参与《宁武县志》（1987—2009）编撰工作，参与创作《宁武县组工之歌》和《宁武教育复兴之歌》。中学高级教师。高中语文教师。曾在《中国教育报》《山西日报》《德育报》《忻州日报》《宁武报》《汾源》及“太原道”“大美忻州”“宁武你好”等公众号发表作品。著有21万字的长篇小说《洪河梦》和诗歌散文十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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