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剽客”应知耻
前一段时间，一百多名艺人联名抵制抄袭的新闻不断发酵，抨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追溯起来，剽窃他人非物质成果问题，不是一天的事了，也不止一个领域，不止那几位榜上有名的大咖。剽窃行为不仅在学术界，报刊杂志、公号平台上也时有发生。据文友们揭发，有些人把别人网上的帖子或者发表的稿件克隆下来，改头换面后署上自己名字，拿到别处发表，赚取稿费。对于剽窃他人稿件的“惯犯”，被文友们戏称为“文贼”“剽客”，并自发地评出了中国“四大剽客”。
《人民日报》大地漫笔曾发表过我的一篇题为《慎始与善终》的短文，以明代王廷相与张瀚的故事为例，意在说明，立身之道在于慎始与坚守，否则难以善终。时隔一年，有位叫刘凌林的作者，将我这篇稿子搬出来稍作改动，以《慎始戒一》为题，相继发表在多家知名报刊上。自己的作品被他人据为己有，当事人或可不计较，或可一笑置之，但此风不可长。为保护知识产权计，剽窃他人作品的行为应载入个人诚信记录。
荒唐的是，竟然有人出面，为剽窃行为进行辩解，含蓄地称为“过度引用”，并催生了“洗稿”“融梗”之类的流行语。将他人成果据为己有的行为，与盗窃没有本质的不同，但与模仿、借鉴以及引用还是有区别的。初涉文途的人，免不了借鉴范文，从模仿起步，但不能止于模仿，更不能以模仿代替创作，要学会说自己的话，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修文治学的人，有时也需要旁征博引，征引目的是为了佐证自己的立论，使自己的文章更具说服力。引用他人的著述，一是要尊重他人劳动，注明出处；二是要深入阐发，化为自己的文思，生发出新的创意。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是把他人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而不是为我所有。
追溯起来，剽窃现象自古有之，并不鲜见。过去，因为缺乏便捷的传播条件，剽窃现象没这么严重；因为缺乏明朗的版权意识，人们对剽窃者比较客气，委婉地称之为“文抄公”。客气归客气，嘲讽的言论却也从未止息过。据《唐诗纪事》《大唐新语》记载，枣强县尉张怀庆，喜好偷搬名人诗句，改头换面，拼凑成自己的作品，以充风雅，被人戏谑为“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
在我国古代，但凡有作为的大家名流，都主张自出机杼、别开生面，对那些生吞活剥他人著述的现象，一向耻于挂齿。北魏祖莹，以才名拜太学博士，累迁国子祭酒，精通金石雅乐，以文学见重。他曾对人说：“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南宋戴复古说：“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类似的话语，在西晋陆机、中唐韩愈、北宋苏轼等名家的著述中都能看到。
古人不仅反对抄袭和剽窃，就连依样画葫芦也不赞成。清代黄宗羲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依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陆机则更谨慎，他在《文赋》中说：“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衍义，亦虽爱而必捐。”意思是说，即便出于自己的创意，仍要戒惧此前有无先例，倘若发现雷同，落入他人窠臼，宁肯割爱也在所不惜。
北宋时期的王安石，不仅在政事上主张变法图新，在文章上也主张立异标新。他也认为，文章当别出心裁，倘与别人趋同，就是世俗之作，留它不得。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时，有一次刘贡父来访，正碰上他用餐，门人就把贡父领进书房候见。贡父见砚台下压著一叠关于论兵的书稿，就随手翻了翻。贡父记忆力很强，看过的文章基本上能过目不忘。看完之后，便放回原处，踱出书房，转到廊下等候。饭罢，王安石请刘贡父到书房叙谈。寒暄数语后，王安石问他近来在写什么文章。刘贡父平素喜欢玩笑，于是就说，也没什么，不过写了一篇《论兵》，还没完稿，容后请您指教。王安石一听书名与自己相同，颇为诧异，忙问他写了些什么内容。事已至此，贡父又不便直说，只好把刚才看过的大概，复述了一通。王安石听后良久无语，随后便把砚台下的那篇书稿抽出毁掉了。
在有建树的我国古代文人中，像王安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们这种“为文耻于世人同”的治学精神，熏陶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于今仍然值得敬佩和学习。如果我们连趋同都能察觉并趋避，又怎么会发生抄袭、剽窃之类的丑闻呢？
附注：本文发表在2021年5月6日《前线》客户端，编辑部主任姚咏梅，编辑丁兆丹。发表时有删减，标题改为《剽窃者须知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