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不想读书时，不妨看看季羡林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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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而盛夏，北大朗润园内，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
据说这里的荷花，是季羡林亲手所栽，因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季荷”。
季羡林一生醉心荷花，他曾无数次徜徉湖畔，吮吸着荷之清香，独享那份宁静。
而他的性情，也正如这一株株荷花般，冷冷淡淡。
季羡林出身贫寒，既没有家学渊源加持，也没有家族背景依靠，他的少时玩伴，大多成为普通农民。
可他却凭借一己之力，从田间地头，跋涉至学界巅峰，寂寞而绚烂地绽放着。
一个家徒四壁的寒门学子，是如何靠读书改变命运，一步步成功逆袭的呢？
少小离家，寄人篱下
109年前的今天，季羡林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官庄。
官庄是全县最穷的村，他家又是村里最穷的一户。
小时候，家里一年只能吃一两次白面，经常吃不饱饭。
有时，母亲甚至没钱买盐，只能把盐碱地里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吃。
一家人生计都难以维持，根本没钱供他去私塾读书。
倘若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季羡林大概率会成为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
可幸运的是，他是整个家族唯一的男孩，身上肩负着光耀门楣的重担。
父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才，于是和济南的叔父商量，让他去城里读书。
1917年春节前夕，叔父接走了6岁的季羡林。
他们在萧瑟的寒风中，踏着残雪，一步步走到济南。
这次离家，成为季羡林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
叔父望子成龙，对他要求严格，先让他进私塾读书，后来又转入新式小学。
从初中开始，季羡林课后要去参加古文学习班。
晚饭之后，还要去“尚实英文社”学英文。
一直到晚上10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8年。
他天资聪颖，高中3年，连续6个学期考试第一。
可是，他并不开心。
虽然叔父一家对他很好，但寄人篱下，难免心生拘谨。
原本天真活泼的他，变得循规蹈矩。
有时候，他夜里梦到母亲，早上醒来时枕巾上满是泪痕。
这段读书的日子很苦，季羡林曾在自传中写道：
要是叔父不把我接到济南的话，我总能过一个浑浑噩噩但却舒舒服服的日子。
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年少时吃读书的苦，不过是为了日后少吃生活的苦。
倘若没读书，便会志短，难以看清远方的路。
从6岁到19岁，季羡林在济南住了13年之久。
他的爱荷情怀，或许和这段生活有关。
红花映日，绿叶接天，寄托着季羡林对家乡的丝丝眷恋。
水木清华，意气风发
1930年，季羡林“赴京赶考”，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济南，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各个大学分开招生，学生可以任意报考心仪的学校。
不过，虽然选择余地大，但名校竞争非常激烈。
在几千名考生中，清华只招200人，北大的录取人数更少。
很多学生为了稳妥起见，会报考六七所学校。
但骄傲如季羡林，只报了清北，他声称：“我这一辈子考试的运气好，从来没有失败过。”
果不其然，他顺利被这两所大学录取，一时春风得意。
其实，所谓的“好运气”，不过是谦辞，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风雨兼程。
这两所大学势均力敌，究竟选哪一个呢？
季羡林陷入甜蜜的纠结，几经犹豫，他去了清华。
大学四年，是他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
他就像海绵汲水般，氤氲在书香中，拼命汲取知识，四年成绩全优。
除了上专业课之余，他还旁听了大量外系的课。
其中，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对他影响最大，潜移默化引导他走向研究佛教梵语之路。
彼时，季羡林书生意气，和吴祖缃、林更、李长之并称为“清华四剑客”，他们常在清华的藤影荷声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不过，他的生活并不总是如此阳光灿烂。
大三那年，母亲突然去世，季羡林颠簸两天方才到家。
与母亲阔别八年，他本想工作赚钱后，让母亲吃上白面，无奈造化弄人，这成为他一生的悔恨。
转眼毕业，季羡林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他为工作奔波许久，却一无所获，而家人还指望着靠他养家糊口。
好不容易谋到个国文老师的教职，但他很快被同事的派系之争弄得心力交瘁。
万般无奈之际，他听闻母校清华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换处互派留学生的消息，于是立马报名，结果被录取了。
可昂贵的留学费用，让全家人一筹莫展。
是守着“铁饭碗”安度一生呢，还是去陌生国家“镀金”呢？
季羡林又一次站在人生十字路口，进退两难。
留德十年，乡愁入梦
生活的苦，让人心力耗竭；
读书的苦，却让人劳有所获。
凡心所向，素屐所往。
这一次，季羡林选择吃读书的苦。
24岁那年，他不远万里，前往德国求学。
火车行驶了十天十夜之后，终于抵达柏林。
到柏林后，他的当务之急，便是补习德语。
虽然他在清华时学过德语，但学的是“哑巴德语”，到了德国根本张不开嘴。
在柏林待了一个月，季羡林被德国学术交换处派到哥廷根大学学习。
1936年季羡林（左）与同学在德国
哥廷根是座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几乎没有其他消遣的地方。
在这里，他结识了恩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潜心攻读梵文。
每天早上，季羡林在房东家里吃早餐，一壶清茶，两片面包，吃完后便去梵文研究所读书。
中午，他在附近的小饭馆解决午饭，吃完接着查资料写文章，一直到下午研究所关门，才夹着书回去，晚上在灯光下继续学习。
当时，季羡林要同时学习梵文、英文、俄文、南斯拉夫文和土火罗文等多门外语，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俗话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季羡林就像一个苦行僧般，每天往返于房东家和研究所，废寝忘食地读书。
生活看似枯燥乏味，他自己却乐在其中，每当学有所得，便拍案叫绝。
1937年，2年交换生涯到期，他原本该结束学习回国。
不料战争纷烟四起，国内抗日战争爆发，阻隔了他回家的路。
1939年，战火蔓延，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此时，他同家里断了书信，有家不能回，有苦无处诉。
季羡林留德期间，家里寄去的全家福
一个人漂泊海外，数不尽的缠绵之夜，剪不断的离愁别恨，令他痛苦万分。
那段时间，头上机声隆隆，肚里饥肠辘辘，人命危浅，朝不保夕。
眼见归国无路，季羡林只得把满腔热情，全部投注在学术研究上，积稿盈案，乐此不疲。
为了准备博士论文，他花了三年时间搜集资料，翻阅图书，看了100多种书刊。
1940年12月23日，博士答辩当天，他早晨5点就醒来了，紧张得睡不着觉。
幸运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博士论文全优通过。
在哥廷根的十年，微苦中实有甜美。这段心无旁骛的读书岁月，成为季羡林学术上的第一个春天。
然而走遍天下，更知故土情深。
1945年9月，季羡林还是决定回国。
留德十年，让季羡林的人生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
他这一生达到的高度，已经远远突破了家庭的天花板。
回归故土，潜心学术
幸而数载寒窗苦，自此阡陌多暖春。
季羡林回国后，经老师陈寅恪举荐，回北大任教。
按北大规定，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只能给副教授职称。
季羡林对此毫不在意，没想到的是，他才去北大一个星期，学校便破格聘任他为正教授，兼任东语系系主任。
这“升职”速度，至今无人打破。
在季荷池的后面，便是他的住所。
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伏案工作，8点去上班，坚持了60多年，他家一度成为北大最早亮灯的地方。
因为季羡林公务繁忙，只能忙里偷闲，用早上的时间钻研学问。
几年下来，积少成多，竟写出100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和散文。
哪怕文革时期，他也笔耕不辍，偷偷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晚年的季羡林，虽然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依旧精神矍铄，一门心思扑在学术上。
他经常像年轻人一样，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校园里。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季羡林在80岁高龄时，迎来第二个学术春天，完成了73万余字的学术著作《糖史》。
曾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回答说：
我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没什么了不起，至于我的优点的话，我只讲勤奋，每天一趟图书馆，没感觉自己已经是个老人了。
即使后来身居病房，季羡林也坚持读书写作，在病床上写下24万字的《病榻杂记》。
读书和写作，犹如空气一般，蔓延于季羡林的一生。
读书，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这一生，在学术领域硕果累累。
可是，他又为人低调。
他经常穿一身洗旧了的卡其布中山装，脚踏一双圆口布鞋，看起来像个老农。
正是这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朴实，让他遗世独立，舒卷自如。
2007年年初，季羡林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的称号，自嘲道：“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
须臾11年，弹指之间。
如今，北大荷塘如故，却物是人非。
不过，季羡林虽然走了，却留下了一代师者风范，正如《感动中国》致敬他的颁奖词所言：“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芰荷为衣，芙蓉为裳，朗润园中荷香悠悠。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季老之风历久弥新。
当你不想努力时，不妨读读季羡林的人生，它将告诉你：拼命读书，才是大多数普通人逆袭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