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国中医经过秦汉以前夏、商、周三代的渐萌、诞生、嬗更，度过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后，终于在百家争鸣的君主专制体制和儒道互补的社会背景下成熟发展，在秦汉早期成就了自己的范式，形成以《内经》《难经》为渊薮基础，以《伤寒杂病论》为临床辨析指南，以《神农本草经》为药用锐器，理法方药成体系，以后又经历了宋元和晚明清初三次历史高峰，逐渐沿着自身传统特点趋势，通过在与人类文明的广泛交流和融合中，最终融为中华文明中最耀眼的大系，影响着世界医学而傲然屹立。
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曾经指出，诞生在欧洲的近代科学是各古代科学汇流的结果。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印度、中国和希腊三个文明中心率先产生了理性的科学文化。古希腊科学繁荣和近代科学诞生之间千余年乃至更长期间，希腊医学衰退而阿拉伯医学和中国医学兴旺发达，正是希腊医学和中国医学在阿拉伯的汇合，才渐次传往欧洲促成了世界医学体系的诞生。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段，腹里纵深，地域广袤，气候适宜，资源丰富。中国最早的图书《尚书》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4000万年前的青藏高原是一片海洋，1000万年前升起为陆地，数百万年前才隆起成为高原。人类文明大多依水而生，沿着河流繁衍兴盛，水是生命之源。人类文明史就是人与水相亲、相和、相生的历史。中国亦如是。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和长江蜿蜒入海，自远古以来中华民族主要繁衍在这两河流域。中国的人类学历史十分悠久，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有200多万年前的四川巫山人、170多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115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35万年前的江苏南京人、30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20万年前的陕西大荔人和湖北长阳人、10万年前的山西丁村人和3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等。在中国大陆迄今发现较早期的著名文化遗址，黄河流域有中游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中下游龙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夏、商、周三代以后，自秦统一中国以降，不仅是中国学术产生的基本时代，也是中医文明培育、长成的重要时期。殷周时期形成了“卦爻”，西周末年提出了“阴阳”“五行”学说。夏商西周时期医巫并存，形成了最初的医学雏形。春秋战国时，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一时期医巫逐渐分离，中医学由于其显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理性，数千年前便占据了主导地位。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百余诸侯国之间频繁征战形成了五霸七雄，政治权力的分散提供了人才流动的机会和自由思想的空间。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得以出现，各派学者云集，“不治而议”的士人纷纷发表见解，诸侯国争相效仿田齐养士，士人“择木而栖”，稷下学宫“数百千人”，不同的学术观点兼容包蓄，孟轲两次稷下讲学，荀况三为学宫祭酒。社会思想的自由，造就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形成了儒、医、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诸家纷起。各家之间彼此诘难和争鸣，形成中国学术最为辉煌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国学术重要的遗产经典大都形成，《诗》《书》《礼》《易》《春秋》《内》《难》，无所不有。其《诗》以言志，《书》以记事，《礼》以规行，《易》阐阴阳，《春秋》述尊卑，《内》《难》以解人厄，包罗十分广阔。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导致了殷周以来的思想观念的重建。信仰的“天命观”转向了理性的“天道观”，“主宰之天”的历史羁绊开始自然化。理性的重建区分了“天道”和“人道”，“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通过《易》学思想的播扬而产生天、象、经、传的历史演进，形成了以天人互感、拟象立意、义理注入的三种模式。子产、老子、孔子倡导人道遵天道，子思和孟子阐明“助天说”，荀子提出依据自然规律驾驭自然的“制天说”。《内经》《难经》融《易》学己用，提出“天人一体”和生命规律。卢医扁鹊，在赵为妇科，在周为五官科，在秦为儿科，奠定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医学先河。此外，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中国医学文明史上的第一次高峰。持续发展的这次高峰，带来的历史余脉，是以玄学为特征的新道学思想运动所催生的南齐（479—502）“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将人文原则的“三品”分类法改为依药物自然来源和属性的分类法，开辟了本草学的新理论体系。以理学为时代旗帜“素校禁方，尤工厉石”，“创铸铜人为式”的医学家王惟一，考订经穴理论，为经穴理论的发展与规范化，尤其是铸造了针灸铜人，并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中国针灸技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的宋代，“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公元960年，赵匡胤废除了后周恭帝，建立宋朝，以汴梁（今河南开封）为都城，中原统一，虽与北辽、西夏对峙，两宋国祚319年，开始了“天水一朝”（陈寅恪语）。宋初实行中央集权，赵氏家族一方面用计谋令部下交出军权，统一掌握，另一方面着重于文治，增强文官筹划，推行科举，选贤任能。但在中期以后，由于辽与西夏侵扰，经济不振，国势日衰，到了南偏一隅，奸佞当道，致使国家由强变衰，终致灭亡。宋代科技文化空前发展，是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丰盛时期，理学、医学、文学、史学、艺术硕果累累。宋太祖重文轻武的风气达到极致，在理学兴起、宗教势力退潮、言论控制降低、市井文化兴起、商品经济繁荣与印刷术、指南针及火药一系列发明的社会背景下，优秀人才辈出，史尧弼在《策问》中说：“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在《吕居仁集序》中说：“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二程、朱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及“金元四大家”，即宋濂在为朱震亨《格致余论》题词时说的“金以善医名凡三家，曰刘宋真（刘完素）、曰张子和（张从正）、李明之（李杲），虽其人年之有先后，术之有救补，至于推阴阳五行升降生成之理，皆以《黄帝内经》为宗，而莫之异也。”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四家，其刘完素创立火热论；李东垣立主脾说，张子和主攻下；朱丹溪主滋阴，学派林立，学说各抒，宋濂还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医学文化事业发达，配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发挥的义理性命论学说，尤其是理学大师朱熹，对太极、理气学说作的全面梳理，对后世日趋完善的中医运气学说，做出了许多铺垫。另外，设立“太医局”，从国家层面上为医学教育专门设立机构，各地州镇府政府均仿照开办地方医学校， 学生理论教材，除前唐时必修的医学文献之外，还新增了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等，著名医家杨介，总结了对处死犯人的解剖经验，描绘成图谱《存真图》，供学生上课阅读，这些举措使学医者的水平得以大大提高。从宋太祖赵医胤就开始纂修《开宝本草》，宋太宗又纂修《太平圣惠方》，两代皇朝，加上赵佶又主持编纂《圣济总录》，北宋历朝皇朝对医学的重视，是史无前例的。在朝廷的影响下，一些官僚大臣也对医学颇多关注，如刘禹锡、欧阳修、王安石、曾公亮、富弼、韩琦、夏竦等人也都参加了医书整理，医学学术上出现儒医学派，苏轼、沈括、陈尧叟还有许多个人的医方著述，到了北宋校正医书局刊印医书后，对于各科临床及伤寒学研究的专著更多，医学发展还表现在医学教育上，整体上促进了中医学术形成规模和更趋丰富。中医原有医经和经方派，《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张仲景著《伤寒论》以后，一直到宋代，医学打破了汉代经学一尊的局面，始分门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这种变迁现象称之为“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学派所立者，个个经天纬地，每一位都可以说是“博学多才，环伟倜傥”（《晋书·郤诜传》）；各位的学说，都是“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庄子·天下》），众说众派，形成了中国医学文明史上的第二次高峰。这次高峰带来的学术余脉，是明清两代治疗外感热病方面的创新和伤寒学派成果新阶段的丰硕，最明显的标志是尊而为经、推理而成，经方、时方并存学术思潮兴起，尤其是在病因上从热立论，提出的卫气营血辨证及三焦辨证方法，将中医临床治疗学推向了新的维度。历史到了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改变了《神农本草》的三品分类，采取了“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科学分类，药物学的许多方面低级向高级进化的顺序排列，这种分类法，趋于按自然演化的系统进行，从无机到有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带有明显的生物进化思想，1809年以后，被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书中所引用。李时珍的科学分类法，时间上要比瑞典分类学家林奈的动植物双命名法早许多年。科学被中国学术界接受，是通过与儒学中的“格物穷理”传播达成的。理学大家朱熹说过：“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意思是说，穷尽万物之理后，心中所具之理方能显示出来。朱熹和同是理学大家的陆九芝、王阳明不同，陆、王讲“即心明礼”，朱熹讲“即物穷理”。“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礼记·大学》）。格的意思是至，物的意思是事，致是推极，知是知识。格物致知是儒家的一种哲学概念。这种哲学概念导致的“格致学”，可以说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到近代的桥梁。“格致”为学的兴起是以朴学的成就为其基础的。随着汉学兴起，清代的传统学术研究转向以求实切理，崇尚朴实的治学风格，注重于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主张“无征不信”。这种治学精神，发掘、培育了科学理性主义，促成了功利主义和实证精神的融会。近代中国开始洋务运动之后，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在西式学堂开设的课程中出现了格致课，相当于科学课，专门教授近代自然科学，主要内容是物理学和化学。思想渊源是北宋博物学著作《格物粗谈》，朱世杰的数学著作《四元玉鉴》，著名中医大家朱震亨的《格致余论》，这些著作都非常明显地阐明了格致思想。朱震亨是“养阴学派”的创始人，其人诗书传家，崇尚理学，以文化衍生。他说过：“学者读而用之，如求方圆于规矩，较平直于准绳，引而深之，触类而长之，可为无穷之应用也。”读书“片言居要”，在于“学而剖之”，“引而深之，触类长之”。并以“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而命名一生精华医道体会的《格致余论》。朱震亨家学朱子理学，师从朱熹四代弟子许谦，又得罗知悌传河间学，并融合了易水一派，参读太极之理，学习朱子之法，格致医学之理，他的“相火论”，“滋阴”学说，本质上就是朱熹理学“格物致知”的医学演绎，尽管也有缺憾，但在一定意义上启发了19世纪初叶重要医学流派的形成。格致学说的思想余脉，到了明代，国祚276年，从1368年到1644年共传16位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事实上也是我们国家从古老而强大的东方之邦，走在汉文化世界之林最后辉煌的阶段。整个明朝是一个激昂、动荡、独树一帜、俊杰辈出的朝代，出现了许多中国医学文明史上影响深远、举足轻重的人物，如张景岳、万全、戴思恭、李时珍、王肯堂、陈嘉谟、夏英、刘纯等一大批哲人。迄1636年历史入清，伤寒学派的张志聪、陈修园、柯韵伯、徐大椿、尤在泾、钱潢、沈金鳌、喻昌、张璐、程应旄、周扬俊、黄元御、吴仪洛、张遂辰、张锡驹、秦之祯等人纷纷著书。与此同时，温病学说也迅速发展，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温病学家，如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成为温病学一派。吴又可在其著作《瘟疫论》中提出“戾气”说，认为温病乃天地间异气从口鼻入侵所致，这一学术见解早于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提出的细菌学说200多年。叶天士在总结《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温疫论》等学术成就基础上，著成《温热论》，阐明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温热病规律，创立“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吴鞠通又在继承叶天士理论基础上承古博今，结合自己丰富的临证经验，撰成《温病条辨》，创立了“三焦辨证”体系，进一步总结并发展了温病学说。而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和王士雄的《温热经纬》，对温病学说的发展亦有发挥和发明。另外，王清任“格致”重视解剖，编著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错误，同时大大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还创立了一系列活血化瘀名方。受致知格物，重视科学的思想的影响，近代中国19世纪初叶的王学权、王孟英、陆以湉、陈定泰、陶定兰以及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等杰出的医家学术思想得以形成。如唐宗海认为中西医原理是相通的，中西汇通主要是用西医印证中医，从而证明中医并非不科学。唐宗海说：“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朱沛文说中医“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医“专于格物，而短于穷理”。方法上主张中西汇通，要通其可通，存其互异。恽铁樵认为西医重视生理、解剖、细菌、病理、病灶的研究，中医则重形能、气化及四时五行自然界变化对疾病的影响，中医可以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但基点是以中医为主。并还认为中医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囿于《内经》，必须超过古人，不以《内经》为止境，才能超过古人，吸收西医之长，继续发展。张锡纯则以中西汇通思想应用于临床，其特点是中西药物并用，认为西医用药在局部，其重在治标，中医用药求其因，重在治本，二者结合，能获其效。梁启超先生在《格致学沿革考略》导言中说：“故欲语一学问之沿革，不可不上下千古，溯端竟委，观前此萌达之迹，为将来进步之阶。”历史总是延续的，许许多多前辈先哲们的探索，对以后的中医学术发展，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引领作用。1886年清政府在京师设“格物馆”，又在京师大学堂设“格致学”，并在《钦定学堂章程》中规定“格致科”为分科大学的八科之一，并细分为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和动植物学六目。至此，格致学已被国家层面规范化。事实上，在“格致”名义下中西科学汇通，从“格致”到“科学”，这是中国学术近代化的一大特点，同时也启发了中西医汇通理论的不断成熟，使古老、悠久的中医学不断与时俱进，在中西汇通探索的道路上不断进步。中医自远古过渡到中古，以后又到了近古、近代，走过三个阶段，完美地完成了整个体系的形成，为中医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现代中医药，与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地借鉴、结合，得到更多的现代科学新研究成果的介入、支持，会在探索新的医学范式，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的道路上不断日新月异。中医药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与时代发展同步，与科学最新进展成果和技术前沿探索融合，这种趋势的发展及未来作用，是其他学科所不能代替的。尤其是中西医结合，在“有助于开展重大疑难疾病的医学攻关，形成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提高重大疑难疾病、急危重症的临床疗效。从人体整个生命周期的维度来看，中医药防治疾病能将治疗前置，在身体出现功能性问题或者出现不适症状表现时就早期干预，防患于未然，注重未病的防治”（唐旭东语）等方面作用会更加重要。中医学文明发展史在近代以前的三次高峰，波澜壮阔，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中医药学和中华民族文化一样，绵延数千年，不仅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必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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