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华｜小说《红岩》是这样写成的
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红岩》讲述了1948年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里，身陷囹圄的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志士与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的故事，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残酷迫害，塑造了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华子良、小萝卜头等可歌可泣、令人难忘的革命英雄形象，展现了革命者的崇高思想境界和光辉形象。小说自1961年出版以来共出版3个版次，发行量逾1000万册，雄踞我国红色经典高峰数十载，并被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艺术作品，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热情。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曾于1948年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与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一起经历了那段惊心动魄的斗争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幸存者，他们立志要“把这里的斗争告诉后代”，红岩故事的写作也由此拉开序幕。
电影《烈火中永生》海报
罗广斌、杨益言本不是专业作家，因此他们最初并没有选择小说文体，而是将亲身见闻著成报告文章、宣讲提纲、个人回忆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罗广斌1949年撰写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杨益言（发表时署名“杨祖之”）1949年撰写的《我从集中营出来——瓷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罗广斌、刘德彬等在1950年编印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以及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合写的纪实文学《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等。
这些记录真人真事的报告文章，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一定反响。据《红岩》责任编辑叶施水介绍，1957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收到了一封来自四川长寿县一名叫赵山林的读者来信。信中写道，当地人听了罗广斌演讲新中国成立前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故事，深受教育，希望中国青年出版社搜集资料，通过小说的形式出版发行。其实，此前中国青年出版社便有选题计划，即邀请罗广斌写《江竹筠传》，而这封来信中所讲述的内容与原拟的选题相比，涉及的场面、人物更加丰富。正是这封读者来信，促成中国青年出版社向罗广斌约稿，请他写一篇“中美合作所血录”回忆录。半年后，中国青年出版社便收到作者根据报告整理而成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当时的编辑向作者提出“希望他们以《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为基础，加以扩充，撰写成中篇回忆录，出版单行本”。作者及时响应，同年将稿件寄来，原名《圣洁的光辉》，定稿出版时改为《在烈火中永生》。1959年2月，《在烈火中永生》正式出版，同时由《北京晚报》全文转载。此书一出，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并迅速被改编成电影，为成就红色经典作品奠定了基础。
为了更好地传播红岩故事，经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共重庆市委、作者与读者的多方研讨，罗广斌、杨益言决定进一步挖掘素材，将回忆录改写成长篇小说。对于并无小说创作经验的二人来说，这次写作无疑是一次“跋涉”。正如叶施水所说，“由于此前作者没有从事写作的准备和精力，对这样的长篇巨著还缺乏驾驭能力，因此结构布局有些零碎、松散。更为重要的是，最初作者完全是出于对英勇牺牲的先烈和故友们的悼念而写作，作品某种意义上只属于'个人记忆’和'私人写作’。”那么，究竟如何突破“真人真事”的束缚，站在更高的角度反映“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的斗争？如何调整作品架构，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提升小说的艺术性？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据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介绍，中共重庆市委为二人的创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肖泽宽在指导《红岩》创作的过程中发现，罗广斌、杨益言对狱中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思想事迹比较熟悉，对国民党的敌特人员则了解不多。在他的建议下，经市委批准，罗、杨二人到公安部门查看了相关的敌特档案，提审了在押的敌特分子。在众多敌特档案中，他们发现了一整套跨度长达15年之久的特务日记，从而对特务内部的种种矛盾变化以及不同人物的面貌、心理特点有了透彻而具体的了解。这份档案极大地丰富了罗、杨二人手中的素材，为他们后来成功塑造徐鹏飞、毛人凤、严醉等高层军统特务形象奠定了基础。
为了更好地塑造正面人物形象，罗广斌、杨益言下足了功夫。以经典人物形象江姐为例，她的原型是江竹筠烈士，此前罗、杨写过多篇关于江竹筠的纪实文章，主要把精力放在严格把握、剪裁史实上。在《红岩》的写作中，罗、杨不再拘泥于史实，而是大胆地运用艺术想象力，采用集中概括、综合借鉴的艺术手法，移植并构思了许多非原型所有的情节、细节，将江姐塑造成了一个血肉更加丰满、个性更加鲜明的艺术形象。
在小说整体架构和格局方面，罗、杨二人听取了不少专家意见。担任过《红岩》初版编辑工作的王维玲曾经撰文回忆，著名作家沙汀读过作品的“征求意见本”后，给出了非常关键的建议：“你们现在还是关在牢房里，戴着手铐脚镣写这场斗争。要从牢房里走出来，把手铐脚镣全丢掉，以胜利者的姿态，眉飞色舞地写这场斗争。”一席话令罗、杨豁然开朗，他们意识到此前的创作基调过于低沉黯淡，应当昂扬起来、“眉飞色舞”起来。与此同时，为了开阔二人的思想和视野，肖泽宽批准他们到北京参观学习。当时北京刚刚建成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中正在展出1947年至1949年间中央军委指挥解放战争的电报、指示、文件、社论等历史档案的原件。北京之行，使罗、杨对解放战争的全局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让他们的思想从局部的集中营生活中跳脱了出来，促使他们将这场斗争与整个时代背景联结呼应起来，最终实现了小说整体格局的提升。
同样经典的，还有《红岩》的封面：标题“红岩”二字是从魏碑中选取的；画面中，夕阳下的红色山岩上，一株苍松傲然挺立。几十年来，虽多次再版，但《红岩》一直沿用这一封面，正如叶施水所说，“魏碑的端庄浑厚与《红岩》风格相辅相成，红色岩石上的挺拔松树，鲜明而深刻、形象而具体地象征着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与崇高气节。和小说一样，这个经典封面也是几代读者的共同回忆，我们觉得，这就是最契合《红岩》内核、最能生动反映红岩精神的封面”。
今年是，站在这个历史节点，我们重温红色经典，更能充分领略《红岩》不朽的艺术魅力。正如当代文学评论家白烨所说，在“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比较多，大都是如《林海雪原》《红日》这样正面反映革命战争的作品，而《红岩》表现了革命斗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地下工作和狱中斗争。作品精心塑造了许云峰、江姐等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他们身上高扬着革命者的理想主义、牺牲精神和高风亮节，铸造了“红岩”的革命精神，这已经成为一个时代道德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长篇小说，不是'党史’，又胜似'党史’，完全可以当成党史学习教育的文学读本来读，对于不同代际的读者来说，阅读这部作品，会有不同的感受，也都会有一定的教益。”白烨如是说。
从1949年开始的回忆录写作，到1961年《红岩》正式出版并引起巨大反响，红岩故事写作经历了十几载光阴，终于沉淀出一部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红色经典。直到今天，捧起这本书，那一个个跃然纸上的革命英雄形象，那一句句坚定不移、充满信念的革命话语，那一株苍劲的岩上松，依然使我们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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