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始末（1）：历史课本为何要把变法前的秦国扭曲成弱国？

记得在笔者上中学的那个年代，当时课本在讲到商鞅变法一节时会有这样的论调，称：

变法以前的秦国“积贫积弱”，是商鞅变法让秦国变得富强起来，进而统一了中国。

在那时，笔者也曾对这一点也深信不疑。

上图是常见的中学历史课件。可以看到，这一标题很容易让人感觉“商鞅变法”和“秦统一六国”距离很近，甚至会让人认为秦国一完成变法就统一了六国。

后来，发现这种观点有些不大对劲，与实际历史有很多相悖之处。

其中，最大的出入在于：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本来就是一个颇具实力的强国——即使相比于魏国而言，秦国也称得上是“次级强国”而非弱国（注）——在这里，我们固然不能否认商鞅变法对国力提升的作用，但也绝不能因此而否定秦国原本就为强国的客观事实。

（注：有关“秦国丢了河西而濒临亡国”、“秦国在阴晋失败而濒临亡国”系网络上的历史段子，秦简公时期的河西之战、秦惠公时期的阴晋之战在下文中均有说明，请各位读者排除上述历史段子的影响。）

至于课本为何这样写，一者可能是阶段性教学的因素，二者可能是受到了传统观点的限制。

当然，由于固有观念的影响，估计还是有很多朋友对笔者的上述观点持否定态度，这也没有关系。在下文中，我们会对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始末进行梳理，结合具体记录来共同讨论当时秦国的实际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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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以下内容参考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林剑鸣《秦史稿》、李孟存《晋国史》，不参考文学作品及影视作品。

其中大量内容可能会引起上述一些书迷、影迷朋友的严重不适，可能会引发抵触、排斥、痛苦及愤怒情绪，因此建议谨慎阅读。

文中相关史料欢迎核对，相关基础分析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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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前夜：公元前452年-前415年

公元前452年，秦厉共公25年，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渡过了黄河，来到了今天陕西省东部地区，也就是当时的河西之地。

这支队伍来自于晋国，为首的正是晋大夫智开，原晋执政智瑶之子，后面的追随者则是他在晋国采邑的民众。

彼时，韩、魏、赵三卿正在瓜分智氏在晋国的势力。

就在这一年，惜字如金的秦国史官在《秦记》上记下了这样一行字：

二十五年，智开与邑人来奔。

有关智开奔秦的结果，文献中再未提供更多信息。

下图为秦国在晋卿火并期间对晋河西地区攻略的大致形势。

以下地图均出自布哈林战国示意图

如图所示：

红圈为当时秦都所在的雍；

红箭头为秦厉共公16年（公元前461年）大荔的攻伐；

下白圈为大荔王城的大致位置，被秦军攻破；

中白圈为庞戏的大致位置，秦军在攻取大荔王城之后又对此地的城防进行了强化；

上白圈为少梁的大致位置，在之后的秦灵公一朝时秦、晋（魏）两国曾围绕少梁一带进行过一系列拉锯战，可见秦国在秦厉共公一朝至秦灵公一朝之间的某个时间节点上占领了这一地区；

下白圈下方的武城原属秦地，于秦厉共公20年（公元前457年）被晋国攻取，不过由于当时秦、晋两国正与緜诸、中山进行作战，晋廷并未将战事扩大化。

从上图中可以明显看到，智开之所以选择投奔秦国，一方面与就近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秦国相对较强的国势有关。

公元前448年，秦厉共公29年，晋大夫智宽也携邑人前来投奔秦国。从智宽的举动来看，秦廷在之前给智开及邑人开出的待遇应该还算可以，否则智宽断不可能在4年以后也来奔秦。

是年，距离商鞅变法约有一个世纪左右。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公元前452年和公元前448年的智氏奔秦事件都算不得什么大事，更与之后秦国在秦简公、秦献公、秦孝公三朝的变革活动没什么太紧要的关联。

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思考一个问题：

在当时，两位晋大夫是否会得到秦伯本人抑或大庶长这类实权重臣的亲自召见？如果会的话，除了晋国的内部斗争及东方的局势以外，晋大夫还能向秦廷提供什么重要信息？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社会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发生在春秋后期至战国前期。

早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郑、鲁、晋、齐、楚、吴等国就已出现了一系列“封建社会制度”的变革，包括有早期的成文法律制度、军功制度、县郡制度，也包括新式的土地所有制及配套的经济制度与军事制度。

随着形势的发展，“封建因素在各先进诸侯国内增长，最终取得统治地位，出现了由封建主掌握政权的几个国家”，“韩、赵、魏三家分晋侯，都先后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推行封建改革”，“东方的齐国...也在战国初年由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田氏掌握实权”（林剑鸣《秦史稿》）。

如果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两个词汇存有争议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到前5世纪这一阶段，中国已经从“以劳役为主要剥削方式的贵族分封制度”转向了“以税租为主要剥削方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晋六卿、齐田氏为代表的开明“奴隶主”或“世卿贵族”率先在领地内进行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变革，新的社会制度由此开始向华夏各地扩散。

毫无疑问，智开、智宽等人虽有“旧奴隶主”的属性，但对当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变革内容还是相当熟悉的。

在这里，我们做一个假设：

假如秦国一直到公元前5世纪前业左右仍未接触过东方的集权变革，那至少在智氏奔秦之时也总该有所接触——当然，这种假设可能性实在太低，毕竟秦国从未封锁过和东方的交流。

不过，接触归接触，彼时的秦国还是存在有严重的滞后现象——面对东方集权变革的浪潮，秦廷的表现似乎太过慵懒和也太过沉默。

有关秦国在变革上的滞后现象，大抵由4个因素造成：

一为秦国所处的西北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秦国出现制度上的反应过慢也就不足为奇了——注意，这里说的是相对落后，而非绝对落后；

二为“秦国奴隶制独特的经济结构和政权形式”原本就具有相对偏高的集权性质，当时秦国不实行分封制，“在政权形式方面又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的军事专制”，在经济上“所实行的是带有军事屯田性质的爰田制（援田制）”，因此变革也并不像东方列国一样迫切；

三为以庶长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并无变革的动力，由于庶长等重臣并无分封的土地，因此也就不可能模仿晋六卿、齐田氏在封地内进行变革；

四为以国君为代表的公室无力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与当时庶长的权力过大有关。

（按：上文整理自林剑鸣《秦史稿》。）

尽管秦国在变革方面存在有种种阻碍，我们也不应忽略2个因素：

其一，人类历史变是常态，不变才是异常，在秦简公一朝之前，秦廷虽无剧烈变革，但并不等于就一定没有修修补补的小幅度调整；

其二，制度是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无论变与不变，秦国在当时都是相对较强的诸侯国。

秦厉共公34年，公元前443年，这位并不太知名的秦伯与世长辞，留给了后代秦伯一份丰厚的政治遗产，也留下了不少的政治隐患。

下图为秦国在秦厉共公一朝时的征战情况。

如图所示：

右红圈为征伐河西的大致情况，秦厉共公16年，秦军对大荔王城周边地区进行攻略；

左红圈为征伐緜诸的大致情况，秦厉共公20年，秦伯亲率大军进行攻打；

下红圈为汉中重镇南郑的大致位置，秦厉共公26年，左庶长于此筑城；

上红圈为征伐义渠的大致情况，秦厉共公33年，秦军在征伐中俘虏了义渠王。

除此之外，当时的秦国在国际上也拥有较高的声望，蜀、晋、楚三国均通过输送财物对其进行过拉拢。尤其在秦厉共公32年，楚国在灭杞之时专门与秦国结盟，其目的自然是为了让秦国在西方牵制晋国以助自身在东方的扩张。

单从局势来看，秦国在秦厉共公一朝时的国势和国际地位甚至超过了秦孝公末期——也不可否认，这也和当时晋卿正处于火并阶段有很大关系。

秦厉共公死后，秦躁公即位。

秦躁公2年，公元前441年，南郑叛乱，此地后为蜀国占据。

秦躁公13年，公元前430年，义渠攻秦，一直攻到了渭河以南的地区。

秦躁公14年，公元前429年，秦躁公逝世，秦廷从晋国引进躁公之弟公子封，是为秦怀公。

下图为秦躁公时期的形势。

如图所示：

下红圈为南郑，此地在秦躁公初期发生叛乱；

红箭头为义渠在秦躁公末期对秦国的大致攻势，具体攻击到的位置不确；

上红圈为秦都雍城。

从秦躁公一朝的形势来看，当时秦廷内部应当出了相当严重的问题，一者表现为秦国的军事力量开始下滑，二者表现为权力交接出现了异常。秦孝公《求贤令》中提及的“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应当指的就是此时的情况。

在秦躁公逝世时，秦廷重臣并未拥立秦伯在国内的子嗣，而是从晋国引入了秦躁公之弟。

至于这么做的理由，大抵有4种可能性：

一是秦躁公在逝世时可能因为年轻导致无子或者子嗣尚幼——但这种可能性基本为0，明显与其弟在公元前425年已有孙子的事实相违背；

二是秦躁公由于疾病原因导致并无子嗣，其弟即为合法继承人，只是一直在晋国为人质；

三是秦躁公由于某些政治压力并未在国内设置继承人，又因此猝死或非自然死亡导致了临时抓瞎；

四是以庶长为首的群臣并未拥立合法继承人，而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从晋国引来了另一位秦公子。

至于具体原因不可能有结论，各位读者可自行判断。不过，从4年后庶长晁围攻秦怀公并逼其自杀的风波来看，第4种可能性应该相对较高。

秦怀公元年，公元前428年，秦怀公之子公子悼子出生，也就是未来的秦简公（一说秦灵公）。

秦怀公4年，公元前425年，庶长晁率众臣围攻秦伯，秦怀公自杀。由于怀公之太子昭子已死，秦廷遂立太子昭子之子为秦伯，是为秦灵公。

秦灵公元年，公元前424年，秦灵公之子太子连出生，也就是未来的秦献公。

从这一点来看，秦灵公在即位时的年龄不大可能低于20岁。又考虑到其祖父在1年前尚在人世，秦灵公的年龄也不大可能接近30岁。综合来看，20岁出头的可能性较大——也就是说，秦灵公虽非幼主，但在政治领域上也太怎么成熟。

秦灵公6年，公元前419年，即魏文侯27年，晋（魏）国在河东与河西交界处的少梁筑城。对此，秦军对其发起了进攻。

秦灵公7年，公元前418年，即魏文侯28年，秦、魏在少梁一带展开激战，最终的结果应以秦军摧毁晋人修建的工事而告终。

秦灵公8年，公元前417年，即魏文侯29年，魏国重新在少梁一带筑城，想来这一次应在少梁一带投入了更多的兵力，这使得秦国并未直接对魏军进行攻击，而是在黄河沿线修筑工事。

秦灵公9年，公元前416年，即魏文侯30年，晋幽公被“盗”所杀，魏文侯率兵平晋乱，当时魏国在少梁一带投入的战争资源应该有所缩减。

秦灵公10年，公元前415年，即魏文侯31年，秦军大抵利用了晋国内乱的时机对少梁完成了包围，当时秦军在籍姑筑城，又加强了繁庞的城防——从当时秦军的部署来看，目的为封锁少梁，把晋人堵死在黄河西岸的桥头堡。

是年，秦灵公逝世，享年约为30-35岁。

在秦灵公死后，秦廷放弃了年仅9岁的太子连，转从晋国引进了13岁的公子悼子，是为秦简公。

下图秦灵公一朝时秦、魏战争的形势。

如图所示：

左红圈为泾阳，秦灵公本人居住于此；

红箭头为秦军对魏反击的大致形势；

白圈为少梁的大致位置，此处为黄河的重要渡口；

右红圈为庞繁、籍姑等城的大致位置，秦军在此修筑工事，对少梁呈包围之势。

从秦、魏两国为期5年的战争形势来看，秦国虽整体逊于魏文侯统治下的魏国，但还是具有和魏国在局部地区掰手腕的实力——公平来说，魏国受制于地缘限制不可能在西线投入过多军事资源——但相比于同时期齐、楚对魏的战争结果来看，秦国的战绩绝对算得上体面。

从秦灵公一朝的走势来看，当时秦国的颓势明显得到了的遏制，甚至还有些许反弹的趋势，至于这种现象可能由以下3种因素导致：

其一，庶长晁在逼死怀公后，秦廷内部大概率会出现了一派独大的局面，内部斗争暂时得到了平息，国力也因此而有所恢复；

其二，秦怀公自晋国归秦时不可避免地要带回来一批外戚及陪臣，在秦怀公死后，这些人有可能投靠庶长集团，并用东方的变革经验对秦国的当前制度进行了一些修修补补；

其三，秦灵公居住在泾阳，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朝堂中旧势力的纠缠，由此在东部地区取得了一些政绩。

以上三者均为可能性，有可能同时出现多个因素，也有可能无一出现。

总体来看，秦国在从秦厉共公到至秦灵公这段时期的国势虽有波动，但西戎霸主的雄风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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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的基石：公元前414年-前384年

在秦灵公死后，秦廷排除了年仅9岁的合法继承人太子连，从晋国引进了13岁的秦简公。

就当时秦廷的具体运作情况，文献中没有任何记载——单从生理来看，13岁的青少年与9岁的儿童确实有很大差别，但放在老谋深算的政治领域中实在可以忽略不计——至于秦廷为何要折腾这一出，想来与两者的母系亲属有很大关系。比如，某位公子的母亲来自于晋卿族或楚公室，又比如某位公子的母系亲属过于强悍引起了庶长集团的警惕，等等。

秦简公元年，公元前414年，即魏文侯32年，越国灭滕，东方的局势愈发紧张。

秦简公2年，公元前413年，即魏文侯33年，越国灭郯；齐军攻晋（魏），摧毁了魏国的黄城，又包围了阳狐；楚军则攻击到了魏国的上洛一带；秦国对魏国的郑下展开了进攻，被上地守李悝击败。

下图为秦简公2年列国的混战。

如图所示：

红箭头为秦、楚、齐对魏国的攻击；

左下红圈即上洛一带，即商地，位于武关以西；

右上黄圈及黄城一带；

白箭头为魏国对秦国的攻势；

黄箭头为越国灭滕及灭郯的大致攻势。

从图中可以看到，秦、楚、齐三国应组成了对魏的联盟，越国应该也是站在了秦、楚、齐一方，以此换取齐、楚对其扩张的容忍。

秦简公3年，公元前412年，即魏文侯34年，齐国转向攻击鲁、莒及阿都一带的安阳，齐、魏之间的战争似乎得以结束。

同年，魏国腾出手开始处理西线事务，太子击攻取了少梁一带的繁庞，并将当地的民众迁走。

秦简公4年，公元前411年，即魏文侯35年，齐军继续攻鲁，攻取了一座城池。

秦简公5年，公元前410年，即魏文侯36年，齐国的田悼子即位，此事可能引发了各国军事行动的暂停。

秦简公6年，公元前409年，即魏文侯37年，赵献子、韩武子逝世，魏军趁机攻秦，并在临晋、元里、汾阴、郃阳筑城，当时魏军的统帅应当正是吴起。

同年，秦廷对各级官吏授予佩剑的权利，即“初令吏带剑”、“百姓（官）初带剑”——注意，当时佩剑是贵族（含士人）的特权。

秦简公7年，公元前408年，即魏文侯38年，楚简王逝世。韩国趁机攻郑。齐国趁机攻鲁。

魏将吴起则继续攻击秦国，一直攻到了郑邑一带，并在洛阴、重泉一带筑城。再之后，吴起回军配合太子击及乐羊攻击中山国。“魏文侯以（吴起）为将，击秦，拔五城”，“吴起为魏将，攻中山”。

同年，秦国正式执行“初租禾”，距离鲁国实行该法令已迟了186年——所谓“出租禾”，又称“出租亩”，简单来说就是在较大程度上承认土地私有制（注），按亩进行征税。

（注：土地国有制到土地私有制的转换并非短时间内完成，而是通过了一段漫长的演化过程，在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正处于过渡阶段。）

下图为秦简公3年至7年列国的混战情况。

如图所示：

白箭头为韩国攻郑、齐国攻鲁的大致情况；

红箭头为魏国攻秦及攻中山的大致情况；

红圈为魏国在攻秦战争中双方筑城的大致位置。

下图为秦魏河西战争的放大形势。

如图所示：

红圈为魏军先后攻取修筑或攻取的城邑，包括少梁、繁庞、合阳、元里、临晋、洛阴等；

紫圈为秦国所修筑的重泉，并沿洛水修筑了工事。

从图中可以看到，当时魏军的主要目的是收复在晋卿火并时被秦国吞并河西领土，然后就地巩固，并没有进一步攻取秦国咸阳一带城市群的兴趣，更没有再进一步攻取秦都雍城的兴趣——某些读物称此时“秦国在魏国的打击下趋于亡国”完全是错误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当时秦国的窘境。

有关秦简公时期的变革，文献中只记载有2条，一为“初令吏带剑”，二为“初租禾”。

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并未对秦简公时期的变革单独划分章节，只是在秦献公变革的章节有所提及用以说明秦国变革的滞后性，不过他在《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中指出“此时秦在战败失地之威胁下，开始进行改革，谋求富强”。

林剑鸣先生在《秦史稿》中则对这一时期的变革有单独章节的论述：

对于“初租禾”一事，“它的意义和186年以前鲁国的'出租亩’一样，反应了有人已将属于奴隶制国有的'公田’据为己有，或者另外开垦'私田’，出现了封建的生产方式......这就是地主制度的正式成立”；

对于“初令吏带剑”一事，“乃是奴隶社会等级制开始被封建制所代替的表现之一。因此，这种现象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的出现与'初租禾’的时间相近，也决不是偶然的：这两件事反映了封建制终于也在秦国出现了”。

至此，封建制——也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秦国业已趋于成型。

说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会提出一个问题：

在变革的时间节点上，秦简公本人只有20岁左右，这一年龄在政治领域上明显存在着巨大的劣势，那么此时推动变革的究竟是谁？究竟是庶长集团还是秦伯身边的外戚、陪臣？而他们变革的具体诉求又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简单。我们要看到，“初租禾”可以增加中央及整个官僚系统的财政收入，“令吏初带剑”可以抬高中下层官僚系统的政治地位，本身都是有利于朝廷进行中央集权的——至于究竟谁是这次变革的利益者，要看谁在把控朝局——因此，就算是庶长或外戚当政，也是有足够理由推行变革的。

秦简公8年，公元前407年，即魏文侯39年，齐国支持郑国，并借机攻击卫国。郑国对韩国进行反击，在负黍击败了韩军。

秦简公9年，公元前406年，即魏文侯40年，魏军消灭了中山国。

秦简公10年，公元前405年，即魏文侯41年，齐宣公及田悼子均逝世，齐廷内部发生动荡。

同年，魏国的李悝变法正式执行，主要内容包括“尽地力之教”、“平籴法”及制定《法经》。

秦简公11年，公元前404年，即魏文侯42年，三晋联合伐齐，攻入了内长城。

秦简公12年，公元前403年，即魏文侯43年，三晋挟持齐康公朝拜周室，逼迫周烈王为其授予侯位，“九鼎震”。

同年，赵国正式执行公仲连变法。

秦简公13年，公元前402年，即魏文侯44年，周烈王逝世。

同年，楚声王被“盗”所杀，楚悼王即位。

秦简公14年，公元前401年，即魏文侯45年，秦国突然大肆伐魏，攻到了一个叫“阳狐”的地方。《魏世家》、《六国表》均记“秦伐我至阳狐”。

秦简公15年，公元前400年，即魏文侯46年，郑军包围了韩国的阳翟——彼时，韩都可能正在阳翟，也可能在平阳或宜阳。

同年，三晋联军攻楚，一直攻到了乘丘。

仍是在这一年，秦简公逝世，其子秦惠公即位。三晋与秦、楚、郑的混战基本告一段落。

下图为秦简公14年-15年列国混战形势。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三晋攻楚乘丘的大致情况；

白箭头为郑军围韩阳翟的大致情况；

红箭头为秦军攻阳狐较为可能的路线；

白圈即阳狐的大致位置，约为今运城市垣曲县一带，距离魏都安邑较近；

黄圈为陕邑，当时可能为秦国所据。

就秦攻阳狐一事，胡三省和杨宽先生均在秦军的进攻路线上提出了疑虑，认为秦军不大可能穿过安邑所在的河东地区攻击阳狐。

尽管胡三省和杨宽先生的疑虑颇有道理，但我们也要注意到，秦国实际还是可以通过绕道一类的方式绕过三门峡抵达陕邑，然后沿黄河挺进到今垣曲县一带——只是我们不能说这种可能性很高，但确实存在。

总之，在秦简公一朝末期，秦国应当积累了相当的变法成果，并且还很有可能对魏国进行了一场犀利的反击。

秦简公逝世时不满30岁，其子秦惠公的年龄当在10岁以下，至于当时秦廷把持朝政的究竟是庶长集团还是外戚集团不详。

秦惠公元年，公元前399年，魏文侯47年，楚国把榆关归还给了郑国。魏国的虢山发生地震，导致了黄河的堵塞。

秦惠公2年，公元前398年，魏文侯48年，楚军击败了郑军，并包围了郑都新郑，此举似乎与子阳之乱有关。

秦惠公3年，公元前397年，魏文侯49年，韩廷内部发生动荡，韩相侠累被刺杀。

秦惠公4年，公元前396年，魏文侯50年，魏文侯逝世，太子击即位，是为魏武侯。

秦惠公5年，公元前395年，魏武侯元年，秦国趁机讨伐緜诸，解决后方的隐患。

秦惠公6年，公元前394年，魏武侯2年，大抵因魏廷的动荡，齐国趁机伐鲁，韩国介入救援鲁，同时又策反了之前被郑国夺走的负黍。

秦惠公7年，公元前393年，魏武侯3年，魏国趁机伐郑，在酸枣筑城。同时期又对秦国发动了战争，在汪邑击败了秦军。

秦惠公8年，公元前392年，魏武侯4年，田氏代齐正加紧进行。

秦惠公9年，公元前391年，魏武侯5年，应是趁齐廷处在动荡期，三晋联合攻楚，攻取了榆关、大梁两座要镇。

同年，秦军对韩国发起了进攻，攻取了韩国西部重镇宜阳周边的六个邑。

之后，楚国向秦廷输送了大量财物，以求其进行调停。

秦惠公9年，公元前390年，魏武侯6年，楚国的退出未能终结战事的发展。这一年，齐国攻取了魏国在东方的重镇襄陵，而鲁军则在平陆击败了齐军。

同年，秦国攻击魏国的武都，并在陕邑置县，大有东西夹攻三门峡之势。

秦惠公10年，公元前389年，魏武侯7年，大抵受到了西线的压力，魏国在卫国的斡旋下与齐国和谈，最终以向周室引荐田太公为代价达成了和约，周安王承认田氏为诸侯。

约在同一时期，秦军向阴晋发起了进攻，据称当时规模多达500,000人，最终被魏将吴起率领的50,000未立功的兵士及500辆战车、2000名骑兵击败——澄清一点，根据《吴子》所载，当时魏军另有已立功的兵士为预备力量，未统计在内。

之后，吴起因某种原因被召回，再之后由于政治斗争而转投楚国。

秦惠公11年，公元前388年，魏武侯8年，秦国似乎并未因阴晋之败而伤筋动骨，当时秦国攻取了蜀国的南郑。

下图为秦惠公6年至11年列国混战的形势。

如图所示：

黄箭头为齐国攻鲁的最邑及攻魏的襄陵；

白箭头为三晋的攻势，三晋联军攻取了楚国的大梁和榆关，韩国夺取了郑国的负黍，魏军攻攻击秦国的汪邑，之后在阴晋阻挡秦军的前进；

红箭头为秦国的攻势，先攻取了魏国的武都，之后对阴晋进行攻击，被魏军击败，之后在次年攻取了蜀国的南郑；

左红圈为阴晋，即秦军最终攻至的位置；

右红圈为陕邑，秦国在攻击阴晋之前在此置县——陕邑的东南方向即韩国的重镇宜阳，之前秦军曾在这里攻取了6座邑，不过是否持续占领并不好说。

从秦惠公一朝的形势来看，秦国在实力上虽仍逊于魏国，但在秦魏战争中已经逐渐夺回了主动权。此时，魏廷高层已经对秦国产生的警惕，“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至于“秦国在阴晋之战后险遭灭国”之说，则是某些好事者编排的历史段子。

同年，秦惠公逝世，秦出子即位。

《秦记》称，秦出子正是出生在秦惠公逝世的当年。

如果此说属实，那么秦出子在即位时尚不足1周岁。

秦出子元年，公元前386年，魏武侯10年，赵国发生公子朝之乱，魏廷介入，三晋联盟出现裂痕。

同年，田氏代齐基本完成。

秦出子2年，公元前385年，魏武侯11年，秦庶长从魏国的河西迎回了秦灵公之子太子连，是为秦献公，并杀死了年仅2岁的秦出子及其母。

是年，秦献公39岁，灵公、简公、惠公、出子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在政治领域上处于成熟年龄的秦伯（注）。

（注：在实际的政治领域当中40岁通常被视为“青年”阶段，不过考虑到战国时期君主的寿命相对较短，因此将成熟的年龄适当提前。）

从秦躁公到秦出子半个多世纪的轨迹来看，当时秦廷的主要掌控者应为以大庶长为首的政治集团。

至于为何未出现类似田氏代齐的情况，可能有3种因素：

一为当时秦国内部并不进行分封，因此大庶长无法利用像田卿一样以封地为基础进行政治扩张；

二为当时大庶长未必来自于同一家族，可能有多派重臣竞争担任；

三为秦国的庶长专政时间也并不算很长，无法篡政也实属正常。

此外，从出子之母被诛杀一事来看，秦廷内部除庶长集团以外还应有外戚集团，不排除还有随之一并入秦的外籍士人。考虑到秦廷多次从晋（魏）国引进秦公子即位，上述外戚及外戚大概率为晋人——当然，也有相当大的概率为楚人，毕竟秦、楚在这一阶段长期处于同盟状态。

从秦简公一朝到秦惠公一朝，概括秦国的形势大致有4个方面：

其一，秦国在当时绝对属于强国之列，与韩、赵、齐、楚属同一梯队，但也不可否认它在西中国的强势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他诸侯国在东方的消耗过大；

其二，秦国正在通过一系列变革追赶东方的脚步，它与魏国的差距逐渐缩小；

其三，秦伯与庶长的矛盾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内耗，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秦国的国力；

其四，秦国在权力交接阶段的动荡已然形成了政治惯性，所谓“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这一情况实际从秦躁公一朝一直贯穿了秦国及秦朝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