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的故事（第101篇） 《五祖庙》的故事和王任叔的剧本

五位华人志士墓碑

华侨华人的故事（第101篇）

《五祖庙》的故事和王任叔的剧本

（前言）

在中国近代戏剧史上，有一出鲜为人知的话剧，这部话剧就是近代作家巴人（王任叔）在印尼苏门答腊创作的《五祖庙》，写作时间是在二战结束后，巴人在印尼棉兰组织华社期间，为华侨剧社创作的剧作。

话剧《五祖庙》写的是十九世纪在南洋的五位华工，不堪荷兰殖民者的欺凌，为了众多劳工、“猪仔”的尊严，合力杀死欺压他们的工头，为此五位华工不愿祸及别人，他们各自拿了大工头的肢体去当局自首。话剧《五祖庙》是根据当地的真人真事改编，这五位华工被荷兰殖民者杀害时年龄加起来不过85岁，平均年龄只有17岁。

五祖庙在苏门答腊棉兰行径先达的途中，位于苏北棉兰（丹绒勿拉哇）（地址：Jl. Raya Medan-Lubuk Pakam,Tj. Morawa B,Tj. Morawa,Kabupaten Deli Serdang,Sumatera Utara 20362印度尼西亚）。五祖庙在当地被华人当作他们的神祖世代供奉，寺庙有专人打理及修缮。

本文作者徐安如先生系当年棉兰“新中艺”的负责人之一，又是“五祖庙”话剧的执导之一。他以亲身经历生动地概述“五祖庙”的故事、王任叔撰写剧本的概况以及整个演出的过程，尤其是当剧团到当时印度尼西亚各区演出时，他们受到当地印度尼西亚军民热烈欢迎和保护的各种情景。他还强调，印度尼西亚军民对剧情不仅看懂了而且还产生了共鸣。此情此景，叙述得令人感动。

事实证明了在殖民主义者面前印（尼）华两族百姓的利益和命运早就相通。这就是当下所说的命运共同体。

王任叔（巴人）儿子王克平夫妇在五祖庙前的合影

华侨华人的故事（第101篇）

《五祖庙》的故事和王任叔的剧本

文/徐安如

“五祖庙”的故事，是流传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东海岸一带的故事。它和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巴达维亚(现改为椰加达)附近一条小河上屠杀华侨的“红河之役”一样，是华侨反帝斗争真实而悲壮的历史事件。

1946年初，我国著名文学家王任叔(巴人)曾流亡在苏岛北部东海岸的棉兰。他根据上述历史故事，并参考了印度尼西亚文的有关史书《日里今昔》，写成《五祖庙》一剧，供由当地华侨青年所组成的“新中国剧艺社”演出。该剧在苏北各地巡回演出后，受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对促进当地中、印(尼)两民族的团结，共同进行反帝斗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当时流亡在棉兰的王任叔同志，是“新中艺”的负责人之一，也是该剧的导演之一。现在，时光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为了纪念该剧的面世和演出，特别是为了纪念这位虽在流亡期间，仍然坚定地进行反帝(包括日、荷)斗争的作家和勇士——王任叔同志。谨凭我个人的回忆，并征询了当年共同工作过的同志，把当时的一些情况记述下来，供青年读者阅读和侨史研究者参考。

《五祖庙》的故事

在苏岛北部首府棉兰郊外，从棉兰通往民礼的大路旁，矗立着一间小庙，当地华侨叫它“五祖庙”。过去，住在这一带的华侨，每逢“五祖”忌辰，都到这里烧香拜祭。小庙里香烟缭绕，人声喧闹，是当地一件盛事。

这间庙虽然不大，但它却记载着一段在荷兰殖民者统治印度尼西亚时期，被诱骗到这里从事苦力劳动的“猪仔”(契约华工)的悲惨血泪史。

故事是这样传说的﹕大约在百多年前的我国清末时期，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是荷兰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整个印度尼西亚，被称为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岛东北部棉兰附近一带，称为日里，是土王苏丹的领地。该地是一块肥沃的大平原，适于耕作种植。荷兰的资本家看中了这片土地，便向苏丹强租硬占，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其中大部份是从中国诱骗来的贫苦农民)，开辟烟园，种植烟草。烟草收割后，运回荷兰，经过加工制成雪茄，然后再运回东南亚各地销售，获取暴利。

要大量种植烟草，就需要有大批的劳动力。荷兰资本家除了雇用一小部份印度尼西亚的贫苦农民外，大部份是从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和福建等地诱骗来的“契约华工”。因为华工既擅长耕作种植，又能吃苦耐劳，而且他们远离祖国，更便于压迫剥削。据当地的一些老华侨说，这些劳工多数来自广东潮汕地区，都是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当时我国在封建帝王的统治下，农村破产，农民生活无着，许多人都在筹划逃到海外谋生。于是，上述烟园一些受荷兰资本家雇用的华籍工头便派人回到中国，以甜言蜜语诱骗那些贫苦农民签订定期出卖劳动力的契约(一般定的是五年)到烟园劳动。契约签订和得到少量的所谓“安家费”后，华工便完全丧失了自由，一切行动都必须听命于那些人贩子。所谓契约，实际上就是“卖身契”，华侨称之为“卖猪仔” ，就是说华工像“猪仔＂一样被出卖了。

“五祖庙”的“五祖”，就是这样的华工。他们的名字还写在这个小庙的灵牌上，依稀可辨。五个人的名字是﹕陈炳益、吴土升、李三弟、杨桂林、吴蜈蜞。他们都是原籍广东潮州人，因为是同乡，所以关系较为密切。同其他华工一样，除了受到残酷的剥削外，在烟园劳动时，还经常受到荷籍监工的打骂。按照烟园的规定，在采摘烟叶时，必须按照烟叶的老嫩、色泽分级来采摘和存放。有一天，这五华工中的一位，因为没有按照这一规定来采摘，被荷兰监工毒打一顿。当事件被其他四位同伴知道后，都非常愤慨。因为他们也曾遭受这种无理的打骂，早已对那位荷兰监工恨之入骨，现在眼见同伴被打伤，更加怒火中烧。当夜他们经过商量，决定在“大伯公”(潮籍侨胞奉祀之神)神位前，“杀鸡饮血”订立盟约，五人结为同生共死的异姓兄弟。并决定伺机痛打那个荷兰监工一顿，以报被打之仇。过了几天，果然在烟园遇到那个监工，他们便一拥而上，扁担、木棍齐下，把荷兰监工打死了，他们也被逮捕了。

根据当时荷兰的法律，“杀人偿命”，如果有一个人承认荷兰监工是被自己打死的，就由他去偿命，其他四人是可以获释或减刑的。但，这五个兄弟因为已订立盟誓，不肯背盟，都争着承认是自已打死的。荷兰殖民者当然也乐得“杀五儆百”，于是，这五位华工便都被绞死了。

据说，当五位华工被绞死的那一天，棉兰的天空突然变了色；愁云惨雾，天日无光；阴风苦雨，如泣如诉，好像上苍也在哀怜和凭吊这五位无辜的死者。

当地华侨和烟园华工，感于这五位华工的悲惨命运及“忠义”事迹，便在烟园附近的不帝沙，建立这间小庙来纪念他们，还在他们的灵牌左右，挂起一副对联﹕

“立胆为义照千古

存心为忠着万年”

根据《印尼苏北华侨华人沧桑岁月(上) 》 95页重建该墓碑年代是清光绪24年(1898年)，两旁对联是﹕

“善结新坟结善缘，

梦醒异域寛怀抱。”

王任叔（巴人）先生照

流亡到苏岛的王任叔与《五祖庙》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发动了向东南亚进攻的战争。侵略者首先在马来亚东海岸的关丹登陆，由于英军无力抵抗，日军长驱直下，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占领了整个马来亚，到达了与新加坡仅一海之隔的柔佛。新加坡危在旦夕。这时，在新加坡的以陈嘉庚为首的一批爱国侨领和以胡愈之、郁达夫为首的一批进步文化界人士，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决定分批撤出新加坡，疏散到印度尼西亚的各个岛屿上去。1941年9月刚到新加坡工作的王任叔，当时也只好随同文化界人士，撤到苏门答腊北部的先达，隐蔽在一些爱国华侨的家里。

王任叔同志，在国内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也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斗士。虽然处在流亡期间，但他忘不了祖国在受侵略受奴役，也忘不了全世界人民正在受到法西斯的蹂躏和屠杀。当他在苏岛稍为安顿后，便开始继续进行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他联络了当地华侨和爱国进步青年，进行抗日救国和反法西斯侵略的宣传工作，是当地华侨抗日组织“苏岛华侨反法西斯同盟” 领导者之一，出版了一份由他编辑的地下油印刊物《前进报》，号召华侨和当地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结起来，为反法西斯侵略而斗争。

为了做好团结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工作，王任叔同志利用工余之暇，刻苦学习印度尼西亚文。他用了一两年时间，便会读会写。学懂了印度尼西亚文后，对了解印度尼西亚人民过去受压迫受奴役的情况和争取独立斗争的活动大有帮助。他后来创作的《五祖庙》剧本，得到了有关华工被虐待被杀害的印度尼西亚文史料作为依据。

反帝话剧《五祖庙》写成试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结束了。当地华侨无不欢欣鼓舞，庆获重生。但，过后不久，祖国方面便传来蒋介石正策划反共内战，恢复独裁统治；在印度尼西亚方面，那阴魂未散的荷兰殖民主义者企图卷土重来，恢复殖民统治。它的军政人员，随着英印军的进驻，在一些主要城市建立了临时政权。而那些奉命暂时维持治安的“蝗军＂，恶性未改，也利用这一次机会，挑拨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之间的矛盾，鼓动一些印度尼西亚人去抢劫华侨商店和殴辱华侨等。在这一新形势下，华侨面临着必须解决的两个问题﹕对祖国，要进行爱国主义运动，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对当地，必须加强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团结，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独立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王任叔同志对上述两个问题，态度是明朗的，坚定的。他除了积极支持和参加华侨社团所发动的爱国民主运动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促进华侨与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团结和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反殖斗争上。他主持出版一份《民主日报》，以宣传两民族共同反殖的斗争。在报上发表评论文章，受到了进步的印度尼西亚人士的欢迎。他用的笔名是“Ｂａｒｈｅｎ＂（即巴人的拉丁代注音），因而印度尼西亚人民都亲切地称他为“巴尔痕＂（印度尼西亚文对“Ｂａｒｈｅｎ＂的读法）先生。

１９４６年３月间，在华侨青年中，为了宣传爱国民主运动和团结印度尼西亚人民共同反殖斗争，筹划组建“新中国剧艺社＂。由于没有现成可用的剧本，便向王任叔同志求援。他慨然答应，并立即动手，把蕴蓄胸中已久的五个被绞死华工的故事和印度尼西亚农民反对荷兰掠夺土地的故事结合起来写成的两民族联合反帝为主题的《五祖庙》剧本，交新中国剧艺社去试演。

我是“新中艺＂负责人之一，又是该剧的执导者之一。看过剧本之后，觉得正合乎我们的需要。但考虑到当时的形势，荷兰殖民者正在卷土重来，在一些大中城市已经建立了临时政权;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独立斗争还在曲折而险阻的道路上发展着。他们内部也有良莠之分，有一小部分是专干反华排华工作的，加上荷兰的走狗特务也钻到各个市镇，对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进行挑拨离间的工作，因此，我觉得号召中、印（尼）人民团结共同反帝不宜过于显露，以免殖民者抓到把柄，向毫无准备的华侨进行报复。经过我们慎重考虑之后，便决定将剧中所有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战斗争情节都暂时删去，仅留下那一位非常同情华工的遭遇并用歌声去鼓励华工报仇的卖咖啡的印度尼西亚姑娘，作为印度尼西亚人民同情华工反帝斗争的代表，暗示有共同遭遇的中、印（尼）人民，起来共同反帝。

此外，我们演出的条件不足，包括演员、场景、道具等等，也是一个原因。我们当时的演员，演过戏的只有四、五个人，有好几个角色都是凑合着第一次上台的。要增加几个角色，再添置一些场景、道具，我们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们还考虑到，当地侨胞大部分是闽南人，其次是潮州人，侨胞之间通用的是闽南话。闽南话和潮州话是一样的，只是音调高低有区别。五个主角都是潮州人，如果用潮州方言演出，就显得更为逼真，闽南人也听得懂，效果会更好。此外，在有印度尼西亚人出场和五华工受审讯时所用语言，我们又采用华工惯用的华印语混合的特殊语言。这样，印度尼西亚人也完全听懂。因此，我们便决定采用上述语言演出。

经过紧张的排练之后，《五祖庙》便在棉兰试演了两场，受到侨胞们的热烈好评。一些老侨胞说：“我们都看到了，这些同胞的命运真惨啊！”

赴蘇北巡迴演出獲得成功 

在棉兰试演以后受到欢迎，我们便积极筹备，利用暑假之际，到苏北各地去巡回演出。苏北巡回演出受到印度尼西亚军政民各界热烈欢迎。

苏北巡回演出隊出发之前，我们还利用“新中艺”原有的歌咏队，练习演唱当时印度尼西亚的革命歌曲，使印度尼西亚人民听了，知道我们是同情和支持他们的革命的，再看《五祖庙》，就会使他们知道华侨同他们是同一命运而可以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殖民主义者的。在各地的演出中，这一措施收到很好的效果。

这次巡回演出经过的地点计有：丁宜、先达、三板头、奇沙兰、亚沙汉、马达山等六、七个市镇。大的市镇要演出两、三场，中的只演一场。在公演前，我们张贴用中、印度尼西亚文书写的演出海报，介绍剧情。由于有了介绍，所以每到一处都吸引了不少印度尼西亚革命组织的军政人员和人民前来观看。他们首先了解了剧情，又听懂华工们所说的獨特的印度尼西亚语，非常感动，因而促进了华侨民主派与印度尼西亚军政民各界的团结。

当时,印度尼西亚革命组织控制的地区与荷兰人的占领区之间的交通是阻隔的，要通过这些地区非常困难。但印度尼西亚区的军警一看是“新中艺”的演出队，就立即放行，还用军车接送。当时不易通过的关卡，都予以通过。这些都证明印度尼西亚军民是信任和欢迎“新中艺”的演出的。

还有，在一些地区的演出中，有时当地的印度尼西亚文艺团体也利用我们演出的舞台，演出他们的歌舞和戏剧，邀请我们共观赏。这些事实说明了当时华侨中的民主派与印度尼西亚革命军民的友谊，是建立在反帝的基础上的,是通过《五祖庙》这个活教材建立起来的。

当时，荷兰殖民军在英军的支持下，已经侵占了棉兰，建立了所谓“荷印行政公署”。他们除了经常派出部队去袭击棉兰周围的市镇外，还派遣了一批走狗、特务，到附近的市镇，利用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过去的一些偏见和误解，挑起两民族之间的矛盾，引发两民族的相互仇杀。在我们巡回演出的市镇中，就很少发生这类相互仇杀的事件。这种情况，也说明了这次演出是收到了促进中印（尼）两民族团结的效果的。

在一个月左右的巡回演出中，“新中艺”的成员们是辛苦的。白天，有时要在赤道猛烈的阳光下行走；晚上，经过劳累的演出后，只能躺在学校教室里的课桌上睡觉。演員們又是演出，又是后台的杂工。演出是义务的，没有分文报酬，但他们都甘之如饴，没有一点怨言。因为他们懂得这次演出是为了促进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团结，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现在距离那次演出，已经四十多年了。当年“新中艺”的战友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绝大多数已经离开了棉兰，分居国内外。居住在国内的，依然在为祖国的四化而勤劳地工作，也有几位已经去世，如徐伯衡、张琼郁、董添治、董发治等同志，我们怀着崇敬心情，对他们表示无限思念。特别是王任叔同志，他虽然不是“新中艺”的成员，但他是指导我们进行爱国民主运动的导师，又是“新中艺”的大力支助人，我们对他同样表示深切哀思，无限怀念。

（本文转载自《印度尼西亚苏北华侨华人沧桑岁月》，照片由該文集編輯組提供）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棉兰五祖庙

作者简介

徐安如（1911～1994），原名徐盘石，花都市新华镇大村人。其父徐应航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农民革命运动，被当局追捕迫害，1928年出走越南避难。16岁的徐安如随父流落越南后，与父亲同执教鞭，兴办华文学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徐安如带头组织越南侨胞成立“越南华侨救国总会”，进行宣传活动，为抗日救亡募捐。他与几个进步人士一起创办《全民日报》，自任记者，积极宣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坚决反对分裂和妥协投降，主张抗日到底，受到越南侨胞的热烈拥护、爱戴。徐安如先后奔赴越南各大城市组织“救国总会”分会，遭到法越当局极力阻挠，但他斗志坚定，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他以“救国总会”的名义邀请祖国知名人士如著名的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义勇军之母”赵文阁等人到越南宣传抗日。徐安如担任翻译。名人的宣传极大地鼓舞了爱国侨胞的抗日热情，纷纷捐款捐物支持东北义勇军及全国各地的抗日斗争。

1941年，徐安如辗转到新加坡，在胡愈之主编的《南海商报》担任编辑。期间，徐安如与胡愈之、郁达夫等著名文人一起组织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宣传抗日。1946年4月，徐安如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民盟苏门答腊支部委员兼秘书，为祖国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做了大量宣传工作。之后，徐安如重返越南，组建“中国民主同盟西贡支部”，他和许实（即后来任《羊城晚报》总编辑的微音）一起任《时代报》特约撰述员，之后徐安如又任《南亚日报》总编辑。1950年5月，他被法越当局驱逐出境。同年8月回到北京，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华侨组秘书、管理科副科长、文史办副主任等职，还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海外联络委员会委员。1985年离休，1994年10月14日因脑溢血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