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鱼和熊掌”的关系看待春秋战国时期的君臣之道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此处，孟子将生命比作“鱼”，将道义比作“熊掌”，认为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宁愿舍弃生命也要维护道义，即“舍生而取义”。

“生”我们好理解，为身体、生命的意思；“义”是什么呢？就是指君子应当奉行的行为准则，要有道德、讲道义，必须遵循“君臣之道”。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为君，各诸侯国为臣，故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再往小里说，如果各诸侯国君王为君，那么卿大夫们则为臣，如此类推等等。天子号令诸侯，诸侯治理国家，服从天子，按时进贡，这种君臣的平衡关系由周朝的宗法制度来维持着。

如果将诸侯比作“鱼”，即生命和臣子之道，那么天子就是“熊掌”，即君道和王道，这样就好理解了。在“鱼和熊掌”两者的关系处于平衡状态时，大家相安无事，奉行正常的“君臣之道”，然而，一旦这种平衡关系被破坏甚至发生倾斜时，“君臣之道”势必发生改变，这就是“二者不可得兼”，面临取舍的问题了。

下面我们分别从东周时期的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来分析一下“鱼和熊掌”的关系变化。

一、春秋时期孔子的君臣之道

孔子作为儒家学说代表的创始人，他主张“仁”与“礼”的政治思想，即用仁德和礼治来治理国家，君王应该“为政以德”、施惠于民，臣民才会遵循礼仪、臣服君王，这原是孔子所倡导的“君君、臣臣”关系。

《论语》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孔子认为：君王对臣下应该以礼相待，臣下对君王才会忠贞不二。他首先承认社会是大一统的，只有一个君王，然后君臣父子之间要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础，先是遵守国家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建设一个大道隐没，“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才能进而构建一个大道畅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然而，孔子处于东周时期的春秋阶段，当时的周王朝“王室式微”，周朝宗法制度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挑衅，“鱼和熊掌”的平衡关系亦被破坏，东迁后的周王朝再也不能以往同日而语了。

周朝东迁洛邑后，地不过千里，兵不过三军（周初天子为六军，大的诸侯为三军，小的诸侯为一军，每军12500人），规模上和实力上已沦落为和普通诸侯差不多大小了。天子没有了号令诸侯和征伐天下的实力，犹如一头猛虎没有了锋利的牙齿和爪子，蠢蠢欲动的各诸侯国开始放开手脚互相吞并、壮大自己，更多的诸侯不再向周朝进贡钱粮，加上东周还经常受到狄戎等外族的侵袭，故而周朝“王室式微”，周朝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也逐渐遭到了破坏。

礼崩乐坏是对东周时期的周礼和雅乐制度逐渐被遭到破坏的一种形象描述。周朝将“礼”和“乐”贯穿于宗法制度中，按等级制度严格执行，天子行天子之礼、奏天子之乐，诸侯行诸侯之礼、奏诸侯之乐。

然而随着周朝井田制的破坏和诸侯国的强大，周天子号令得不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各诸侯、卿大夫无视周天子的存在，甚至僭越礼法，行天子的礼仪、奏天子的雅乐等等，这些都使孔子吃不消了。

《论语》：“八佾舞于庭，士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站出来，大声疾呼，倡导“仁礼”思想，他在55岁时放弃了在鲁国的高官，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儒家的学说思想，劝谏各诸侯国注重礼法、奉行君臣之道。然而在那个“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情态里，早已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而，他的思想学说并没有说动各诸侯君王，自己反而搞的狼藉不堪。

《论语·阳货》：“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后来，在对待君臣方面，孔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意思是我按照周朝的礼仪制度去事奉君主，别人却以为我是诌媚呢。由此看出，当时的诸侯国和周王朝的君臣制度已经遭到破坏，他所倡导的君臣之道也被人看作是诌媚的笑柄，可那又能怎么样呢？

由于孔子所推行的“仁礼”思想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极不相符，这也造成了他的思想被各个诸侯国君主所不容。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称王称霸，名义上是尊重和承认周王室的地位，实则上借此排除异己、发展壮大自身而已，“尊王攘夷”早已成了维护周王朝君臣之道尊严的最后一张面纱了。

《史记·周本纪》：“十三年，伐郑，郑射伤桓王，桓王去归。”

二、战国时期孟子的君臣之道

继孔子之后一百余年，即我国历史上的战国中后期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儒家大师，他就是被后世称作“亚圣”的孟子。

孟子推崇儒家学说，受社会的影响性，他与孔子的“仁礼”思想又有所不同。孟子在政治上主要倡导君王要施行“仁政”，要以民为主，与民同乐，尊重人权，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爱戴。

《孟子·尽心章句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公孙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为君者，要把臣子看成是自己的手足，对百姓要施仁政，“省刑罚，薄税敛”，天下才会臣服，民众才会拥戴，这样的王道才是“仁者无敌”；为臣者，要把君王看成事自己的心和腹，不能阿谀奉承、同流合污，发现君王有错误就要进行劝谏，而不是听之任之。

《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处于战国中后期，那时经过战火洗礼留存下来的主要有秦、韩、赵、魏、楚、燕、齐等七个诸侯国，史称“战国七雄”，而东周王室处于七个国家的夹缝中，积贫积弱、无力自保，“名存而实亡”，更不要说什么号令天下诸侯了。

周朝的礼仪制度遭到了极大破坏，再也无人顾及周天子的颜面了，诸侯由“公”改称为“王”，如秦孝公后变为秦惠王、赵肃侯后变为赵武灵王、齐桓公后变为齐威王等等，王者以天子礼仪自居，乐舞以“郑卫之音”等的新乐取代了古乐之雅乐，礼崩乐坏，始乱之伊。

这时候，各个阶层的士族分子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纵横家、兵家等等，各家凭己所长，纷纷向诸侯君王进言献策，变革图强。这其中做的最成功的莫过于法家代表商鞅的变法了，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事实也证明了法家在那个时代所体现出来的强国强军的重要性。

战国中后期，各国互相攻伐吞并、尔虞我诈，“仁、义、善”早已抛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实力和拳头上较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在于他雄厚的国力资本、强盛的军队战斗力和卓越的军事指挥家，这恰恰说明了谁的拳头硬才是真理。而孟子提倡的“民贵君轻”思想也不会被大多君王所接受了。

在孟子时代，“鱼和熊掌”的平衡关系已彻底倾斜，即道义随时被践踏，君臣之道亦随时被颠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呢？孟子提出了“舍鱼而取熊掌”，即“舍生而取义”，舍弃生命也要维护君臣之道。那么，是这样吗？

非也！真正的现实却是：孟子仿效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他的思想学说也同样不被当时各诸侯国所接受，他所处的时期是以兵家的孙膑庞涓为主的“孙庞斗智”和以纵横家苏秦张仪为主的“合纵连横”，七国斗智斗勇、互玩心机、尔虞我诈、互相攻伐，哪里顾得上民众的死活，更不要谈什么“仁德”了。

就在孟子死后的第四十年，即公元前249年，东周被秦灭亡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此时，“鱼和熊掌”的关系完全互换，君变成了臣，臣变成了君。

最后：

同为儒家的学说代表，如果说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那么，孟子就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面对“鱼和熊掌”的取舍与抉择，如果说孔子是一种“出世”的态度（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那么，孟子就是一种“入世”的态度（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孔子和孟子作为儒家最有力的代表，他们的思想学说虽然没有被各诸侯君王所容纳、他们所倡导的君臣政治关系也没有被各诸侯所顾及，这主要是受当时的社会动乱因素所决定的，在那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年代里，倡导君臣之礼、遵循仁和政策显然和历史的车轮是不相协调的。

然而，在后来的朝代发展中，“孔孟之道”逐渐作为一种正统的儒家思想学说被历代君王所推崇。因为他维护了君王的统治地位，以君臣之道来变相维护了皇权，皇帝希望臣子尽忠辅助，臣子也希望皇帝仁政治国，如此相辅相成，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君臣得以名扬天下，后世当以楷模效之，“鱼和熊掌”二者兼得，岂不妙哉！

汉武帝时，以董仲舒的新儒学为主，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制度，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汉朝由此开创四百余年大汉江山；隋唐以后开创的科举制度，也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大唐创下了一个又一个的盛世，立国近三百年；宋朝的理学也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提倡重文轻武，文人大家为历朝之最......可以说，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具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文天祥

“鱼和熊掌”能二者得兼自然最好，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处于和谐发展的态势，君臣之道得以平衡发展和互惠互利。如果这个平衡关系打破甚至倾斜一方时，那么“鱼和熊掌”就不可得兼了，君臣关系就会发生转变，甚至逆转，也就没什么道义可言了。放在春秋战国时期，只能“舍鱼而取熊掌”，即“舍生而取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