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鬼神·卜筮（三）
俗话讲：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周朝建立，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大部分是同姓（姬姓五十三），无非是为了加强对各地的统治。一小部分异姓诸侯国主要是功臣（如齐国是姜尚的封地）或者是古帝后裔的封国（如夏朝的后人封于杞，黄帝的后人封于蓟，商朝后人微子封于宋等）。
姜子牙被分封到齐国（估计周王也怕身边放着这么一个大能人，心里不踏实，所以打发得远远的，一直到了东海边）。那时候，沿海可不像现在一样是发达地区，属于真正的“老少边穷”。正像《盐铁论》里面说的：“昔太公封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不过能人就是能人，没过几年，在他的治理下，齐国国力就蒸蒸日上，到了春秋时代，他的后裔齐桓公姜小白更是一跃成为五霸之首。
周朝刚开始建立的时候，每个诸侯分管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大家相安无事，主要依靠的是礼乐制度和血缘亲情关系的维系。二三百年之后，进入了春秋时代，也就是到了孔夫子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制度已经难以约束不听话的诸侯，而国与国之间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诸侯间的亲情关系越来越淡薄，扩张和兼并的事情屡有发生，这个时候，先后就有五个诸侯跳了出来，自告奋勇成了维护天下秩序的霸主（同时也为了满足自己的雄心和野心），这就是春秋五霸的由来。
那个时代，是中国人由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是生产力获得很大发展的时代，是人们精神世界和现实社会同时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的时代，是孔子慨叹“人心不古”、“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时代，虽然，曾经辅佐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的管子曾经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是从孔子老想着“克己复礼”，而老子推崇“小国寡民”来看，这两位似乎对物质文明的进步必然推动精神文明的提高这一命题持否定态度。
虽然两个文明建设的问题没有明确答案，但是，生产力发展了，能够养的闲人越来越多，省去了体力的消耗，专注于脑力劳动，智力水平自然大为增强。而随着诸侯国的扩张和兼并，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被打破，越来越多的王公贵族平民化，知识不再被统治阶级少数人所垄断，民间私学逐渐兴起，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
越来越多的“聪明人”悟出了“神道”的玄机，跳出了鬼神的桎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来阐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理解。
从大家一起信“神”，到少数人造“神”，再到一群人坐在一起争论谁造的“神”最好，这是智慧开发的结果，也是文明进步的表现。《淮南子·本经训》说：“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人会写字了，鬼为什么要哭？莫不是随着人类智识的增加，连鬼神也感觉到了生存的威胁。
古书中记载，仓颉四目。凡是聪明的人，似乎长得都有些超凡脱俗。
外国人总是奇怪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以为这是近百年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其实中国人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完成了从神权至上到人文主义的转变。
从孔子将“天”从偶像崇拜的位子上拉下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到老子将造物的权利赋予不具有任何神化色彩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易经》中将鬼神视为自然规律的神秘变化（阴阳不测之谓神。凡天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到《内经》中将人的思维意识命名为“神”和“鬼（魂魄）”（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中国人从此进入了一个“无神”的时代，再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或“帝”束缚着中国人的精神，这个存在于自然之中，隐身于自然之后，推动整个宇宙运行的“东西”，孔子称为“天”，老子称为“道”，不但是可以为人所了解，所认识，甚至是可以掌握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无神并非没有神，只是神的概念内涵发生了改变。从至高无上，绝对权威的“帝”，到敬重德行，赏罚分明的“天”，再到效法自然，化生万物的“道”，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神”依然存在，只是从需要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还原到可以认识，可以掌握的自然力量；人不再需要匍匐在地的跪拜，只需要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神”去探索，去认识这个世界的客观规律，进而掌握这种自然的伟大力量。
《易经》中写到：“古者包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由此可知，通神明之德的关键在于观察和分析。
不过这些仍旧是“聪明人”的游戏，对于多数普通民众而言，依然是需要“神道”的教化，个中的奥秘岂能说破，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
自从这种游戏的玩法成为知识精英阶层一个半公开的秘密之后，春秋战国时代就多了两个新兴的职业——游士和方士。
春秋战国时期，民间私学兴起，知识阶层逐渐扩大，加之随着原有的社会制度的崩溃，很多没落贵族从旧的体制中被踢了出去，而很多受到教育的庶人从社会下层爬了上去，“士”的群体逐渐扩大，成了知识分子的主体。
这些“士”既不像卿大夫有自己的“采邑”，衣食无忧，又不愿像贫民一样靠出卖自己的体力谋生，为了有口饭吃，进而实现理想和抱负，寻找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舞台，只好四处奔走，游走于各个诸侯及卿大夫之间。包括孔子在内的诸子百家大多属于这种类型。
“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知识分子若是入世，必然要依附于权利和资本，这是自古以来的真理。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而言，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按照自己的需要，塑造合适的理论，从来都是这些统治者打江山坐江山的头等要务。毛主席所说的“笔杆子，枪杆子，革命就要靠两杆子”，可谓是穿透千古的至理名言。毛主席本身就是“笔杆子”和“枪杆子”的合体，只是这样的人才万里无一，所以对于春秋战国时代，那些在孔子眼中破坏“礼乐”制度的乱臣贼子，为了说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急需知识分子提供各种“神道”以“服众”，两者可谓是一拍即合。
齐国田氏从卿大夫阶层取代姜氏而成王，急需对自己篡权行为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巩固统治地位。因此，在首都临淄由政府出面建立稷下学宫，容纳天下游士多达千人，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学派。田氏家族花钱养这些人可不是为了应景，而是切切实实需要他们为自己提供政治和思想上的工具。
对于主顾的所求所想，这些“游士”心知肚明，只是他们奉上的菜合不合主顾的胃口，就看他们各自的本事了。
典型者，如大名鼎鼎的孔子，明明知道这些人心中都有一颗蠢蠢欲动的心，偏偏不识时务地去让他们“克己复礼”，也难怪在诸侯列国间到处碰壁，“惶惶如丧家之犬”。至于若干年后，孔子被董仲舒重新抬了出来，进而在后世一步一步被推上“大成至圣”的宝座，这些都和孔子本人无关了。
孔子的周游列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成功的营销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阴阳家邹衍，他最有名的理论是“五德终始说”。五行学说不是邹衍原创，历史应该相当久远。不过，将五行理论和王朝的更迭联系在一起，却是邹衍的发明。这种崭新的理论是对周朝“天命”观念的颠覆，天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决定谁坐上皇帝宝座不再是所谓“血统”或者“德行”，而是五行相生相克的的自然规律。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乱臣贼子”顺理成章地为自己的篡逆行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正因如此，当时的列国诸侯齐刷刷被邹衍圈粉，无论到哪里去成了被追星的对象。据说，邹衍到燕国时，燕昭王怕尘埃落到这个大明星身上，亲自抱着扫帚扫地。
既然“五德终始”是自然规律，自然就可以有意识地为人所用。因为周朝被认定为“火德”，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秦人为了实现自己一统天下的梦想，不惜让全国上下齐刷刷“黑”起来（黑为水，水能克火，故秦人尚黑，不管是王宫的城门还是士兵的服饰、旌旗、图案均以黑色为主），以此来说明秦取代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以黑为主，以红为辅，倒是颇有些“铁与血”的范儿
相比较这些政治型的“游士”，还有另一类科学型的“方士”。这类人以探索自然奥秘为己任，以追求“天道”为理想，以“长生久视”为目标，很是吸引人的眼球。其中的佼佼者，当属忽悠秦始皇赞助“三千童男童女”，并成功全身而退，到日本逍遥快活的徐福了。当然这些人也不全是大忽悠，更多的是成为隐藏于深山密林中的修道者，以自身作为研究对象，孜孜以求，并捎带脚为中国古代的物理、化学、医学、药学等自然科学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长生久视，修道成仙，是这类人的终极目标，这类人的努力奋斗也造就了中华文明中独具特色的“修仙”文化。对于这类“修仙”的方士而言，更应该是彻彻底底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们追求的是摆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成为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辉的“齐天大圣”，“神”又何足道哉！可以想见，敢于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修道之人，若说他们心中有一个偶像崇拜的“天”或“神”存在，打死阿伟哥也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