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陶器成型技术类型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了有规律可循的空间分布特征。随后经历了连续的调整和变动，由最初的南北分异，演变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轮制拉坯技术在新月形地带的兴起，再到新石器时代末期东西并立格局的出现。这些空间特征的形成和变迁，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有所关联。
成型技术是陶器生产工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观察陶器或陶片内外壁及断面的痕迹，捏塑、泥片贴筑、泥条筑成、快轮拉坯、模制等成型技术类型陆续被考古学家所识别和总结，并且初步归纳出这些技术演变和发展的进步过程。这些技术及其进步的历史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部分，而且这个部分不是孤立地发生和发展，而是与当时社会的科技水平、生活习俗、经济方式、思想状况等多方面联动变化发展的。因此，通过对前人制陶研究个案的梳理和归纳，对史前陶器成型技术类型的分布进行横向比较和动态扫描，勾画这些技术类型的时空变化轨迹，有益于我们把握制陶技术体系的演变历程，以及辨证地理解陶器生产与区域环境、社会发展、文化传统之间的联动关系。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一些区域或阶段缺乏专业系统的制陶工艺研究案例，零星的描述与论及又无法准确反映制陶技术的全貌，所以我们对史前陶器成型技术类型分布和变迁的观察，只能以现有资料为支撑，围绕制陶研究相对丰富的长江、黄河中下游展开，在部分阶段与周邻区域进行横向比较（表一）。在此基础上，我们梳理和归纳出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主要区域陶器成型技术体系演变的一般特征。
早期陶器的出现使得人类生存和社会行为发生了重要转变。距今超过1万年或1万年左右的早期陶器遗存，在中国南北方地区都有发现。有学者根据早期陶器的形态特征，认识到中国陶器在其滥觞阶段，就已经形成了以秦岭—淮河为界的南北区域体系，南区为圜底釜类器，北方为平底直腹罐类器。那么，以形态特征划分的早期陶器区域体系，在陶器的成型技术方面是否有所投影呢？已有的资料显示，泥条筑成、泥片贴塑和捏塑是早期陶器成型的主要工艺。这三种方法在南北两区的遗址均有发现，似乎表明大范围的固定范式和技术格局尚未形成。不过由于早期陶器的年代跨度较大，出土的范围较广，相同时空背景下成型技术的分析和归纳，需依赖于较精细的观察资料。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均因出土大量的早期陶器而格外引人关注，同时两遗址都开展过系统的制陶工艺观察，为我们分析成型技术的区域差异提供了基础。仙人洞遗址出土陶片的断口和断面处观察表明，成形方法有泥条筑成和泥片贴塑两种，而且前者占居绝对主体。地层关系显示，两种成型方法可能存在先后的承接关系。从最早的3C1b层，到稍晚的2A层，出土的陶器多是以泥条筑成法制成。这些泥条之间，或采用“子母口”、或“内外相错”以致上下衔接在一起。直到晚期的1B层，才发现了数量较少的以泥片贴塑制作的陶器。这些泥片贴塑的陶器，陶质、陶色与前期的陶器有所不同，也是仙人洞各类陶器中出现时间最晚的。同时，细致的痕迹观察表明，泥条筑成法制作的陶器大多采用拍打的方式形成，而泥片贴塑的陶器纹饰是以滚压方式制作而成。甑皮岩一期出土的陶器采用的是捏塑法。与国内年代大体相当的其他早期陶器比较，甑皮岩一期陶器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比较原始的特征，表明当时的陶器制作工艺处于初始阶段。在随后的第二期，陶器的成型方式发现了明显变化，能够观察到痕迹的标本均用泥片贴塑法制成，大量陶器的颈部断面都能看到明显分层的泥片痕迹，并且部分器物为分段制作，然后拼接在一起。同时，反复的模拟实验证明，这些陶器全部采用滚压绳纹的方法。如果进一步观察可知，仙人洞遗址采用泥条筑成的器形包括敞口釜、深腹钵或稍束颈的鼓腹釜等，而泥片贴塑的陶釜则是较明显的束颈、溜肩形态，后者恰是甑皮岩二、三期的主流器物。从制作工序的角度来看，束颈、溜肩的加工步骤要复杂于敞口或稍束颈者，是对陶器成型技术的更高要求。尽管目前无法确定器物形态、施纹方式与成型技术之间的因果先后，但从仙人洞、甑皮岩遗址的综合观察来看，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着联动或对应。另一方面，这种联动现象在仙人洞和甑皮岩同时出现，似乎暗示在一段时期内，两遗址之间可能存在社会交流网络或共通的技术特征。在长江下游，比仙人洞、甑皮岩稍晚的上山文化却展示出了更为复杂的技术类型。通过对典型标本的观察，上山文化陶器的制作方法主要有捏塑、泥片贴筑和泥条盘筑三种，后两者是最明显、最常见的方式。而且，泥片或泥条之间的结合方式很可能为“子母口”式拼接。这一细节与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的成型技术和手法颇为相似，似乎意味着两大区域之间可能有过传承或交流。整体来看，尽管早期陶器的成型方法存在着多样性和不稳定性，技术传统或类型可能只局限于单个遗址或小区域之内，大范围的固定范式和技术格局也没有形成。但一些遗址之间出现了部分共通的技术特征，似乎意味着当时可能发生了小区域的交流现象。这些可能存在的早期的交流网络为之后大范围的陶器成型技术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延续了仙人洞晚期、甑皮岩的泥片技术传统，大量使用泥片筑成法制作各类陶器。俞伟超、牟永抗先生很早就注意到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第一期遗存有多层泥片相贴而成的制法。随后，彭头山、城背溪等遗址的观察结果显示，大量的釜形器、圜底钵、陶盘等器物的断面可见明显的贴片痕迹，无不表明泥片筑成法是该地区的主流成型方法。彭头山文化出土的盆、盘、钵以及束颈、溜肩、圜底的罐、釜等器物，较仙人洞、甑皮岩遗址出土的器类明显增加。盘、盆等新出敞口器类依然采用泥片贴塑的方法，而非容易操作的泥条筑成方法。与长江流域明显不同，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以及稍晚的北辛文化流行泥条筑成法制作陶器，并少量采用捏塑法参与制坯。裴李岗文化大型器物的内壁或者破碎的陶片断面，都可以看到明显的泥条痕迹。后李文化的陶器造型以圜底为主，另有少量圈足器、平底器及乳丁状足器等。这些陶器多采用泥条圈筑，并有少量捏塑法，甚至还发现二者结合使用的现象。如，一些圜底器的制作，先用手拍打或捏成较厚的圆形泥饼，贴附于以沙或土堆成或挖成的圜底坑中做成底，然后用泥条圈筑腹部。临潼白家、河北磁山的观察结果也表明了泥条筑成法在黄河中下游的普遍流行。可能与南北方文化交汇的区域位置有关，同时期的淮河流域存在泥片贴筑和泥条筑成两种方法。位于淮河中下游的顺山集遗址出土的陶片观察表明，顺山集文化第一期遗存陶器以泥片贴筑法为主，少量为泥条筑成。到第二期时，泥条筑成的陶器数量明显增加，泥条筑成法成为主要的制坯方法。同样的现象还发生在淮河上游的贾湖遗址。贾湖一期的陶器成型方式包括泥片贴筑和泥条筑成两种方法，并且前者占据主体。到贾湖二、三期，泥片贴筑法占据的比例明显下降，泥条筑成的方法成为主流方法。据报告描述，采用何种成型方法与器形的不同有较大关系。贾湖遗址出土的侈口罐以及部分双耳罐，与彭头山文化的小口束颈鼓腹罐、大口深腹罐、小口双耳高领罐有相似之处。从制陶工艺观察报告例举的标本来看，这些侈口罐、双耳罐采用泥片成型者占据较大比例，与彭头山文化的成型技术传统较为一致。这一现象或许反映了文化交流与技术传播的同步。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盛行泥条筑成法、长江流域流行泥片贴筑方法，说明当时形成了以“南北区位”划分的陶器成型技术格局。而淮河流域位于江河之间，是南北技术类型交流互动的中间地带，则表现出两种技术方法共同使用的特征。这一技术格局在制陶羼合料方面也有所体现，彭头山文化陶系主要为夹碳陶，仅有少量的夹砂陶，而黄河流域的后李文化、裴李岗文化的羼合料主要是使用砂粒、滑石等物质，淮河流域的贾湖文化除了夹碳、夹砂陶器之外，还创造性使用了蚌、骨等物质作为羼合料。由于陶器成型技术的多样性和器形的复杂性，南北方成型技术区域体系的形成，显示出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群社会网络的复杂性，不同社会网络内部的交流比较频繁，进而形成了南北有别且各自稳定的技术类型。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成型技术的南北类型趋于统一，泥条筑成法逐渐取代泥片贴筑的方法，成为南北区域最主流的成型方法。其实，南北类型的统一有着漫长的演变过程。早在城背溪文化时期，尽管泥片贴塑的方法为最主体的方法，泥条筑成法已经被零星使用。至大溪文化早中期阶段，几乎所有的器类都使用了泥条筑成的技术方法，大量的瓶、盆、罐等器物都以泥条为制作的基本素材。随着泥条筑成方法的广泛采用，开始出现了慢轮修整的技术，提高了成型、修整和装饰的效率及效果。在此基础上，制陶者不断改良慢轮的结构，提高轮盘的转速，终于摸索出了快轮拉坯制陶的技术工艺。据李文杰先生观察，大致在距今5300年前后，快轮制陶的技术工艺在多个地区独立起源和发展，分别为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例如山东曲阜市西夏侯遗址下层墓、上层墓；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晚期，例如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第四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崧泽文化晚期，例如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中层墓第三期的陶杯，青浦县福泉山遗址灰黑土层的陶壶、陶杯。这些案例意味着新技术的发明和实践已经出现。尽管这些区域都开始使用快轮制陶的技术，但在具体操作上可能存在不同的技术手法。如，同样为快轮制作的陶豆，西夏侯遗址为实柄，并且底部有“偏心涡形纹理”的切割痕迹，说明应是用泥料一次性拉坯成型；而关庙山遗址，陶豆的器身和圈足则是分别轮制，然后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快轮拉坯技术水平也存在差异，拉坯的操作方法尚未规范化，应是处于快轮制陶的初期。同时，很可能由于初期阶段轮制技术的不娴熟，导致这些地点出土的快轮拉坯陶器多为小型陶器，稍大型器物仍然以泥条筑成法为主。除了上述的泥料一次性拉坯成型的方法之外，在大汶口文化还发现了泥条拉坯成型技术的案例。所谓“泥条拉坯成型技术”，指的是在泥饼上盘筑泥条，利用轮盘高速转动产生的离心力，提拉泥条成筒形坯，在此基础上加工成所需的形态。从痕迹上看，此技术具有泥条筑成和快轮拉坯的双重因素，但又不同于典型的轮制法和泥条筑成法，在腹底结合部可见到泥条缝隙，同时也可看到螺旋式拉坯指痕。从技术发展的角度分析，泥条拉坯成型技术应是在轮盘结构未发生显著改进的情况下，泥条筑成法向“一次性拉坯成型技术”演进的过渡阶段，代表了技术发展的必然过程。从大的技术范畴考虑，二者都是借助轮盘的快速旋转所产生的离心力进行拉坯制作陶器，应都属于广义的快轮制陶技术。与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河中游地区延续泥条筑成的技术传统。尽管在少数遗址可能出现了泥条拉坯的成型技术，但并没有得到推广和传播，泥条筑成法依然是最主要的成型方式。在此，可以清晰地看到，之前形成的南北技术格局被打破。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等区域，开始使用快轮制作陶器，而黄河中游所囊括的中原及西北的广阔地区，仍然以泥条筑成法为主流成型技术。快轮技术率先出现的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地理区位从东部沿海到长江腹地，分布空间犹如新月，可称之为“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带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社会发展独具特色。技术之外的文化与社会现象分析，有助于我们寻找这一时期这一地带的共同之点，理解快轮技术起源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辨证关系。韩建业先生曾从聚落考古的角度，将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的社会发展归为东方模式，黄河中游则命名为中原模式。值得关注的是，东方模式区域正好与前述陶器快轮技术分布的新月形地带吻合。其中，社会发展中的“贫富分化”“社会地位的分化”和“社会分工的明确化”是东方模式有别于中原模式的重要特征，也很可能是快轮技术产生于此的社会动力和需求基础。从环境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为平原丘陵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农业发展水平较高。这样就容易出现贫富分化、社会分工，容易促进陶器制作技术的改良，推动快轮技术的发明。同时，快轮制陶技术的发明和实践，迅速引起了新的“产业革命”，极大促进了陶器生产的效率和产量，陶器的标准化程度也较以前有明显提升，又为当时的社会演进提供了物质支撑。墓葬作为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史前社会发展中最为直观的物化遗存，能够及时反映不同时空背景下社会发展的需求和价值导向，为我们理解不同区域的制陶技术变革提供了线索。在长江中游，最为突出的、可观察到的联动变化就是在快轮技术起源阶段，墓葬中随葬陶器数量的显著增加。一项关于大溪遗址大溪文化墓葬的研究显示，早期的墓葬以随葬生产工具为主，而到晚期随葬生产工具的数量明显减少，陶器的数量急剧增加，成为主要随葬器物。从统计数据上来看，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占所有出土器物的比例为9.8%，而晚期则高达57.5%。同样的剧烈变化还发生在分布地域稍偏东的油子岭文化。位于荆门市的龙王山遗址出土了油子岭文化晚期墓葬203座，随葬品以陶器为大宗，仅M11就出土陶器154件，M132 更是随葬了两百余件陶器；同时期的屈家岭遗址，出土的墓葬随葬品也以大量的陶器为主[27]。这些陶器以鼎、罐、豆、壶为常见，形制、大小相近，应是专门生产的用于随葬的明器，体现了较高的标准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技术与葬仪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现象在黄河下游、长江下游也可以看到。大汶口文化作为轮制技术的另一起源地，墓葬中随葬陶器的数量也出现了明显的增加。以邹县野店遗址为例，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平均数量仅有5件，而到了大汶口中期，一些墓区的随葬品平均数量猛然增加到40余件，这些随葬品多为陶器。发现过快轮制陶证据的崧泽遗址前后经过多次发掘，清理崧泽文化不同时期的墓葬136座。根据统计，在崧泽文化第一期，出土陶器仅占随葬品总量的11%左右，但到了第三、四期，墓葬中随葬陶器的比例明显增多，占随葬品总量的近70%。相反，在泥条筑成技术广泛使用的黄河中游，陶器的需求相对较少。灵宝西坡作为庙底沟时期的高等级墓地，壮观的墓室内随葬精美玉钺以彰显墓主人的崇高地位，但随葬陶器不过10余件甚至数件，显示对陶器随葬的非刚性需求。同样，在关中地区的杨官寨庙底沟文化平民墓地，墓葬中出土陶器的数量也十分有限。除了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之外，快轮技术能够率先在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产生，也可能与这些区域的文化和思想传统有关。一般认为，快轮制陶使用的陶土必须经过精细挑选和淘洗，意味着对陶工的技术水平和严谨程度有更高的要求。与之相关，通过圈足和各样的支座，把器物抬高，是新月形地带陶器的一个典型特征。这样的形制特征，使得陶器的不同部件需要分开制作，再严丝合缝地组合拼接，体现了制陶群体较严格的工作范式和社会文化。吉德炜曾经系统比较过史前东、西部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状态，发现新月形地带所包含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陶器制作者和使用者有着“严整而且有规律的生活”，而西部内陆缺乏这种严整性和规律性。因此，新月形地带具有快轮技术产生所需的文化传统的基础。到新石器时代末期，黄河中下游普遍使用模制法制作袋足器，但由于模制本身依赖于泥条筑成而存在，所以轮制拉坯与泥条筑成仍然是划分不同区域技术体系最为显著的指标。黄河下游的轮制技术开始由东向西、由南向北传播。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一些遗址出现了个别轮制的小型陶器，但主体技术依然为泥条筑成法。进入龙山文化时期，轮制拉坯技术在中原龙山文化的使用比例逐渐增多，但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步递减的趋势。位于西部的关中盆地就很少见到快轮制作的器物，继续坚守泥条筑成法和模制法的技术传统。在快轮技术起源的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技术的后续发展并非齐头并进。长江中游的轮制陶器与前期相比，尽管整体工艺水准有所提高，但涉及的器类并无太多增加，仍以豆、钵、碗、罐、杯等工序单一的器类为主，而且在区域内部呈现出不均衡的发展特征。天门石家河遗址作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大型都邑聚落，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陶器生产工艺的最高水平。其中，肖家屋脊出土的陶豆全部采用快轮拉坯成型，并且表现出规范化的操作手法。而位于鄂西北的青龙泉遗址，豆、碗、钵等较易拉坯的器类却多为泥条筑成，轮制拉坯技术所占的比例较少。这样的现象在豫西南的一些遗址中也有反映。然而，同时期的黄河下游则出现了快轮制陶技术的高潮，工艺水平高度发达。大量形制复杂的陶器以及把手、鼎足等部件，甚至对精度要求较高的袋足器，都采用轮制拉坯进行生产，还利用快轮技术制作出了结构独特的薄胎高柄杯，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技术水平。在快轮技术的支撑下，产生了与之相关的组装生产工序和稳定的手工专业化家庭。长江下游与黄河下游的工艺水平极为相近，一些器物造型规整，器壁薄而均匀，应是高超的轮制技术制作而成。可以看出，陶器成型技术格局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前轮制拉坯技术分布的新月形地带内部出现了不均衡发展，逐渐分化，直至瓦解；黄河下游的轮制拉坯技术开始向西传播，抵达中原地区，影响了当地的技术类型，使得该区域的轮制技术使用率明显加大。从轮制技术的发展程度来看，东部沿海区域经过长期改良和发展成为快轮技术最发达的区域；长江中游、中原地区紧随其后，但轮制拉坯技术的使用比例明显不及前者；关中及广阔的西北区域坚守固有传统，仍然以泥条筑城和模制法为主体成型方法。至此，陶器成型技术的东—西并立格局正式形成。随着龙山时代的结束，二里头时代的到来，东部沿海地区轮制拉坯技术的使用比例明显降低，陶器制作的工艺水平有所下降。崛起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借地缘优势整合东、西部制陶工艺的特长，以实用思想选择相应的制陶技术，最终成为当时陶器生产的强势引领者。如，采用模制、快轮拉坯等技术制作壁薄胎匀的陶礼器，使用泥条筑成生产厚重结实的日用陶器。这些整合与选择的基础，则是形成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陶器成型技术的东-西并立格局。附记：本文的部分内容系笔者参加“史前陶器：技术与社会（屈家岭·2018）学术研讨会”的发言。同时，本文为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整体性研究”（课题编号2020YFC1521608）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彭小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江汉考古》2021年第1期；此处省略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