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之专栏·老师们 | 斯人已逝，德音未远——傅璇琮先生印象
在古典文学研究界，傅璇琮先生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
凡是与他有过交往的人，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个头不高，额头很大，有点像梁启超先生那样，一看就知道是极聪明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一年四季总是穿着简朴的夹克衫，有浅灰色的，也有米黄色的，多数情况下，米黄色夹克是他的标配，年深日久，看起来有点发白。傅先生长期患类风湿病，关节变形，走路一颠一跛，总好像要摔倒似的。旁人看着紧张，要去扶他，他会悄然快走几步，似乎有意躲开，有一股不服老的劲儿，其实是不愿意给人添麻烦。
傅先生有着传统文人的风范，对前辈极为尊重，与平辈倾心相交，于后学则提携不倦。20世纪90年代初，罗宗强先生为《唐诗论学丛稿》作序称：“傅璇琮先生年来以极大的学术热情，提倡一种求实的学风，我觉得这于学术的发展是大有助益的。他也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奖掖后进，激励同志；在唐文学的研究中做了广泛的组织工作，这同样于学术的发展大有助益。”傅先生似有意照应前序，在《唐诗论学丛稿》后记中说：“近十年来，我有两个收获，一是写了几本书，二是结识了不少学术上的朋友；在某种意义上说，第二个收获比第一个更宝贵，更值得忆念。”
惟其如此，傅先生获得了很好的人缘。傅明善著《傅璇琮学术评传》（2007年），徐季子主编《傅璇琮学术评论》（2007年），卢燕新等编《傅璇琮先生学术研究文集》（2012年），中华书局编《傅璇琮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都有很详细的记载。傅先生去世后，关于他的纪念文章很多，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傅璇琮先生纪念集》（2017年）。可以说，傅先生以他厚重的学术成果和杰出的组织才能，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尊重。
徐季子主编：《傅璇琮学术评论》、傅明善著：《傅璇琮学术评传》、卢燕新等编：《傅璇琮先生学术研究文集》
2011年6月，我陪同傅先生到河北大学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会。晚上，学院安排学术讲座，请傅先生讲治学经验。那天，傅先生兴致极高，很少见他这样侃侃而谈，从到中华书局工作说起，讲述他的治学体会。
傅璇琮先生1933年生于宁波。1951年秋，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翌年院系调整，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的助教。不久，调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后来两家出版社各有专业分工，古籍整理出版归属中华书局，傅先生又转到中华书局，在编辑岗位，一做就是五十多年。退休以后，他不忘所来，回到曾经读书的清华大学，担任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友琴编《白居易资料汇编》，原来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转到中华书局修订再版。徐调孚责成傅先生做责编。当时，傅先生还不到30岁，提出编辑系列资料汇编的设想，于是便有了“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现已出版数十种，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编辑工作，“其事至委琐，大雅所不屑道”（叶圣陶语）。傅先生在编辑《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署名湛之）、《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等资料过程中，对此深有感悟。
在为《陆游研究资料汇编》做责编时，傅先生注意到高则诚和他的朋友写的有关纪念陆游的文字。高则诚朋友的文字中还注明了写作时间，提到写作此文之后，高则诚就去世了。这一年是元惠帝至正十九年（1359），还在元末，再过9年，元代才灭亡。过去，一般都认为高则诚生活在元末明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还邀请他出来编纂元史。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傅先生撰写了《高明的卒年》一文，认为高则诚没有进入明代。这篇文章发表在1962年出版的《文史》第一辑上。后来，中山大学黄仕忠的《〈琵琶记〉研究》又补充了新的资料，赞成此说。现在，这个观点已为多数学者认可。都说教学相长，其实编研亦相辅相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同时，也可以把自己嫁出去。
20世纪70年代初，傅先生从法国哲学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一书中获得灵感，注意到一个时代文人群体的作用，由此入手，开始撰写《唐代诗人丛考》，系统研究唐代文人的生活与创作。此书出版于1980年，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被视为改革开放之初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之一。
随着研究的深入，傅先生又发现了很多问题。譬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王勃《滕王阁序》中有“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数句，过去多认为是王勃前往交趾省亲，路过南昌而作。傅先生根据罗振玉披露的日本所藏王勃《过淮阴谒汉高祖庙祭文》抄本，发现是王勃和他的父亲一起路过南昌时所作，于是又撰写《〈滕王阁诗序〉一句解——王勃事迹辨》，纠正了《旧唐书》以来相承已久的讹误。
他由此想扩大开来，对唐代文学家作全面的考察，于是决定从元代西域文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整理入手。《唐才子传》分为十卷，论述了278人，附见120人，总共398家。辛文房广泛收集史传、文集、笔记、小说中的资料，给每位文人写了传记，少则几十字，多则上百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清代学者徐松作《登科记考》曾引用此书，鲁迅也很推崇这部书。傅先生凭借特殊的学术地位，组织全国二十多位学者，经过数年努力，完成了一百八十多万字的《唐才子传校笺》。他约请的都是专家，如请周勋初作高适传笺注，郁贤皓写李白传笺注。后来，陈尚君、陶敏又补充了三十多万字，作为第五册修订出版。傅先生又亲自撰写了王勃等条目。这项工作，无异于对唐五代诗人作全面的生平考证，是一项承前启后的庞大工程。
20世纪90年代，傅先生在《唐才子传》的基础上，又组织编纂《宋才子传》，难度更大。《唐才子传》是元代辛文房所作，成书较早，资料珍贵。而宋代才子的小传则需要今人整理撰写。“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傅先生发凡起例，并邀请宋代文学专家祝尚书、张剑、辛更儒、程章灿、王兆鹏等分头负责，全面铺陈，取精用宏，最终包罗三百多位学者，亦分为五卷，展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贡献。此外，他还出任《全宋诗》第一主编，在唐宋文学研究领域统摄熔铸，谋划布局，成为学科的一名设计师。
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傅先生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学术理念，即学术研究起码要实用，还要体现时代特色，倡导综合研究。
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就像建筑工程一样，可以分为基础设施和上层结构两个部分。基础设施包括基本资料的整理、工具书的编纂等。譬如他和许逸民、张忱石合编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还有他提议编纂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大约就是这样比较实用的著作。他在《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重印后记中说：
每一种书，凡作家生平事迹的记述，作品的评论，作品本事的考证，版本流传的著录，文字、典故的诠释，包括各种甚至互有争议的意见，都尽可能加以辑集。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省却研究者翻检之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为作家作品的研究提供系统的材料。这是一种高水平的古籍整理，也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这项工作看似容易，其实繁难。更何况，学术研究犹如积薪，必须后来居上。没有扎实的基础工作，何来居上？傅先生说，学术著作，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应该似一级一级的楼梯，要扎实，便于扶着向上，使人能“更上一层楼”，以便“欲穷千里目”，而绝不能是用花纸包扎的虚阶，看起来颇能目迷五色，但一踏上，就会使人跌下，害人不浅。这就要求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站在学术前沿，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构筑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大厦。他在“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前言中写道：“（出版这套丛书）将是古典文学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工程，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对于本世纪学术的回顾和总结，对于21世纪学术的迎候和奉献。”
傅先生每每有一种意趣，就是很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唐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心理状态、创作背景，进而探索唐代文学的历史文化风貌。他与陶敏、李一飞、吴在庆、贾晋华合著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共二百多万字，全方位地展现了唐代文学发展的整体风貌。他的《李德裕年谱》以及与周建国合著的《李德裕文集校笺》等，围绕着“牛李党争”揭示出中晚唐政治走向以及文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样的研究，已远远超出一般谱录和文集校订的范畴，是可以当作一部“牛李党争”的专史来读的。这些著作，不仅实用，而且有着强烈的史家意识。
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的关系，是傅先生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唐代科举与文学》《唐翰林学士传论》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而展开：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府，二是唐代的翰林和翰林学士情况。在傅先生的引导下，戴伟华兄继续探讨，完成了《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得到傅先生的高度赞赏，并为之作序延誉。
《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常常为人提及：
车过河西走廊，在晨曦中远望嘉峪关的雄姿，一种深沉、博大的历史感使我陷于沉思之中，我似乎朦胧地感觉到，我们伟大民族的根应该就在这片土地上。在通往敦煌的路上，四周是一片沙碛，灼热的阳光直射于沙石上，使人眼睛也睁不开来。但就在一大片沙砾中间，竟生长着一株株直径仅有几厘米的小草，虽然矮小，却顽强地生长着，经历了大风、酷热、严寒以及沙漠上可怕的干旱。这也许就是生命的奇迹，同时也象征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道路吧。
傅先生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出对中国古老文化的眷恋与深情。他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还原一段历史，还蕴含着更深沉的历史思索和现实关怀；历史和现实紧紧相联，给人一种震撼的力量。
傅先生长期担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组织工作，主持制定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等文件，还组织完成了很多大型文献整理项目和普及工作，如《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等，在学术出版界享有盛誉。
傅先生是宁波人，少小离家，乡音未改，始终关心着家乡的文化事业。就任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之后，他负责《宁波通史》《中国藏书通史》等史书的撰写工作，主持王应麟著作集成的整理研究项目。
《四库全书总目》评价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说：“盖学问既深，意气自平，能知汉、唐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诋以空言；又能知洛、闽诸儒，亦非全无心得，未可概视为弇陋。故能兼收并取，绝无党同伐异之私，所考率切实可据，良有由也。”傅先生追随乡贤，“学问既深，意气自平”，隐然具有王应麟的风范。
傅先生《唐代诗人丛考》出版的时候，我正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大三，尽管囊中羞涩，还是在第一时间购买了此书。当然，由于学识所限，我并不能完全读懂，但可以读出学术的厚重与学者的尊严，那是我向往的境界。
我到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工作不久，经周振甫先生介绍，专程到中华书局拜访傅先生。我已记不得当时说了什么，只记得他和程毅中先生同一个办公室，两位副总编相对而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8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筹备恢复文科，傅璇琮先生、罗宗强先生、曹道衡先生等都有意到清华工作。我尽管人微言轻，还是极力促成其事，向领导反复申明，如果三位先生能来工作，三驾马车，清华中文系必将焕然一新。当时的领导似乎并不以为然，可能担心外人介入过多，老清华人就没有自主的地位。傅先生是老清华的学生，有着天然的优势，被聘为兼职教授。这样，我便有了较多的求教机会。
1986年，我从杭州大学古籍所毕业后，求学心切，还想继续深造，听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招收博士生，就通过傅先生介绍，专程到文学所拜访了曹道衡、沈玉成两位先生。2005年春，曹道衡先生在病榻前跟我说，他无意中翻到当年傅先生给他写的推荐信，出院后会找来送我留作纪念。可惜，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曹先生就离开了。
2007年11月，我和首都师大的邓小军教授陪同傅先生去安徽师大参加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会议，从北京飞到南京，丁放兄在机场接待我们，驱车前往芜湖。快到当涂时，我悄悄地跟丁放说，没有去过采石矶，不知可否顺路拜谒一下。我知道傅先生去过多次，叫老人家陪同，真有点不好意思。傅先生知道我的想法，没有任何犹豫，又陪我走了一遭。
35年前，我读白居易的《李白墓》诗，印象特别深刻，“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站在采石矶上，望着湍急的江水，历史的沧桑感不禁涌上心头，“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此前一个月，我到四川江油参观李白故里，又到重庆万县寻访古迹，那是李白出川的地方。一个月内，我走过李白的一生，实在是拜傅先生所赐。
在那次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傅先生说自己年事已高，推荐我当诗学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叫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余恕诚、莫砺锋、钟振振、邓小军、胡传志、丁放等先生给了我最充分的信任，我感念至今。
会后，余恕诚先生专门安排我们到泾县水西寺、桃花古镇等地参观。这些地方，傅先生早有游历，但他还是不辞辛苦，陪同我们前往。桃花潭就在桃花古镇前，当年，李白在这里与汪伦话别，留下千古绝句：“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11月的江南，潮湿阴冷。傅先生送我们上船游弋桃花潭，在瑟瑟秋意中，频频向我们招手，构成一幅诗意的画面。
那天夜里，傅先生只身一人坐火车到杭州开会。他还是那身简朴的装束：灰色的夹克衫，外面套着米黄色的风衣，手中拎着布袋子，在火车上颠簸四五个小时。本来，余恕诚老师早已安排学生陪同前往，但傅先生执意不允，还是那股不服老的劲儿，不愿意麻烦别人。那一年，他已经74岁高龄。
2008年春，清华大学成立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傅先生担任中心主任，他提名聘请我作兼职研究员。对我来讲，这是至高的荣誉，毕竟我在清华大学工作了十个年头。这份荣誉，我十分珍惜。
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很隆重，田余庆、冯其庸、徐苹芳、李学勤、陈祖武等著名学者参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也准备好发言稿，只是来客较多，没有轮上我发言，但我依然感到荣耀。置身在这些著名学者中间，在傅先生仁慈的目光里，我获得了一种精神能量，也仿佛接过一份责任。
据俞国林《士唯不可俗——对傅先生的点滴之忆》（《中华读书报》2017年1月25日）记载，2012年年底，傅先生八十大寿临近的时候，中华书局想为他举办一个祝寿会议。傅先生非常谦逊，对俞国林说，年长于他的几位不请，同龄且身体欠佳者不请，领导不请。
这些年，我参加过不少为前辈学者举行的祝寿活动，旧雨新知，群贤毕至，气氛热烈，其乐融融。傅先生常年服务于出版界，登堂入室的弟子虽有限，但学术界的朋友很多，稍微组织，来宾绝不会少。而事实是，12月4日的祝寿会，就来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场面冷清，出乎意料。程毅中先生事先知道，坚持要来；其他几位都是年轻的学者，包括蒋寅、刘宁、吴相洲、卢盛江等，我也忝列其中。会议由俞国林主持，徐俊总编讲话。他特别介绍说，本来想隆重筹备纪念活动，但是傅先生约法三章，有那么多的“不请”，只能搞一个小型座谈会。与会者都知道，傅先生向来不愿意打扰别人，这是他一贯的态度。
我即兴发言表达了三点感念之情：一是傅先生在当代学术史上的意义，二是傅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三是傅先生在学术组织方面的作用。国林兄的文章，还专门拈出我发言的第三个要点，他是这样记录的：
傅先生不只是一个学者，更是学术界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以敏锐的眼光，提携后进，组织年轻学者参与活动、出版书籍，让许多年轻学者脱颖而出，尝到学术研究的“甜头”，从此进入这个行当。对于年轻学者，这不是一件事，而是一生的事。
我现在依然持这样的看法，一个年轻学者，能够得到前辈的扶持，确实会影响其一生。从回忆文章中知道，与傅先生有过交往的学者，或多或少都曾有过叫他们难忘的经历。就说写序这件事，就叫人感念不忘。这些年，傅先生甘愿牺牲自己的时间，为学术同行的著作作序，所作序言竟多达一百多篇，编成《濡沫集》《书林清话》和《学林清话》等专书。傅先生在《唐诗论学论丛》后记中说：
近些年来，一些朋友在出版他们的著作之际，承蒙他们不弃，要我为他们的书写序。本来，我是服膺于“人相忘于道术，鱼相忘于江湖”这两句话的，但在目前我们这样的文化环境里，为友朋的成就稍作一些鼓吹，我觉得不但是义不容辞，而且也实在是一种相濡以沫。
傅先生在学术出版领域的一大功绩，就是热衷扶持青年学者，为他们的论著作序、写书评。有些内容并不都是很熟悉的，傅先生就反复阅读，深入思考，总能提出独到的见解，聪明、博学、睿智。
傅先生手足变形，行走不便，写字也不便。他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夹着笔写字，而是握着笔写，看起来很吃力，但他走路不慢，写字也很快。他一直把写信当作最便捷的交流方式。他写给朋友的信，如果汇集起来，一定很多。重要的事情，他通常先打电话说明情况，然后还要正式写信，确保落实。他的信或长或短，没有任何客套，都是直接谈问题，没有尊长的架子，只有平等的交流。
这些年，我参加了不少傅先生策划的选题，多与先生通信。2003年，傅先生和我讨论《魏晋南北朝文学通论》撰写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他写道：
傅璇琮
2003.6.30
这一卷，是否仍送还，请示知。
傅先生考虑问题很深、很细，有的从总体框架上调整，有的从章节目录上着眼，甚至还考虑到具体的署名，乃至稿费的分配等问题。
2007年，顾廷龙先生和傅璇琮先生主持《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工作，傅先生来信邀请我参与提要的撰写工作。他写道：
关于《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撰写事，前在电话中曾奉告，烦请撰写汉魏六朝之总集部分。今寄上目录二纸，我用红笔划出者，即请阁下撰写的。这方面难度大，找不到人，故特邀请。上海古籍出版社要求于明年（2008）第二季度内写就，每篇500-1000字即可。今又附寄凡例、样稿，供参考。
有事我们可在电话中商议。
谨谢，并候
近祺。
傅璇琮
傅先生的信和曹道衡先生的信，在形式上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讲究礼数。譬如，抬头称对方总是顶格写；信的正文，左侧都是空一格，表示尊重对方。有时，说到自己常称“弟”，且比别的字都要小，表示谦卑。在一些人看来，这些都是陈规旧矩，没有实际意义，所以越来越不讲究。在我看来，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细腻和丰富。很可惜，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成分，已经在悄无声息中一点一滴地流逝了。
2015年夏天，我听说傅先生患病，便在俞国林的陪同下，专程到他家中看望。平时，傅先生很少请人到家里做客。他家离他工作的中华书局仅有一步之遥，因此，他都是在单位接待来客。半年前，一次意外事故，傅先生摔了一跤。回家以后，没有及时处理，晚上发现膝盖有血，把裤子都粘上了，但他还是不肯去医院，就这样糗在家里，肌肉越来越萎缩，病情越来越严重，以至于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幸亏有俞国林兄的事先陈请，我第一次来到傅先生家。想象中，像傅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家中一定是书架壁立，窗明几净，充满书香气息。而眼前的情形，叫人不敢相信。屋里到处堆放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凌乱不堪，几乎无从落脚。傅先生的夫人徐敏霞女士也是中华书局的老编辑，也是一次意外事故，造成颈椎和脊椎伤残，直不起腰。她与人说话，只能侧面扭头，异常艰难。傅先生更是无助，躺在床上，身边缺少人手，那场景叫人酸楚。
我俩快步走到床边，拉着傅先生的手，本想安慰他几句，没想到傅先生根本就不多提自己的病，话题还是有关学术著作的出版事宜。那天，他老人家的情绪不错，告别时，还送给我们新出的著作。
没有想到，2016年1月23日， 傅先生因病去世了。27日，我们到八宝山送别傅璇琮先生。来了很多人，告别大厅外门悬挂着中华书局送的挽幛：
为浙东学术嫡脉，贯通唐宋，迈越乾嘉，吏部文章高北斗；
是中华古籍功臣，领袖群英，提撕后进，神州风雪闇奎光。
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傅先生的病逝表达慰问，各界人士数百人前来送行。应当说，傅璇琮先生也算是极尽哀荣了。
一代学人就这样落幕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