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说水浒人物之十一 破碎的名士梦想 吴用（下三）

读书人的最高人生成自古以来就是“立功、立言、立德”。姜子牙、管仲、诸葛亮就是他们的追求的楷模，他们三人生为帝王师位尊尚父相父，立大功、传名言，有大德于当世及后世，读书人将之奉为人生偶像无可厚非。但有一点他们都忽略了，那就是他们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而非儒家的代表人物，事实上他们极为轻蔑光说不练、坐而论道、繁文缛节、因循守旧的做法，其实哪个大人物不反感这些做法呢？所以呢，成为职业读书人的他们既想依附在帝王身上，又想受到应有的尊重，于是就幻想帝王能几次三番的礼请自己，自己动动嘴就可以得到别人要用生命作赌注才能得到的地位和待遇，这怎么可能呢？价值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但“手脚不勤、五谷不分”脱离了社会实践的职业读书人很难做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就像文风最盛、水平最高的北宋，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却是草根毕昇。毛泽东评价二十四史时的《马周传》曾说：“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毛泽东对苏轼从政的评价竟如此之低。宋代有个叫刘挚的学者，曾官至尚书右仆射，算得上朝廷的重臣，他经常告诫晚辈，“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意思是知识分子应该把器度与见识放在第一位，一旦被称作文人，就没有什么值得显扬于世的了。可见他是把文人秀才和从政之士分得很清楚的。
　　南怀瑾先生曾说：“在艰苦中成长成功之人，往往由于心理的阴影，会导致变态的偏差。这种偏差，便是对社会、对人们始终有一种仇视的敌意，不相信任何一个人，更不同情任何一个人。爱钱如命的悭吝，还是心理变态上的次要现象。相反的，有器度、有见识的人，他虽然从艰苦困难中成长，反而更具有同情心和慷慨好义的胸襟怀抱。因为他懂得人生，知道世情的甘苦。”这也可以说是“士当以器识为先”的当代解读版本。
　　因此职业读书人的定位就很清楚了，高级的成为帝王幕僚、中级的成为官员幕僚、底层的就只能成为师爷了，师爷也当不成就只能教教书了，很多人教书都是在仕途结束之后才开始的。但无论哪个层次，都没有自身的独立性，“用之如虎，不用如鼠”，一旦失宠事业或说仕途也就结束了，为明朝立下大功的李善长、朱升、刘伯温等初期都为朱元璋所倚重，甚至被“待之为师”，但一旦朱元璋感觉他们没有价值了，他们便被贬谪甚至治罪，在忧愁恐惧中度过一生。他们都如此，其他读书人可想而知。因为他们学的东西就是如何为权贵服务的，美其名曰“帝王之学”“帝王之道”，实际百无一用，对社会对人类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用处，所以他们很容易沦为当权者的吹鼓手和帮凶，就如同《水浒》中的黄文炳，离了当权者，他们就茫然不知路在何方。
　　施耐庵用“无用”的谐音来塑造吴用，在他的心目中，可能是想抒发一种“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感慨，并且给吴用安排了一个自杀的结局，吴用的自杀是其缺乏独立性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写照。我们要注意，吴用自杀后，实际无人收尸是被当地人草草安葬，宋江、李逵还能托付一下后事，吴用连自己的后事都独立安排不了。吴用的“名士”之梦不但破碎的干干净净，结局还甚是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