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之探窥 ——兼析范进艺术形象
文/肖旭
《儒林外史》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成为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这种讽刺艺术的形成与作家所处的时代及其生活的遭遇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吴敬梓出生在安徽全椒县的“名门望族”，他的先代以八股文起家，在明清易代之际亦曾“家门鼎盛”。他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朝的统治地位虽已巩固，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依然尖锐、激烈。封建统治集团采取专制与怀柔双管齐下的政策，制造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与提倡“八股取士”的制度兼施并用。吴敬梓二十岁时考得秀才，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举他应“博学鸿词”的考试，但他未赴试。吴敬梓中年以后，由于家道中落，加上“性耽挥霍”，生活日趋贫困。
《儒林外史》写于他寄居秦淮的乾隆时期，大约完成于乾隆十五年(1750)。吴敬梓的著作，除《儒林外史》外，还有《文木山房集》及《金陵景物图诗》。《儒林外史》的创作正是他生活贫困的后期，作品思想内容的鲜明深刻，也与他否定功名富贵是分不开的。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文士们除热心于八股举业之外，其它全不在意，吴敬梓厌恶这种社会风气，他继承了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谴责科举的进步传统，通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把对科举的批判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在作品中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安排在明朝中叶，实际上写的正是他生活的社会现实，即清统治下的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他采取“旨微而语婉”的表现方式，表达了他反对科举轻视功名富贵的基本思想，作品剖析了在科举制度毒害下，各类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对当时的官僚制度，人伦关系乃至整个社会风尚都做了无情的揭露与讽刺。小说最主要的成就是描写了封建社会中各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抨击了科举制度对人们的麻醉与毒害，讽刺了那些利禄熏心热衷功名的学子。
周进是个腐儒的典型，他考到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受尽嘲弄，但是一旦考上了，立即改变了社会地位，享受了各种优待。他的遭遇说明了科举制度引诱读书人落入统治者的圈套，把一生的精力消耗在八股文中，陷入麻木不仁而不自觉。
马二先生是个迂儒的典型。他把举业看成人生唯一的光明大道，对八股迷信到了极点，热心的到处作义务宣传员。
知识分子通过科举的阶梯上去以后，往往就成为昏庸无能和贪赃枉法的官僚。南昌太守王惠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刚一任就打听地方人情，可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略有些通融。吴敬梓对科举的批判，与对封建腐朽官僚的揭露是联系在一起的。
取得了功名的知识分子，即使不做官，寄于乡里也可以变为土豪劣绅，勾结官府横行霸道。作者把希望寄托于落魄不得意的文士，以及自力更生的下层人物身上。
《儒林外史》总的艺术特点是结构独特：全书没有贯穿人物和主要事件，却有整体的布局，作者安排了楔子和尾声，开始介绍王冕，结尾描写四个市井奇人，互相映衬，体现了作者的思想。作者在反对科举制思想的指导下，选取了科举士子的人生零碎，分回写出儒林各类的形象。书中常用一回或几回来写一个人，这样自成一环，环环相扣，情节互相推移，人物各有起落。有的这一回是主要人物，下一回就退居次要地位，这样每回可以独立成篇又统属儒林。因此兼具了短篇与长篇小说的特长。这种结构方式，可以塑造大批的人物。《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几乎遍及社会的各个阶层，作品反映的地域遍及全国各地，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和事件，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一个侧面。这样的结构方法，有利于集中暴露科举制的罪恶。《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所谓讽刺是对假、丑、恶的否定，是一种特殊感情的表现形式，运用讽刺的目的在于揭露，揭露被讽刺者的矛盾所在，以及他的可笑可恶。鲁迅先生指出：《儒林外史》的讽刺特点是“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所谓“戚而能谐”，是指描写内容上的悲剧性，作品在内容上描写了病态社会造就了病态人物、病态心理，这是内容上的悲剧性。在表现形式上却具有喜剧性，描写深入到社会的时代原因，讽刺的矛头不是对着某一个人。所谓“婉而多讽”，是指委婉曲折的讽刺，他不直接的褒贬人物，力求隐去作者的身影，而让形象直接同读者接触，在平凡、平庸、平常生活中表现出令人惊异的讽刺力量。
《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有以下几种：
一、广泛强烈的艺术对比 吴敬梓采用广泛而又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成功地塑造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成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最显著的特色。他在刻画人物时，常常并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而是通过尖锐的对比，在作品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的含意，引导读者一道去爱其所爱，憎其所憎。
王冕、虞育德、杜少卿、庄绍光等是作者理想中“振兴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现，成为衡量全书人物的尺度，力求达到“敷陈大义”和“隐括全文”的目的。王冕属正面的形象，寄托了作者的理想与主张。吴敬梓笔下的王冕失去了历史人物的豪杰锋芒，变得恬谈平和，他以放牛、卖画为生，安于贪贱，他有学问拒绝官府的邀请，逃避皇帝的征聘。王冕的这些特点，大体包括了吴敬梓理想的主要方面。
杜少卿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官宦人家的后代，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原型写成的，他不肯守着田园做举业，最不喜人在他跟前说做官、说人有钱，巡府推荐他进京见皇帝，他推病不去。他携着妻子的手游清凉山，一边走一边大笑，路边的行人吓得都不敢仰视，按照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来看，这个形象已经带有一点离经叛道的气味。这些人物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功名富贵采取否定的态度，并敢于蔑视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势，在他们身上，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吴敬梓的美学理想。
《儒林外史》通过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从各个不同角度揭露了科举制，麻痹了人们的头脑，使人精神堕落，道德败坏，生活腐朽。
匡超人本来是个心地善良纯朴的贫家少年，由于对功名的迷恋，使他失去了纯朴的本性，变成了一个吹牛说谎，忘恩负义，不知羞耻的无赖。伪造文书、代人考试、停妻再娶等卑劣行为。牛浦郎和匡超人有极相似之处，他为了结交官府，贪图名利，就冒名顶替，进行招摇撞骗，无所不为。作者以讽刺的笔调，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类人物正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功名富贵腐蚀人心的恶劣影响。
地主盐商的丑恶面目和市井细民的高尚品德正是在对比之中，显得泾渭分明。严监生和胡三公子都是“有钱癖，思量多多益善”的人物，他们贪得无厌地积敛钱财，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盐商宋为富恬不知耻地自称“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并且飞扬跋扈，只要一个诉呈，打通关节，立即就得到诉讼的胜利。
在对这些寄生虫进行辛辣讽刺之后，吴敬梓还写了一些儒林之外的市井小民，如开小香烛房的刘老爹，演员鲍文卿，靠诗文女工糊口的沈琼枝，会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他们都不是科场中的人物，但他们自食其力，品格高贵。作者肯定了他们自食其力的优点，但是又把一些士大夫的气质加在了他们身上，从而模糊了他们的真实面貌。以这个内容作为全书的总结，是意味深长的。
通过反面人物言行之间的矛盾，揭示其丑恶心灵和卑劣行径，这是又一种对比手法。严贡生经常说谎，并通过种种不光彩的手段达到欺诈和诓骗的目的，而通过他自己的行动和别人的评论，又恰巧拆穿他的骗局。他表白自己“为人率真”，“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可是这种自我吹嘘，很快就被一个蓬头赤足的小使一语道破，原来就在当天早上他还关住别人一口猪。他还强赖船家的力资，霸占弟妇的财产，彻底暴露了其地主阶级的本性。
在描写同一人物时，善于抓住人物的社会地位所发生的变化，以强烈的对照，反映出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前后照应，自我暴露。作者揭示出人物前、后言行的矛盾，把事物发展的过程尽量的缩短，让相反的两种情况直接的相撞，一针见血地刺穿灵魂。如塑造胡屠户这一形象，是将他前后相反的言谈举止加以对比，在对比中就跃出了一个活脱脱的势利小人的形象。胡屠户对范进态度的变化，真可谓“大、快、自然而又准确”。他以范进举业上的成败为标准，像科学仪器一样的准确，测出范进地位的浮沉变易，从而决定自己的变化和变化的幅度。他对范进的称谓，中举前是“现世宝穷鬼”，中举后就变成“贤婿老爷”。对范进参加考试，他以前测之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中举后范进就立即从“癞蛤蟆”变成“文曲星下凡”。他的语言随着范进中举，从训斥、谩骂到讨好、取乐。他的态度从“腆着肚子”的高傲自得，恶则一口啐在脸上，骂个狗血喷头，变为毕恭毕敬，低声下气。他给范进治病以后，赶忙上去赔小心，见女婿衣裳后襟皱了许多，一路上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前倨后恭，一副道地的奴才相。甚至范进的外貌也因为中举，由尖嘴猴腮，不三不四，突变成方脸大耳，如此等等，变不胜变。连原来与范进并无交往的张静斋，也立即乘轿来拜见，既送银子，又送房子。老童生周进在发迹前受尽梅玖的奚落、挖苦，一旦飞黄腾达，梅玖即对周进敬若神明，连他当年在观音庵教私塾时写的联对，梅玖也要和尚“揭下来裱一裱”，加以珍藏。吴敬梓穷形尽相地揭露了这些势利小人的嘴脸。这样，作者让人物的一招一式，一言一行，处于前后的尖锐矛盾之中。作者就用这种近似白描的手法，摒弃了不必要的修饰，让人物处在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让讽刺对象鲜明地表现出来。由于作者看透了人情世故，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讽刺被压缩在极凝练之中，因此，讽刺就具有尖锐性。鲁迅称这种讽刺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现”。作者这种全让事实说话，全让人物自我表现、自我矛盾的讽刺手法，达到了“一挝一掌血，一鞭一条痕”的效果。收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真假对照，揭露矛盾。作者无限夸大假的，给假的蒙上了庄严的外表，在与真的对照中让假的暴露原型，如匡超人吹嘘自己有学问，他说：“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家里有个账，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处读书的人，家里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之神位。”这段话匡超人吹嘘自己的著作多，著作受欢迎，越吹越来劲儿，越吹越悬乎，最后说到自己受尊重时候就露了馅。我们知道，“先儒”是已经去世的儒者，因此牛布衣指出：“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乎?”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这样，作者让人物自己大吹特吹，吹到一定时候，轻轻一点，泡吹破了，露出漏洞，达到讽刺的目的。
二、真切传神的细节描写 吴敬梓通过真切而又传神的细节描写，揭示各种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和独特的行动，反映各类社会矛盾，构成《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另一特色。读过《儒林外史》的人，谁也不会忘记马二先生和王玉辉这两个人物。马二先生心地善良，慷慨疏财、仗义扶危是他性格的主要方面，同时他也有迂腐的缺点，在游西湖的过程，表现得十分清楚。他毫无目的地乱跑，眼前的美景，他不知领略，只知发出莫名其妙的感叹：“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第十四回)作者通过细节描写，对马二先生的书呆子习气，加以善意的嘲讽。王玉辉却是个封建礼教的忠实信徒，他鼓励女儿自杀殉夫，对封建礼教的迷信使他失去理智。就连这个一个顽固不化的人物，在“烈女祠”公祭他女儿的时候，却“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在家看见老妻悲恸，心下不忍，要到外面去游玩，但是“一路上看着山色水光，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到了苏州，“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滚出来”。(第四十八回)这段细节描写，成功地刻画这个封建社会的道学先生，表现吃人的封建礼教，使人们读后更加憎恨封建社会制度。
范进中举的细节描写，更是脍炙人口。当他突然听到中举的消息，这虽是他朝夕盼望的事，但过去一次又一次的科场失利已使他失去信心，还以为别人故意哄他。只是在亲眼看到报帖的时候，他才相信，但脆弱的神经承受不了，终于欢喜得发疯了，接连地说道：“噫！好了！我中了！”直到胡屠户的“一个嘴巴打将去”，他才清醒。与这段细节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周进在贡院撞号板大哭的场面。周进的悲伤凄惨的嚎啕痛哭一如范进的疯狂失态的反常大笑，十分传神地表现出他们受科举制度毒害之深。
《儒林外史》还有不少生动的细节描写，如严监生因为心痛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费油，以至临死还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又如范进去寻汤知县打秋风，他因为守孝，连象牙筷也不肯用，但吃饭时，却在燕窝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鲁迅先生说：“这分明是事实，而且是很广泛的事实，但我们皆谓之讽刺。”(《论讽刺》)
三、利用艺术夸张，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我们知道，夸张是为了增强效果采取的放大手法，其本质是形象的强化。范进中举发疯，胡屠户打了范进一巴掌，再也回不过手指来，都是寓讽刺于夸张之中，这些高度的夸张突出了本质。范进对名利的潜心追求把命运押在科举业上，若痴若狂的精神状态；胡屠户的势利、迷信、愚蠢都是人物性格的本质。作者把这些真实本质的东西通过变形、夸张，成倍的夸大，使其原形毕露。这样就达到意趣横生，讽刺之光四射，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起着深刻批判作用。
四、清新生动的文学语言 吴敬梓用清新而又生动的文学语言，幽默而又带着冷嘲热讽的笔调，表达他的思想感情和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使《儒林外史》在语言运用方面也取得突出的成就。全书的语言是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同时也非常准确、凝练、并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进行艺木创造。
在提到《儒林外史》的讽刺语言特点时，首先必须注意到书中大量的极其生动的对话。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的三段对话，语调不同，内容全异，却又出自同一个人的口，符合他的身份和语气，别人是讲不出的。又如从高老先生、鲁编修直至马二先生，他们在讲话中又总是夹杂许多文言古语；陈和甫的语言三句不离“看相算命”、“扶乩笔篆”的职业用语，都惟妙惟肖地表现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
其次，吴敬梓还成功地运用民间谚语和歇后语。有的用于嘲讽官府：如“灭门的知县”（第一回)，“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第八回)，“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口”(第十三回)，“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第十八回)等。有的通过日常生活的体验说出寓意深刻的道理：“老虎头上扑苍蝇”(第六回)，“一斗米养个恩人，一石米养个仇人”(第二十二回)，“哑叭梦见妈，说不出的苦”(第五十四回)等。有时在对话中连续用了一连串的谚语和歇后语，如第十四回差人向马二先生勒索时，一连用了“满天讨价，就地还钱”，“戴着斗笠亲嘴，差着一帽子”，“老鼠尾巴上害疖子，出脓也不多”，“打开板壁说亮话”，“秀才人情纸半张”等，这些民间语言的巧妙运用，揭示了差人见钱眼开的贪婪特性，既显得丰富生动，又体现幽默讽刺的特点。
在儒林外史的众多形象中，范进是一个成功的典型，现较详细地分析这一形象。
从总的来看，范进是封建社会的下层知识分子，他是被科举制度腐蚀了灵魂的腐儒。
作品从三个方面写出了范进性格的特色：
1、他是个科举迷，把科举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范进在考场上已经拼搏了二十多次，他屡试不第，穷困潦倒，但他中科举之毒甚深，穷到没有饭吃也不肯中途抑制。他去考试回来的时候，他母亲已饿了几天，头昏了，让他把家中唯一的生蛋的母鸡抱去卖了，换一点米来吃。家里穷到这样的地步，他还是不肯中途抑制，他把科举作为人生第一要义，至死不变，这是他性格中的第一显著特点。
2、范进性格中有浓厚的自卑感和屈辱忍受的奴性。范进在科举的道路上，长期对命运的恐惧、期待、担忧，伴随失败而来的困窘、受辱，在他身上就形成了浓厚的自卑感和屈辱忍受的奴性。这种性格特征，突出表现在和别人的关系中，范进和别人的关系可用“防”与“怕”二字来概括，他防别人嘲弄，怕别人侮辱。范进中举了，邻居都去集上找他报喜，书中写：“范进道是哄他，只装听不见，低着头，往前走”。作者通过范进的身姿、神情，写出了他因长期落第而产生的羞愧之情。低头是他低下社会地位惯有的动作，以一走避之，对待别人的取笑，是他受惯了奚落不敢抗争惯有的做法。作者突出了范进战战惊惊时刻防人耍弄的敏感心理，把个在科举阶梯上爬不上去的腐儒的自卑灵魂完全描写出来了，描写的深刻而又准确。在小说里作者还特别详尽描写了范进对他丈人胡屠户的惧怕，在范进对他丈人胡屠户的惧怕里，同样的打上人物性格的鲜明印记。范进最怕的是胡屠户，无论是丈人的无故辱骂，还是恶毒诅咒，抑或是蛮横的训斥，他总是诺诺连声，恭恭敬敬地说：“岳父你见教的是”。他向胡屠户借盘缠参加考试，胡屠户连唾带骂，还侮辱了范进的母亲。这种一般人难以忍受的辱骂，范进却全盘忍受下来。因为范进有他的生活逻辑，按范进的生活逻辑看，一个读书人没有功名理应受辱，为了功名也就可以受辱。这种病态的惧怕，表现出他灵魂已被科举麻醉到缺乏起码的自尊，怯懦到毫无骨气，畏缩得奴性十足，作者在这点上对范进林灵魂的鞭挞是非常深刻的。
3、范进是个利禄熏心的学子。他尝尽了涉世心酸，不回头的唯一原因，是为了猎取功名，爬上统治阶级的地位，这是范进思想中非常固执的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表面看来是非常老实、可怜的，在灵魂中却是充满了对利禄的孜孜追求，他所以忍受了这一切，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猎取功名，爬上统治阶级的地位。当范进接到报喜的捷报，证实了他的梦想已成为现实，这突如其来的欢喜，似一股强大的冲击力，使他那长期受折磨而又脆弱的心灵都承受不住了，于是他疯了，嘴里反复说：“噫！好了！我中了！”这简短的三个感叹词，包括了很深的内容，这一连三句短促的感叹，交织着极度的痛苦和欢乐，“好了!”是庆幸人生的转机，屈辱穷困的生活从此可以结束了。“我中了!”是欢呼梦寐以求的名利到手了。我们知道，穷秀才，富举人，中举就意为着爬上了统治阶级的行列，可以升官发财，可以作威作福。范进在极度兴奋的一瞬间呐喊出来的心声，就道出了他几十年辛苦的挣扎的奥秘，暴露出他性格中追名逐利的特点。
范进是个利禄熏心的学子，在他身上懦怯、畏缩同顽固追求互不相悖，奴性和韧性是同样分明，这些貌似矛盾的特征，统一在他对名利的孜孜追求上，因此他青丝变白发，寒窗苦读，住草屋，挨骂，都在所不惜，因为这一切都可以通过考场的衣钵来个彻底改变。书中发疯这一情节，像放大镜一样，清清楚楚地照出了范进醉心功名利禄的丑恶灵魂。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范进是被科举制度歪扭了的畸形儿。
那么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什么地方?
它概括了科举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道路，具体揭露了八股科举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毒害。封建统治者用名利的诱饵将知识分子禁锢在八股的牢笼中，使他们穷则百无一能，愚顽酸腐，做统治者的奴才；达则贪赃枉法，欺压人民，做统治者的帮凶。范进中举了跻身于统治者之列，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但他那逐渐被科举制度吞噬的灵魂，却代表了封建后期，在科举毒害下知识分子的普遍性遭遇，因此，范进这一形象具有典型性普遍性。
总之，从以上简略论述，可以窥见《儒林外史》杰出的讽刺艺术之一斑。全书在讽刺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绝不局限于这些，还需要作深入的研究。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之所以获得如此成功，首先在于作者对于多种创作手段、艺术手法、表现方法的综合运用；同时，在于作者对于人性的入微探索和深刻揭示。
人性是非常复杂的，有多个层级和方面，文学作品对于人性的表现更加复杂繁难、变化多端。《儒林外史》对于人性的表现细致入微、深刻全面。在此，不可能一一分析，全部剖明，只能尝试做一些肤浅的剖析。
1.人性的生成。人性的本质是善是恶，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们就开始激烈地争辩着。儒家持“性善说”，法家持“性恶说”。争辩一直持续着。中国是这样，西方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性的本质就无所谓善恶，人天生的不过是动物性。人性是人的本质的体现，是在社会关系中逐步产生、形成、发展、变化的。人性不过是社会性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儒林外史》形象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匡超人天生的人性是什么？作家、读者都不知道；作家那样写，读者也就知道的是：他出生于善良淳朴的农家，在家庭和农村环境的影响下，长成为一个善良淳朴的农村青年。这是他人性的第一阶段。在得到马二先生的帮助和“训导”之后，逐渐热中举业。这是他人性的第二个阶段。小说家较详细地写了他人性的第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最终匡超人变成一个灵魂丑恶、虚伪卑鄙的文痞——这是已经腐朽了的科举制度的魔力所致，与他天生的人性的善与恶无关。小说中其他各色人物的复杂多变的人性，无一不是在当时复杂多变的历史现实、即当时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
２.人性的善变。俗话说：“江山易改，本（秉）性难移”。里语谓：“狗走千里，改不了吃屎”。这都是说，人性具有一种超稳定性；人性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认识一个人，不能只看他的表面，而要看他的本性、看他的本质。这是一种常识性的处世哲学，在某种比较稳定的环境中，似乎很有道理。而《儒林外史》却给了我们另外一种认识人性的角度：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人性也是复杂善变的。文学作品对其进行艺术再现，给我们提供了人生的借鉴，启迪我们人生的智慧。匡超人是一个善变的典型。秀才梅玖是另一个善变的人物，也是另一类典型。匡超人随着所处环境的不断变化，自身性格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梅玖对他人态度的改变，是因为对方身份的变化。老童生周进初到薛家集任塾师，陪客梅三公子不出迎，席间对周进百般嘲讽；后来，周进中了进士，当了官，他则朝周的长生禄牌叩头。如此善变，不觉生涩做作，不觉羞愧无颜，自然无违，其脸厚心丧之无极，令人咋舌。正是这种善变的人性，给小说家娴熟运用对比手法演绎高超讽刺艺术提供了极好的材料。
３.人性的脆弱。人性的脆弱可以说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人在自然宇宙面前卑微渺小，导致人性的脆弱；人在复杂多变，缺乏稳定性的社会环境中，也不可能普遍形成稳定坚强的人性。范进多年参加科举考试，始终不得意，是个老秀才。人过中年，好不容易考取了举人，却好事变成了坏事，喜事变成了悲事。范进喜极而疯，斯文扫地，完全没有了一个“老爷”应该表现出来的风度和姿态。报录人治疯之妙招自是十分有趣，而胡屠夫竟然真的就用此招治好了举人女婿的痰疯，更是令人拍案叫绝。范进多年坚持科举考试，表面看来，意志坚强，实际是当官发财的梦想和不堪忍受胡屠夫辱骂的愤懑在勉强支撑着他。而他的意志竟是如此薄弱，如此不堪一击：中举的喜讯竟有如此之激荡的重量，让这个久受轻视和侮辱的中年人承受不了，其人性的脆弱可以想见。
４.人性的卑微。在腐朽的科举制度面前，读书人是卑微的；在官吏和权势面前，老百姓是卑微的；在黑暗腐朽的专制社会里，所有被统治者都是卑微的——人性的卑微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包括统治者在内，他们的人性也是卑微的。前面提到的匡超人、梅玖、范进等的种种丑态恶行，都表现了他们人性的卑微。周进童生时，其人性的卑微也表现得尤其突出。面对梅三公子的嘲笑，他卑躬屈膝、忍气吞声；在接待避雨的王举人时曲意逢迎、低声下气；参观贡院时，他“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人们可怜他，要凑银子为他捐个监生时，他爬在地上磕头——科举制度已经完全摧毁了人的尊严。胡屠夫平常对无用的女婿任意辱骂、百般凌辱；而当范进中举后，再也不敢“行凶”医治他的疯病。不得已，“只得连斟了两碗酒喝了，壮一壮胆”；抽完举人老爷，屠夫的手疼起来，巴掌也弯不过来。权势使人凶焰尽敛、胆战心寒、渺小卑微。严监生的言行举止，则表现了他与金钱财产的关系中人性的卑微。
５.人性的扭曲。人性脆弱、卑微者，其人性必扭曲，从上举各例可以看到这一点。小说中，人性最为扭曲乖张的，王玉辉算得上一个。秀才３０年，科场不得意，却致力于宣扬封建礼教和礼仪，而且身体力行。女儿提出要以死殉夫，他非但不劝阻，反大加鼓励；女儿从夫自尽，他不悲反笑：“死的好！死的好！”腐朽的封建思想完全愚弄得人泯灭了人性，连动物的“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本能都没有了，真是可怜、可悲、可恨。这是弱者的情形。而所谓“强者”，他们的人性在那个大染缸里也弄得面目全非、毒汁四溅。在南京扬州、两地，吴敬梓见多了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这些成为他创作《儒林外史》的丰富素材，在小说中都有形象生动、丰富多采、深刻全面的表现，此不一一举例。
可以说，小说家以他畅快淋漓的笔法，揭露了封建时代人性的丑陋，《儒林外史》在一定的意义上称得上我国古代小说版的《丑陋的中国人》，而其艺术价值则远胜今人，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同时，小说深刻地剖析了人性的弱点，而其讽刺艺术又是如此的高超圆熟，达到了世界名著的高度。人性的弱点是“世界大同”的，人性的需要完善和提升也是“世界大同”的。那么，儒林外史就不仅只是中国人的一面镜子，也是世界各国人士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