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 由祖父李健侯的一份报告说起 润物细无声 董必武是这样做统战工作的

由祖父李健侯的一份报告说起

拙作“四衙巷记事”经“人文武汉”公众号发布后，引起一些关注。不久，有刘汉桥君将一份与我祖父有关的文件拍照后发田联申老师转给我。这个文件我以前没见过也不知道，转给家姊家兄看后他们也没见过也不知道。所以我们都很感谢刘汉桥君。现在我们都收藏了这个照片。

这个文件只一页，除了我祖父亲笔书写的报告正文外，在右上角还有人批了个“阅”字，并附其名及日期。

我与刘汉桥君联系上后，他告诉我，此件是他好多年前在阅马场一家旧书店购买的，报告作于1950年，或者1951年，批“阅”字者是李西屏。

我先将“报告”照录于下:

报告 第五号

本人在黄安乡间有土地三石九斗。又小子国祥出继亡弟（解放后）亦有土地一石八斗。都由我负责办理手续。计退押、退田价、退中代费、退酒席费、及补退零星租款（原已减，尚有零星未减，故补减）共硬币六十九元及币一百八十一万元。均于一九五0年腊月十六日以前分期交清，取有收据。契约亦已交村长保管，听候处理。但我乡迄今尚未土改，是否尚有其他剥削账要算，我不知道。已函乡间询问去了。

李健侯敬具 五.九

李健侯(1894～1962)

字健侯，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14年8月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和陆军大学第六期学员。毕业后历任团长、参谋长、局长等职。1938年6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46年年7月退役。解放后任湖北省政府参事、省人民代表、省民革委员

报告后落的时间只有日期，没写年份。批“阅”字者落时间亦然。刘汉桥君说此报告写于1950年，或者1951年。但我判断这个报告是写于1950年5月9日。根据是报告正文有“均于一九五0年腊月十六日以前分期交清”和“但我乡迄今尚未土改”两句话。查1950年腊月16日，可能是公历1951年1月23日。也可能是头年的腊月16日，即公历1950年2月2日。

我在网上查到当年在红安搞土改的张厚安教授的文章。文中说，1950年，当时的中南局决定在红安试点搞土改，为期一年。如果此报告写于1951年5月7日，红安的土改应该轰轰烈烈铺开了，不可能“我乡迄今尚未土改”。所以报告中说的1950年腊月16日，只能是公历1950年2月2日。报告后落的时间也只能是1950年5月7日。这个时间，与“我乡迄今尚未土改”吻合。

刘汉桥君说，报告上批“阅”字者是李西屏，我查阅资料后认为可信。除了汉桥君说的理由外，我查阅资料得知，李西屏时任民革中央委员，省民革副主委，省政协副主席，我祖父的报告由他阅处，是合理的可能的。

要而言之，这个报告是我祖父解放后不久向有关方面报告自己的土地占有数量及退租交土地契约的情况。态度配合，积极主动，显得很开明。那么，为什么我祖父会这样“识时务”呢？这就要说到我祖父与董必武的交往和董老给我祖父的一封信了。

董必武（1886—1975年）

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

董老与我曾祖兰亭先生都是乡间知识分子（都是秀才），彼此熟识。1906年，我曾祖托董老带我祖父到武昌求学，开启了我祖父全新的人生之路。

1946年8月我祖父退役回到武汉。其时，董老也在武汉，因乡谊互相宴请数次。8月24号傍晚，国民党特务将我祖父秘密逮捕。祖父失踪后，我伯母情知不妙，她很机敏善交际，就去找祖父的朋友寻求帮助。祖父有一个朋友是时握重权的王天鸣。经王过问，祖父得释。关于逮捕后的过程，我祖父释放后曾作文详细记录，曲折生动，很有可读性。但说起来会偏离主题，此处不赘。此事后来传到董老那里了。

共产党获得政权后，董老给我祖父写了一封长信，信全文如下:

健侯我兄惠鉴:

守中兄转来手教，敬悉一是。

三年前汉口晤谈后，曾闻特务滋扰，颇为兄累。此事骤闻之似出意外，然不如是殊不足以见反动统治之罪恶至于何度也。曩有人于国共斗争持两端者，以为国固不好，共亦非良。旧政协开后，此公兴奋至极，参与重庆教场口庆祝政协成功大会，被特务殴伤。始告我曰，君等咒骂国特，我总以为言过其实。今自身经历一次，知君等所言者尚未尽其全貌也。此事虽不类，但说明亲身经历与得之传闻者不同，则颇有意味也。兄所经历之不幸，祸由我起，此则私心总觉不安耳。

兄好学深思，近年多病，少撄尘网，超然物外，当更能了然于世变推移之故也。政协纲领为全国民主人士代表共同反复研讨久而后定者。所标举事项，皆切实可行。凡堂皇美丽之词句，高深宏远之计划，皆屏而未用。循此途以进，中国可渐达于民主、自由、独立、富强康乐之境。

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国将有两大变革。其一为土地改革 此在三几年内全国均将实施。又其一为社会主义。一般估计廿至卅年间可期其实现。明达之士，澄心观变，精神上早作准备，则变革之来，不致感到突然而震动失次也。

马列主义主张之真理，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以上人口于实践中证明之。马列主义之光辉，为人类解放之灯塔。兄台读书甚富，近来读马列主义之书籍必多。倘能取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所实践者对勘之，当已有新收获也。

专此 并候 冬安

弟董必武 十一月廿四日

令叔祖愈友先生尚家居耶?甚念。

董老这封信，同样只落日期，没写年份。但可以判断，写信年份是1949年。因信中有“三年前汉口晤谈后”语，足以说明写信年份是1949年。

董老的这封信，内容很丰富，是研究者的好资料，至少是董必武研究者的好资料，是很有价值的。作为李健侯的后人，我看到的是，第一，这封信不是简单的应付之作，从篇幅，从内容，都说明董老在写这封信时是很用心的，体现了祖父与董老关系还是较深的；第二，董老很有人情味，我祖父在共产党没取得政权前对董老讲感情，董老就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也对你讲感情，尽可能施以援手。

在这封信里，董老明显是在告诫我祖父，精神上对土改早作准备。这个告诫对我祖父是有针对性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可以说，董老的这封信，对我祖父认清大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祖父后来对土改不抵触，积极主动配合，究其由来，就是董老的这封信。顺理成章地说，我祖父解放后过得还不错，说起来也与这封信有关。

似乎可以这样总结本文内容:我祖父李健侯与董老是同乡，有交谊。后来虽国共分途，私人感情仍在。在共产党建政前李健侯对著名共产党人董必武不敌视，讲感情，并因此罹祸。董老就在获得政权后，于1949年刚建国不久的11月24日写信告诫我祖父认清形势，顺应形势。我祖父李健侯接到董老的信后，心领神会，不久就采取行动，积极退租，主动配合土改，在红安土改尚未铺开之时于1950年2月2日前退租完毕，并将地契交出，从而争取到一个较好的结果。

这个表述与一般教科书表述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表述是基于生活经验，强调了人的感情好恶在历史中的作用，而教科书讲历史，不大讲人的感情好恶的作用。当然，我的理解也许是很肤浅的。。

本文由汉桥君转来的文件引发，在此再次感谢汉桥君。也感谢居中把我们串起来的田联申老师。

打捞城市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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