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新天地，曾是中山大道的马路头，底下三元里

讲你不知道的汉口掌故，是人文武汉公众号的一大特色，今天听万桂春老师娓娓道来，“底下”中山大道三元里卢沟桥路的故事。

1939年的日制地图，日租界与相邻的华界

我的三元里，我的马路头

说起中山大道，人人都会提到硚口。然而，马路头呢？在汉口建市90多年的今天，是否还有人依然记得马路头？又有多少人了解，马路头曾经是老汉口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地域？

三元里一度因其繁华而小有名气

如果说，硚口是中山大道的起点；

那么，马路头便是中山大道的尽头，终点。

硚口在城西南，马路头在城东北。

马路头北边是华界。南面则是曾经的日租界。卢沟桥路作为当时人们出城的一条重要通道，在三元里附近纵贯华日两界。抗战之前的卢沟桥路高端大气，租界处姑且不谈，仅华界部分，两旁便布满了老里分。著名些的，西有三元里，东有三合里。

在当地居民眼里，三元里是马路头的组成部分。方位上，三元里在“高头”，马路头在“底下”。

三元里建成于20世纪初年。位处中山大道、京汉老铁路、卢沟桥路围合之间。当时华界里分的建设借鉴了日租界的规划模式，一片片房屋方方正正，内部道路通达，横横直直，错落有致，十分方便车辆与行人进出。三元里是一个总名称。作为当时华界一个比较大的里分，又分为三元北里、三元南里。北里靠近卢沟桥路和铁路孔；南里邻近大兴街和新兴街。新兴街今犹在，大兴街则早已不存。原因：毁于战火。

市政三公司曾在这里办公，更早些时这里是派出所。

卢沟桥路至新兴街，今日是一片连着的整体。武汉二中、七一中学、市政三公司依次嵌在其中。但各家都是自成一体，各有势力范围，因而其中绝无公共人行通道。恐怕很少有人想得到，在当年，此片区内的环境与今日完全迥异。当时的情景是：内部小路纵横，并且与外部自然贯通。新兴街与沈阳路、山海关路隔街相望，当年如此，今天依然；但是当年，大连路是穿越中山大马路深入到了三元南里；大兴街则越过了中山大马路与张自忠路直接连通。

1951年的地图

而三元里内部与京汉铁路之间，还有一条平行的街道——三元后街。此街的出口，北通卢沟桥路，南达新兴街。

铁路里，铁路外，亦建有专门人行通道。我们不扯远，就在此地，新兴街，三元后街，顶多三百米距离，便各有通路一条。那是十分规范的水泥台阶路啊。一级一级，登上铁路轨道；一级一级，下往铁路路基。几宽呢？与新兴街等宽。这么说吧——假使有十人同时翻铁路，也绝对不会造成拥挤。老人孩子过铁路亦甚感方便。真正可以称作便民设施啊。那么，究竟是何人搞的这个设施呢？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最初的京汉铁路建造者？但不管是谁，我都觉得必须为这个举措点赞！

让人痛心的是：如此便民设施，即便在抗战时期的多次轰炸中，它们也侥幸留存；却在大跃进年代被拆毁殆尽。

在汉口无数老里分中，三元里一度因其繁华而小有名气。它毁于1938年。那一年，武汉沦陷。三元里遭受灭顶之灾，片瓦不留。但作为地名，它被一直保留至今。三元里被炸毁后11年，笔者方出生。按说本人也没有见过其尊容。之所以了解，乃是家父家母在世时常常叙说。家父祖籍黄陂北乡，即今木兰天池一带。据说我家祖父去世早，为了生存，父亲13岁下汉口，经人介绍到日租界的一家电器铺子做学徒。此后数十年间，一直在此地域生活与谋生。父亲与我们祖母，最初在永清街居住。租房-搭茅草棚子-盖小瓦房。没料瓦房日后也不保，毁于战火。抗战胜利后，家父在三元里街上买下一个小门面开了一爿属于自己的电器铺子。

我曾经与人聊起三元里的被毁。对方不认可1938年飞机炸毁之说。我一方面坚信家父的记忆没错，另一方面，我还找到了确凿的证人。她们是我家后来铁路外居所袁家墩的街坊，其中之一叫王小妹。

袁家墩与新兴街隔铁路相望。王小妹家原来在袁家墩墩子上面建有很气派的房子。飞机丢炸弹时，她家的房子被大火焚毁。那时，她家父母刚刚成亲不久。年轻的母亲肚子里怀着孩子。家却一下子没了。其时，地方政府也管事。将难民们安置到附近的和记蛋厂临时居住。战火依然不断。丈夫忧心，只好带着孕妻往平安的地方跑。在湖南常德。母亲诞下第一个孩子，这孩子便是王小妹的大哥。大哥出生于1939年春天。此为确凿的时间。没错。正是在上一年的夏秋时节，袁家墩被部分炸毁。三元里则全毁。

还有一个人可以支持此说。她叫仙仙。也是袁家墩的老街坊。她家的房子建在墩子下面。当时她八九岁了，清楚地记得自家的房屋屋宇高大。父亲跑船。有能力供孩子们念书。无奈仙仙天生不喜读书。飞机丢炸弹那天，她家房子被炸掉一多半。与王小妹家的房子是同一天出的事。

行路方便上的历史倒退

中山大道全线贯通后，三元里的居民们把属于他们范畴的地带叫做“中山大马路”。

且说，战火让中山大马路北边的里分房屋全毁，南边的日租界也未能幸免，只不过，南边的房子或多或少留下来一些。此为后话。

北边基本沦为废墟。过了一两年，即1940年前后，日本人买下这一片地盘。它囊括了今天卢沟桥路至新兴街一片。由下而上，依次建起日军第六军司令部，日本明治高等小学堂，以及一个我尚未查出名字的军事机构。如此一来，里分的内部道路全部消失了。人们要想从中山大道去铁路外，只能走卢沟桥路，或者新兴街，没有第三条垂直的道路供你选择。就行路方便而言，无疑是一种历史倒退。

抗战后期，美国盟军为敦促日寇早日投降，于1944年冬月初四日出动大批飞机轰炸日租界。这一片新建的上述机构也一度受到不同程度的毁损。抗战胜利后，上述建筑被国民政府接受。这个日军第六军司令部，最初驻入一所青年干部培训学校。以后又成为私立首义中学。解放后，一度作为市团校，教师进修学院。现在则成为二中的一部分。

日本明治高等小学堂，作为一所小学，其规模大得惊人。国民政府将其修整后，把它一分为二，分别设立了汉口市立二男中和市立39小学。里面的游泳池被发给二中。39小学依然很大。大到何种程度？在50年代，它被解体成为三元里小学和沈阳路小学。而后者里面竟然还藏着一所高规格的幼儿园。最初是中南局的干部子弟幼儿园，以后改为市属重点幼儿园。她便是后来大名鼎鼎、十分难进的沈阳路幼儿园。分分合合，乃是中国很多事物的宿命。三元里小学和沈阳路小学，也难逃此规律，两家最终也合为一体，成为七一中学。

靠近新兴街一侧，我尚未查出名字的军事机构，解放后被政府接管。在其街面上，新政府将原来的三层楼房子改造一番，其门脸上镶嵌了一枚五角星。这就使得有些研究者误以为此房屋系解放后修造。这里后来成为市政三公司办公楼。它后面有硕大的院子。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有同学家住院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其曾经的用途应该是一个大操场。但是70年代以后，院子就被逐渐盖满了单位职工宿舍。今天，它已经是危房。其破败的大门上贴着一张告示，清楚明白地告诉人们：此房屋建成于1940年。正是日寇占领时期。

中山大道1411号，此楼建于1940年，详细情况待考。

曾经毁于战火，却又浴火重生

且说当年日本人买下地皮做了军营与学校。逐渐有外来的苦力劳动者看中了其后院墙到铁路间的空隙，纷纷在此搭屋谋生。日久天长，竟形成一片狭长的贫民居住区。居民们也把这里叫做三元里。随着历史变迁，到今天，这一片居民区仅剩下七一中学后面的十来户人家，连同市政三公司宿舍一起，挂的牌子依然是“三元里社区。”

然而这只是一个借用的称号。作为地名，正儿八经的三元里，泛指其建成之初面临中山大马路，从郝梦龄路大连路到卢沟桥路的南北二面地带。

抗战胜利以后，城市大兴土木。三元里中山大马路南北，均盖起新房屋。北边是清一色的二层楼房子。由同一家营造厂统建。其老板姓孙。此人三反五反后进了监牢。南边的房子不若北边整齐，有的是平房，有的是二层楼。但是，无论南北，每家每户，皆经商。

日租界也是红头洋人当巡捕？

此地的繁华程度，见证者说，丝毫不逊于华景街，甚至车站路。

酱油铺，酒铺，照相馆，紫金阁文具铺，南货铺，洋铁铺，糖铺，杂货铺，药铺，电器铺，裁缝铺，钟表铺，章子铺，包子铺，饭铺，面铺……各种各样的铺子，只要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这里是一样不少。

家父的铺子最初开在马路以北，生意兴隆后，又搬至马路以南。从外表看，只是一间平房。其实不然。屋子内空很高，里面盖的暗楼，足够一群孩子们生活自如。屋顶还做了不小的木质晒台，晒衣服，乘凉，皆宜。进得大门，依次是铺子，主人卧室，厨房。后门外是多家公用的院子。从这里可以通到大连路。

街坊的小伙伴们喜欢在夜间相约捉迷藏。东家前门窜进，西家后门遁出。夜深时，各家各户的家长们便扯起喉咙叫唤孩子回家。一时间，小猫小狗的名字响彻街头。

入夜时，街上同时也响起流动摊贩的各种吆喝声。桂-花-赤-豆-汤——这个人的吆喝，有板有眼，拖腔拖调，如同唱歌一般动人。此外，还有油炸臭干子藕元子，桂花莲子米，水饺，馄饨……各家的母亲们偶尔会买一二个品种的食品，分给孩子们宵夜。

最难忘夏夜。家家户户在屋外的人行道上搁了竹床，大家通常会睡通宵，不用担心夏夜的露水滴在身体上。因为白天有西晒，每家便备置有挡太阳的布蓬，夜里正好拿它挡住露水。记得好多个日子，天刚蒙蒙亮，我会被一种奇妙的声音叫醒。于是翻身坐起。便看见几辆马车由远及近而来。马蹄声得得得得，一声连着一声，敲打在柏油马路上，不是音乐，却比音乐更美。母亲说，这些马车，来自城市远郊。有的从铁路孔进来，有的由马路头方向来。驾车人把自家种植的蔬菜瓜果带到城里售卖，同时在大街小巷收集到一车车粪便，运回乡下。

马路以北。同样店铺密集。不过它多出两家书店。一家里面的台子上摆满琳琅满目的书籍，允许你随意翻阅。另一个卖书报杂志，紧紧挨着二中的围墙。确切地说，它其实是附近长春街邮局开设的一间室外书报亭。透过玻璃橱窗，看得见各种各样的书报，当然是无法翻阅的。必须掏钱购买。我那时年纪小，买过一些《小朋友》和《儿童时代》。

1931年大水时的中山大道和记蛋厂一带。

马路以北的人行道比起南边，是几倍的开阔。孩子们最喜欢在开阔的地盘上做游戏。那日子时兴跳集体舞。晴朗的夜晚，常常有大孩子带领一众小孩子，在路上奔跑着，跳跃各种舞曲。有时候，玩游戏。玩“天上呜呜绳，地下甩麻绳”，或者“我们邀请一个人”。每年的正月十五前后，孩子们会举行花灯游行。人人手提一盏兔子灯，鱼灯，挨家挨户嬉戏。到了一家名为“德记”的杂货铺门口，大家一齐唱道——“今天十五欸，明天十六呃，恭喜您老板，发个蜡烛哦——”老板便喜笑颜开走出来，每个孩子发一根小蜡烛。

由于场子开阔，经常也会来一些北方口音的马戏班子。耍猴的，卖膏药的，唱歌唱戏的，丰富多彩。《小放牛》便是那时听熟的调子。还有转糖的，吹糖人的，卖“滴咚”的，现场吹制玻璃小茶壶的……真是儿童们的乐园呀。

教院侧边，卢沟桥路，是另一番天地。透过教院长长的围墙，你看得见从前日本人修筑的楼房。黑色的楼梯一层层露在室外。此房屋上世纪90年代还被作为教室使用。围墙外边，是一长溜的阅报栏以及广告栏。文革时期，自然也是大字报阵地。

此处乃通往铁路孔要道。也是小贩集中地。剁菱角的，缝补衣裳的，扯脸的，擦皮鞋的……一年四季，天天热闹非凡。擦皮鞋的都是小男孩。不像数十年后尽是中年女人干此营生。男孩们背着小木箱，擦-皮-鞋-唻-擦-皮-鞋-唻-，吆喝声如同唱歌。哪像后来那些中年女人，插海吔-插海吔-，要几难听有几难听。

三元里周边，道路四通八达。大连路，郝梦龄路，长春街，胜利街……每一条路，我们都曾经跑遍。大连路，郝梦龄路，有最具汉味特色的过早。大连路的面窝，剁馍，油饼，热干面；郝梦龄路的发面粑粑……今天你找遍三镇，也寻觅不到。

马路头乃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名

中山大马路从卢沟桥路到分金街黄浦路的一大片地段，被当地居民称作马路头。就像球场街、鸭蛋壳一样，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名。

笔者幼年时上分金街幼儿园。天天在卢沟桥路、刘家祺路、麻阳街、分金炉、郭家店之间穿梭往返。郭家店在马路头北边，民房很多；而马路头南边，人们叫做麻阳街、分金炉的地方，就显得非常空旷。一条大路居于中间。大路平平展展，一直伸向江边。路边房屋极少。中山大马路与此路在此呈丁字状。

与三元里相比，马路头的繁荣稍逊一筹。但是依然店铺密布。可能土地宽松一些，出现很多竹子作坊，车木行，米行，甚至还有棺材铺！

为了躲避吓死人的棺材铺，我就过马路去。于是就发现了新颖的铺子。其中一家做鸡蛋卷的。现烤现卖。甜甜香香的气味漂浮在空气里，老远都闻得到。再往前走，有一家很大的酱品厂。它里面做的各式各样的酱菜就拿到三元里南面街上靠卢沟桥路路边的第一家铺子里售卖。近年听一个曾经住在酱品厂隔壁的同学说，这家铺子其实是他们自己的门面。记得母亲隔三差五去这家铺子买东西。酱油是用“笱子”从大木桶里“兜”出来，透过漏斗放到顾客自带的瓶子里。小孩子们爱吃酸酸甜甜的藠头，母亲付过钱，店家的伙计便拿一片还沾着露珠的荷叶包了藠头递到孩子们手里。

和记蛋厂——中南商都，最后的影像，已拆除。  王炎生摄

酱品厂隔壁是一家扣子厂，规模也不小，门口的地上总是丢了一些废品扣子。蛤俐壳的。孩子们便捡一些，用索子穿起来做成一串串的“鼈”，玩“跳房子”游戏时当做道具。郭家店路口挤满小摊贩。糯米饧糖，香烟壳子筒包的米泡，花花绿绿外壳的炒白果……有一回，看到一户人家似乎在演戏。但见一名老妇，闭眼赤足，在堂屋里跳来跳去，口里咿咿呀呀地乱唱。难听得要命。回家讲给母亲。母亲皱起眉头，叮嘱我今后不要再看这种演唱。好久以后方弄明白：那可不是唱戏。那是巫婆在跳大神！

近年查资料得知，从前这一片区域均为荒郊。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此地设为日租界。有日本商人在此圈地筑炉炼铁。后因燃料和技术不足而关闭。此后，有外来居民在此搭棚盖房，逐渐形成居民区。由于冶铁炉还残留在此，人们遂以“分金炉”作为地名，长期沿用，至今。

还有历史资料显示：1930年，中国航空公司在武汉设立航空事务所，并在分金炉江边设立水上机场。这便是武汉最早的民用机场——汉口江岸分金炉水上机场。每逢周三、周六，有水上小型客货飞机飞往沙市、宜昌、万县、重庆等地。机场设浮码头一座，汽车可直达。

现在想来，那个平平展展的大路，应该就是曾经的飞机场吧？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逸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