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抗者到局外人｜曾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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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曾 瑞
01
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加缪的作品，我都是敬而远之。大学期间，我曾几度拿起他的书，又几度放下。我早就知道，他是二十世纪非常了不起的作家。我想，对加缪的长期搁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萨特。他们两位，总是被相提并论的。
萨特的《文字生涯》，我是09年在苏州买的，薄薄的一本书，三年时间才断断续续看完。其后，又看他的《恶心》，半途而废，到如今也没有耐心再读。其后，又买了他的大部头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还是半途而废。萨特对我产生影响的只有一句话：写作即行动。今年看尼采的《权力意志》才得知，他说过类似的话：思想就是行动。
说实话，我不喜欢萨特的作品。萨特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提出过的一些观点，比如“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即地狱”“人之初即虚无”“我们注定是自由的”“人生是荒诞的”等等，在二战后的法国，非常流行。他的这些观点不乏灼见，而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总是主题先行，缺乏真实生活。
萨特说写作即是行动，恰恰表明了他无法采取任何真正的行动。他笔下的人物无法回避种种精神问题，陷入虚无，感到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他们不满于世界，又不能行动起来改变现状，表现出一种有产阶级的精神焦虑与空虚，满篇都是小说主人公陷入自我焦虑的挣扎。读他的作品，沉闷而压抑。
在此，令我生厌的也不全是小说主人公陷入自我焦虑的挣扎，而是贯穿小说中的无尽的意识流。就此而言，整个现代派文学让我惊叹，又深感厌倦。现代派不满于传统小说全景式的叙事，从对外的模仿回到对内的挖掘。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跨在两个时代之间的巨匠，他沿用着全景式的叙事，又拓宽了心理描写。他的心理描写，多以内心独白、谵妄梦幻的形式呈现，还没有打破时空的界限。
从乔伊斯开始，小说的叙事不再有线性的逻辑，时空的任意发散与跳跃，使文本呈现出无法弥合的裂缝。这种碎片化的处理，是作家在面对越来越癫狂的现实时，力图用另一种方式言说现实。而且，这种言说总是极力挣脱传统的束缚。现代派为了反传统，在艺术道路上是走得非常大胆的，也走得非常远。
就小说而言，尽管成就斐然，但又不可避免地走进了另一个死胡同——无尽的意识流。现代派小说的非凡之处，正在于非线性时空的心理叙事，也就是意识流。但越到后来，我越是对这样的小说感到不满。想想，一开篇，就是意识的任意发散与跳跃，没有任何情节，读到一百页，还是意识的任意发散与跳跃，没有任何情节，会是什么感受？
《尤利西斯》作为意识流的开山之作，早已是人类的文学经典，我耐着性子读了两年也没读完。乔伊斯的叙事手法，我懂，他想说什么，我也懂，但我就是读不下去。
当我翻开《局外人》时，只读了第一句，我就被击中了。冷静节制的叙述风格，全靠情节推动故事的手法，主人公那种没心没肺的活法，无不让我叹服。加缪继承了古典，又写得非常现代，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02
默尔索是一个不关心一切不在乎一切的人，就连自己的母亲死了，也没有任何悲痛。小说一开篇写道：“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简短几句，足见他对这个世界的一切冷漠到了何种程度。
母亲安葬后，在恍恍惚惚的精神状态下，默尔索杀了一个阿拉伯人。而当局对他的审判，几乎没有牵扯到任何杀人的罪名。莫尔索与其说是因杀人被审，不如说，是因母亲刚刚下葬，还与女人厮混而受审。莫尔索确实是跟女人在一起，却不像检察官所斥责的在“搞不正当的关系”。他对一切都不在乎，包括女人。
玛丽问他愿不愿跟她结婚时，“我说怎么样都行，如果她愿意，我们可以结”。玛丽接着问他爱不爱她。“我说我已经说过一次了，这种话毫无意义，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大概是不爱她。”玛丽又问既然不爱，“那为什么又娶我呢？”“我跟她说这无关紧要，如果她想，我们可以结婚。再说，是她要跟我结婚的，我只要说行就完了。”
在审判庭上，检察官罗列了种种罪行。“这个人在他母亲死去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开始搞不正当的关系，就去看滑稽影片开怀大笑。至于别的，我就用不着多说了。”让检察官气愤至极的，不过就是这些。至于被杀的阿拉伯人，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几乎就没提。最终，莫尔索被执行死刑，犯的不是杀人罪，而是道德罪。
《局外人》写出了个体存在的虚无与荒诞。当传统的价值观溃败之后，信仰失去了依据，人作为一个必死者，活在各种思想交互冲撞中，他的精神困境不是应该相信什么或思考什么，而是什么还值得留恋。叔本华的问题——生活究竟有没有一个意义——迫使所有现代派作家为生存寻找理由。他们试图给出一种解释或答案，但又无不带有悲观色彩。这样的现实，也唯有悲观是诚实的，深刻的。
尼采喊出上帝死了，普通的社会头脑还根本意识不到。到加缪的时代，人类已经历了各种残酷的战争以及死亡集中营。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预言的“什么都能做”的时代正在上演。除了毁灭与废墟，这个时代还给人类留下了痛苦和绝望。上帝死了，灵魂不灭不存在了，最高价值崩溃了。人类向上的眼光开始平视大地，试图将理想国建立在人间。最终，一系列努力，均遭不同程度的失败。
《局外人》中的莫尔索不再相信一切，不再关心一切。亲情、爱情、友情，这些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对他都失去了意义。他活在虚无中，感受不到虚无，活在荒诞中，无视荒诞。母亲死了，他也不悲痛。法庭对他判处死刑的过程，极其荒谬。他应该为自己辩护，应该抗议。但他没有。他对世界的态度，就是不关心与不在乎，对自身的不公正遭遇也是如此。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确实活在世界的“局外”。正是“局外”的处世态度，他只能去死。
可以说，加缪与默尔索截然不同，一直是个反抗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很快就投身于罗曼·罗兰等人领导的反法西斯运动。1934年，他加入法国GCD，在穆斯林中开展宣传工作。1935年，他主动退党，但他一直在GCD控制的“文化之家”工作到1937年。同年，他加入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阿尔及尔共和报》，负责文艺评论。1943年，加缪担任了《战斗报》驻全国抵抗运动的代表。二战结束后，《战斗报》公开发行，加缪是主编之一，特别活跃，撰写了大量社论。他坚信一个知识分子不应该对时代的危机袖手旁观。
他比一般人更清楚反抗意味着什么，反而导致他最终不再支持反抗，或者说，特别慎重地对待反抗。因为他目睹了人类为自由而反抗，往往践踏了自由，为民主而反抗，结果更加专制。1945年以后，因健康状况恶化，也因大批合作分子未受惩处，继续占据高位，法国的改革甚微，加缪十分沮丧，逐渐退出新闻界，回到书斋，埋头创作。这一时期发表的《反抗者》，引发巨大争议。
萨特却走出了书斋，参加各种集会，支持巴黎学生运动，成为行动者。在《自由之路》中，有他个人精神转变的清晰历程。加缪和萨特是多年知交。《反抗者》刚一出版，加缪就遭到了许多人的攻击，萨特也是其中之一。
萨特给他写信：“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一旦失去，我还是会为此惋惜神伤。”一番客套之后，萨特开始尖刻起来。“您的自满和虚弱总是使人不能对您说出全部真理；其结果就是您成为一种沮丧的过分的牺牲品，它掩盖着您的内部困难，而我认为，您将其称之为地中海式的节制……”
接着，萨特干脆否定了加缪的写作才能：“如果您的书只是表明了您在哲学上是个外行呢？如果您的书只是使用了匆忙搜集的二手知识写成的呢？如果您的思想模糊而平庸呢？”萨特天生狂傲，最后还不忘用一个哲学大师的身份来贬低加缪：“我不敢劝您参考一下《存在与虚无》，读这本书对您来说无用而艰难……”
《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对一切无所谓，加缪却非常敏感，非常重感情。萨特以这种方式跟他决裂，他因受辱而愤怒，也因失去友谊而痛苦。他来到女友玛利亚的住处，神情沮丧，眼中含泪。女友劝他不必太认真。“你想让我怎么办呢？”他语气愤怒地对女友说，“让我去揍他么？他太瘦小了！”
03
最终，加缪其实也成了“局外人”。默尔索事事不关心、不认真、不较劲，在这日益贬值的世界，倒也活得自在。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虚无，是一种文明没落之后，整个世界处于废墟中的虚无。他试图在这废墟的世界，仅仅遵照人的本性而活着，最终，却被绑上了道德的绞刑架。
加缪不是默尔索意义上的“局外人”，而是萨义德给知识分子下的定义那种意义上的“局外人”——不妥协，不合作，不参与任何团体，身处社会边缘地带，质疑并拒绝一切。正是他精神内部强烈的“局外人”成分，使得他跟萨特一类的知识分子最终分道扬镳。
“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如果他拒绝，并不放弃，因此他从第一个动作开始，又是一个说是的人。”加缪如是定义。奴隶站起来反抗主人，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不应被主人剥夺。在说“不”的同时，他也在说“是”。如果没有“是”，个体就不会觉醒，就不会站起来反抗。
在《反抗者》中，加缪质疑了马克思式的反抗，也对兰波式的反抗深为不满。马克思式的反抗是以历史的名义在反抗，最终往往堕落成革命的暴动与血腥。兰波式的反抗是一种形而上的反抗，理想主义必然激发出革命情绪，迫使反抗者沦为暴徒，参加武装革命，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公开杀人。此举，他冒犯了萨特一类倾心苏联政体的知识分子，也得罪了布勒东一类超现实主义的诗人。
残酷的事实摆在加缪面前：历史的反抗在杀人，形而上的反抗也支持杀人。加缪坚持着一条原则：反抗不能杀人。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的地盘上建起庞大的古拉格群岛；希特勒以尼采所预言的超人自居在有计划地大规模地清理人类。而萨特支持苏联，超现实主义者也要求革命。面对所谓的正义与邪恶，加缪不打算参与任何一方，只坚持不能杀人的原则，结果招致了所有人的不满。
此前，法国知识界总是将加缪与萨特相提并论。其实，他们两人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1938年，萨特出版《恶心》，负责《阿尔及尔共和报》文艺评论的加缪撰文赞赏了这部作品，两人始成朋友。但加缪说过：“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我们各自出的书，无一例外，都是在我们认识之前出版的。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是确认分歧。萨特是存在主义者。而我出版的唯一论文，《西绪福斯的神话》，却是反对所谓存在主义哲学的。”
就介入现实而言，相比加缪，萨特只是个新手。他生活优裕，不缺女人，不缺成功的机会，一辈子都在巴黎左派知识分子中间活动。他自然可以“断定资产者都是坏蛋”，但并不说明他对无产者真正了解、真正关心。加缪出身贫苦，自幼知道底层生活意味着什么。他始终和巴黎知识界格格不入。
萨特总是理论先行，结果否定人性、排除选择的价值判断、完全的责任变成了完全的无责任。（这从他对女性的态度可以看出。他有很多情人，以免出错，特地安排哪天见哪个，若是情人不按期自来，他就不见，因为要忙着见另一个。）加缪则是认识荒诞并探讨如何走出荒诞，支持反抗并探讨如何避免反抗的失度。萨特一直是冷眼旁观的，对人和世界都持悲观态度。加缪也是悲观的，对人对世界却是热烈的拥抱，告诫人们要“义无反顾地生活”。
无论是《局外人》《鼠疫》，还是《反抗者》，加缪的行文一贯冷静克制，他的思想也是冷静克制的。在喧嚣中，这种冷静克制的思想，因其太冷静，太理性，总会遭人诟病，但却能持续地散发出真知灼见的光芒。他说，“在欧洲之夜的深处，太阳思想，这种具有两副面孔的文明正等待它的黎明，它已经照亮了真正的理性的道路。”
加缪对这世界看得太深刻，他无法像萨特一样将自己摆在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位置。他用“局外人”的眼光审视这世界，质疑真理，也不相信人类，其实是因为他对这世界爱得太深，太认真。美国版的《局外人》序言中，加缪如是写道：“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著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而真实的激情。”
1957年10月，“因他的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加缪获得诺奖。这一年，他才44岁，相比获得这项荣誉的所有作家，他确实显得太年轻了。有人赞扬，也有人批评。加缪的老对头莫里亚克说：“这个年轻人是年轻一代最值得欣赏的思想大师之一，他为他们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他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这一代人的良知。”
1960年1月4日，一辆从卢兰开往巴黎的汽车，在维尔不勒万附近，撞在了一棵树上。车上的两个人，一个当场身亡，一个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当场身亡的，就是加缪。在他提包里，放着一部未完成的手稿，一部叙述他自己童年的小说，名字叫《第一个人》。他试图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广阔的社会背景，寻找自己的根，寻找一个民族的根。
当时，萨特正忙于演讲、上街游行、接受各种电视台的采访，得知加缪不幸身亡的噩耗，他随即写了一篇文章表示纪念：“他以固执的、既偏狭又纯洁的，既严峻又耽于肉欲的人道主义，向这个时代种种巨大的、畸形的事件展开胜负难卜的斗争。”萨特接着说，“但是反过来，他用自己始终如一的拒绝，在我们时代的中心针对马基雅维利主义和拜金的现实主义，再次肯定了道德事实的存在。”
不管加缪承不承认，接不接受，他都无法站起来替自己说话了。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他自己的一句话：“在这儿我领悟了人们所说的荣光，就是无拘无束地爱的权利。”
2014-11-27 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