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在乡村的老人与孩子(内附纪录片《大山深处》视频)

文末附有《大山深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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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深秋,我和朋友朗杰拍过一个叫《大山深处》的小纪录片。那时,我读大四,到广州和深圳晃悠了一圈,又回到了山城恩施。朗杰打算拍纪录片,将想法告诉我。在酒桌上,我们一拍即合,决定马上就干。
我们策划,联系学校,申请借设备,然后行动。那段时间,9·18大游行叫嚣得厉害,全国各地发生打砸抢事件,引起轰动。有关部门怕学生上街游行,特地派出持枪武警,站在学校大门口。我们扛着设备,瞟了几眼持枪武警,扬长而去。

这就是那天的湖北民族学院
去到联系好的学校大门口,门卫不让进。我们说已经给校长事先告知,得到许可。门卫要许可证明。我们没有。朗杰给校长打电话,没接。门卫是个老头,很牛气,把着门,还教训我们。我当即跟他理论。他说,我就看不惯你们这种学生,了不起是吧,在这里,我说了算。我真不知道,哪点得罪了他。看他一副看门狗的嘴脸,依我的脾气,当场就要骂人了。朗杰性子慢,劝我别冲动,拉着我走了。学生时代,我实在是容易冲动。
一合计,我们决定去别的学校。我说最好去乡下,距城市远的地方。几年前,村小开始合并或是大量被拆掉,乡村几乎已经没有学校,多是在镇上。我们坐车去了芭蕉小镇。远离城市的小镇,门卫果然不一样。那也是一个老头,很热情。我们说是某某学校的学生,要来拍几个镜头。他问我们有没有教育局的文件。我们说没有。他说,你们先去找校长,看能不能拍,就放我们进去了。
我们去找校长。校长是个中年男人,很官派。我们说明情况。他只是慢腾腾地问有没有教育局的文件。我们说没有。他说,那不能拍。我说,就拍几个镜头,不会造成负面影响。他还是说不行,有教育局的文件才能拍。不能拍就不能拍,我也懒得跟他啰嗦了,转身就走了。我们站在校外,等着学生放学。然后,就拍了一段学生走出校门的镜头。
我们选择跟拍的几个孩子,住在很深的山里。他们来回需要坐车。小小的面包车里,挤着二十多个孩子。我们跟司机做了交涉,便坐上了学生的车。交警管得严,像这种严重超载,一旦被抓,司机会被罚一大笔款,甚至没收车辆。那样,孩子们上学放学就只能徒步了。为谨慎起见,司机不让我们拍学生上车的镜头,也不让拍车在路上行走的镜头,更不让拍车里挤着一大群孩子。司机很通情达理地说,要是拍了,我们就惨了。

如果没有面包车,孩子们上学只能走路,来回几十里
进山的公路非常险陡,坑坑洼洼的,盘绕在大山里。半个小时左右,面包车颠簸着到了村子。深秋的山村,一派荒凉,安静得出奇。学生们陆续下车,嘻嘻闹闹地走着回家。在一个桥边,我们跟拍的几个孩子,也下了车。桥下一条小河,汩汩地流。过桥是一片茶林。隔着茶林,有一栋醒目的砖瓦房。那是曾经的学校。
在村里,我们拍了三天。期间,我的班主任半夜三更给我紧急打电话,劈头就问我在哪里,又问我是不是借了学校的摄像机。我说是借了,正在乡下拍个纪录片。他自说找了我很久,说话的语气很急。我以为有什么大事。其实,不过是他担心我们去游行,拍成视频发在网上。我要他放心,说自己对游行不感兴趣。
三天的拍摄,我们采访了一些村民和孩子。很多村民不愿接受采访,问话也不答。那些孩子在面对镜头时,都很紧张,说出的话,也很主旋律。他们都还小,而面对镜头说出的话,却像大人教过的,让我不得不惊讶。这导致很多镜头弃而未用。
我们问到孩子们的梦想时,一个女孩子说,她要当航天员,将来去月球里工作。在这个国家,老师们都教育学生要有大志,长大后为社会服务。姑且不论那帮人究竟是不是在为社会服务,我深知,一个乡村出身的孩子,他想进入体制为社会服务,也几乎不可能。
拍摄后,又经过几天的剪辑,我们做出了这个二十多分钟的视频。由于设备很差,连个三脚架都没有,拍出来的效果可想而知。诸多不满意,也只能如此了。闲话不多说,还是看视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