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迹/梁永胜
文/梁永胜
匪迹
打开尘封案柜，拂去案卷积淀灰尘，泛黄的卷宗一页又一页向人们倾诉土匪所犯的滔天罪行，那个土匪横行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但土匪罪恶行径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51年10月28日，对宝应西安丰乡人民来说，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恶贯满盈的土匪恶霸、反革命分子郭敦仁在西安丰乡南头大荒被人民政府枪决。刚翻身的劳苦大众无不拍手称快，乡民郭梁氏更是泣不成声，深仇大恨终于得报。远在阜宁县包家墩的群众，闻讯后以野猪还愿，告慰九泉之下亡灵。郭敦仁所犯滔天罪行磬竹难书，他的一生可谓是恶迹累累。
宝应东荡地区，湖网密布，芦荡纵深，与建湖、射阳两县交界，又是南来北往水路要冲，历代以来，匪患不断，打“白水”、劫商船、绑肉票，官府屡剿屡聚，祸害一方。民国二十二年五月(1933年)，出生在水泗乡钱家沟游手好闲的郭敦仁接任宝应西安丰乡伪保长一职，时年22岁，自称“郭二爷”，官虽不大，油水不少，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从一个二流子摇身一变成了保护一方安危的父母官。
东荡地区自然环境滋生了一茬又一茬土匪，老百姓称为湖匪，居无定所，官方真剿假剿相互交错，老百姓深受匪祸之灾，苦不堪言。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开始，居住在水泗乡的游民郭开银利用湖荡优势又在东荡地区拉上一伙人，干起土匪勾当，最盛时达五十多人，机枪一挺、长短枪百余支。郭开银做土匪，是以枪代股，以人代股，有一人算一股，长枪算两股，短枪算三股或五股，没有固定匪巢，日上为民，晚上为匪，仗着对水荡地形熟悉，昼伏夜出，来无影去无踪。大多选在两县交界处专抢外籍船只，往往受害者报案，两县推诿，不了了之。每干一票，按股分赃，而身为保长的郭敦仁不去剿匪，反以短枪一支、长枪四支入股，在家坐地分赃，可谓官匪一家。
伪县政府要剿匪，身为保长“郭二爷”认为发财机会到了。首先抓丁征兵，挨家滩派，不去人出钱。乡民郭加坤征兵被抓去，结果被敲诈银洋三十元被放回。随后又抓乡民陈永宽补上，又敲诈银洋二十五元放回。捉了放，放了捉，财源滚滚来。其它小户，有钱保生，无钱得死。其次以收缴民间枪支，扩充剿匪实力为名，实为敲诈百姓，说你家有枪，你就有枪，交不出枪就交钱买枪，否则坐大牢。在林溪村硬说乡民郭加坤有长枪一支，郭交不出枪，怕坐牢，只好卖去柴田十五亩(该田每亩时值大米二百市斤)，抵补枪一支。郭两次被敲，弄得家破人亡，遇到这个比土匪还厉害的“郭二爷”，只好背井离乡。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郭二爷”又与伪乡长郭有仁合开盐行。时有阜宁盐商孙六、夏小冬有小盐二百余石，寄存代销。“郭二爷”与郭有仁见财起意，同谋杀人勾当。得知二商人前往天亭村邓太和家瞧亲，随即去西安丰的顽军营报告，硬称二商人是土匪。等二商人回船，在半路上拦劫逮捕，强行关押，不审不问。恰逢县伪水巡队李道伍奉命下荡剿匪，郭二爷反与匪首郭开银、郭贵芬通风报信，并将二匪藏在柴滩里，将二商人交出充土匪。水巡队不分青红皂白，将两人带到钱家沟东南王家墩子枪决，以警示土匪，回去报功邀赏。可怜二商人的家属都不敢收尸带回家去，就地草草安葬，无处伸冤。孙六的姑夫郭有才正在南舍村替人抢忙，郭敦仁怕事情败露，又陷郭有才也是土匪抓去，关在西安丰北营。而郭敦仁怕夜长梦多，用三块光洋行贿营长潘成文，将郭有才枪决，冤沉大海。而二位盐商的财产自然而然落到郭敦仁、郭有仁腰包。
郭敦仁为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家开香堂，收徒12人，白天为官，晚上为匪，横行乡里。他托盐给商家，人家都不敢要，他干脆派人到商家去讹，说是货已经给了，现在收钱。商家怕他放火，乖乖地如数给钱方肯罢休。他看中庄西首小媳妇王氏，放风说王氏丈夫通匪，王氏丈夫一吓，晓得斗不过“郭二爷”，连晚逃匿他乡，这下正中其下怀而得手，而王氏敢怒不敢言，长期被霸占。他抽大烟、霸田地、无恶不作，用收刮、敲诈、抢劫的民脂民膏在老家钱家沟盖起豪宅，并派人看家护院。另置地买田，拥有柴田210亩，稻田31亩，富甲一方。
民国三十一年9月(1942年)，中共苏中区委书记粟裕批示开辟宝应抗日根据地，苏中第一军分区司令刘先胜奉命率五十二团、叶飞率七团、一团先后抵达西安丰等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郭开银、郭贵芬为首的土匪不堪一击，土崩瓦解。而郭敦仁晓得不好，连人带枪逃到泰州一带当上了伪鲁苏战区游击支队扩充营长，后又与土匪头子吴监亭一起在江都真武绿洋湖一带干起了以抢劫为生的勾当。民国三十四年8月(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后郭敦仁无处栖身又流窜到上海等待时机。宝应县城也于同年8月第一次解放，并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流亡在上海的郭敦仁得知自己的田地、房产被土改，气得暴跳如雷。他在上海太阳庙徐如容家召集逃亡人员开会，组织还乡，并派手下人仇长安在上海到处寻找本乡逃亡人员，还强迫做生意人、到上海贩蟹的乡民参加。第二次又召开筹备会议，规定谁出多少钱、买多少支枪、哪些人办枪，为还乡报复作充分准备。可怜乡民郭岚余来沪贩蟹也被敲诈金子一两，有的被吓的连夜逃离上海。而郭敦仁筹集的钱一部分用于购枪，另一部分入囊中吃大烟去了。郭敦仁还指示手下爪牙郭年奎、郭荣仁、王大标先期潜伏回宝应老家，并混入当地新生政权里，企图搞暗杀破坏，被我组织及时发现破获，阴谋未能得逞。
民国三十五年10月(1946年)，我党进行战略性撤退，国民党军队重新占领宝应县城，县内流亡地主和国民党乡、保长组成了“还乡团”，随国民党军队武装还乡，大肆进行复田倒租，刹时天昏地暗。民国三十七年5月(1948年)躲在上海的郭敦仁认为时机更为成熟，带着还乡团回到了水泗老家，向人民反攻倒算，夺回被分田地和房屋，追捕乡村土改干部，重新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可是好景不长，民国三十七年12月9日(1948年)，宝应县城第二次解放，人民重新当家作主。郭敦仁看大势已去，将家中房屋拆毁卖掉，携带搜刮的金银细软连夜逃离水泗，投奔上海的大哥去了。
解放后的东荡人民扬眉吐气，斗土豪分田地。郭梁氏等16名群众联名写信要求捉拿郭敦仁，讨还血债，案卷中联名信上的血手印巳发黑，但字里行间喷发出复仇的火陷。而此时的郭敦仁已改头换面，由其大哥介绍在上海一工厂做工，成为一个老实厚道工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一道道协查通缉令飞向全国各地，经过排查、追查，终于找到其行踪。1951年4月28日，逃亡三年之久的郭敦仁在上海中山北路2426号住处被逮捕，押回原籍。在公审郭敦仁时，证人郭梁氏当庭对质，郭梁氏拿着血衣，控诉自己亲小叔郭有才被无辜杀害经过时泣不成声，昔日士高气扬的“郭二爷”巳成为丧家之犬，连抬头勇气都没有。一桩桩事实，铁证如山：郭敦仁自1933年做伪保长以来，与土匪勾结，抢劫财物，谋害人命，致郭有才、孙六、夏小冬无辜被杀害；开香堂扩展土匪势力，霸占民女，祸害一方;组织还乡团、破坏土改，实属十恶不赦。经苏北人民行政公署复核批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权利终身。正义的枪声结束了“郭二爷”罪恶的一生，为他血债累累的匪迹画上一个句号。盖有鲜红的宝应县人民法院大印的布告，贴遍东荡各乡，人民奔走相告。
尘埃落定，匪迹消匿，人民安居乐业。掩上泛黄的卷宗，笔者心情难以平静，耳边又响起曾走访东荡时老人说的话：“我们东荡地区匪患连连，历朝历代，官匪一家，匪是越剿越多，只有共产党为人民，才真正地剿清土匪，人民过上安稳日子，不容易要珍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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