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拿钓竿

2008年的一天，我偶然从一位同事那里得到一个消息：吉昌科校长去世了。

那应该是一场意外：据说，某一天早上，吉校长一路步行到东门高架桥上锻炼。那时候位于小城东郊的高架桥应该还没有通车，所以，高架桥的两侧或许桥栏还没有建好。结果一阵侧风出来，竟然把他吹落到了桥下。这座高架桥，跨越宁启铁路，铁路本身就是高架，下面本有公路，因此，其高度要远超一般高架桥，在桥中央最高处，与地面的距离目测下来应该在15米左右，相当于5层楼的高度。从这样的高度摔下来，还有命？

听到这消息，除去为吉校长惋惜之外，我自身也受到了巨大的震动，让我再一次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之前“只顾攀登莫问高”的生活态度，促使我低下头来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所以，我开始让自己活得轻松一些、潇洒一些。如此这般，也就有了我重拿钓竿的想法。因为垂钓可以让人忘忧，从中获得更多的快乐，

重拿钓竿，何处垂钓是一个问题。昔日小城的内外城河，依然有不少垂钓爱好者在那里下杆、休闲，可一来我还没有退休，仍然属于在职人员，因此，在这里垂钓即便是双休日我觉得以我的教师身份，有些不宜；二来这两条河流如今污染十分严重——虽然近两年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在着手整治，可要恢复到昔日的水平，或者说恢复到河流中的鱼儿可以食用的水平，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选择了从前我插队的地方作为我垂钓的基地。因此，我与这里的乡亲们重新建立起了联系。

事实上，我在恢复高考考取学校离开这里后，并没有完全将这里遗忘。记得入学后的第一年，我就回到过这里一次。那时候，即便是生产队原本经济条件最差的焦氏父子，也盖起了三间洋瓦房，他们的新居与金友圣同在生产队大场的西侧的一条东西向的居住河的北岸：这条河是本生产队利用冬闲，动员全部劳力挑成的。在挑成这条居住河的同时，将原来生产队东南方向的徐家祠堂边的一口鱼塘填了。而不断挑河与填塘，是那年代常有的事。至于这样做的意义到底有多大，我以为近乎为零：如今这条居住河早已经废了，一方面非常狭窄，另一方面也污秽不堪，与灌溉、排水此类功能毫不搭界。

这个地方，有两口鱼塘，一口较大，承包给了昔日的水利工程员蒋祝山；另一口较小，承包给了金友圣。对于我，蒋祝山的记忆已经模糊，但他还记得我大姐，因为我大姐插队的时间要长一些，还因为她在大队部的小学做民办教师，跟蒋祝山碰面的机会也相对较多。不过，当我表示想在他鱼塘里玩玩的时候，他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在后来的交往中我则发现，蒋祝山是一个相当大气的人，不只是我，对很多城里来这里玩的钓友，他很少拒绝的。

金友圣与我是老相识了，并且从前的交往是比较多的，所以，在他承包的鱼塘里钓鱼自然更不成问题。让我有些意外的是，他的妻子已经过世20多年了——她死于癌症，而她的大哥也死于同一种癌症。不能不说的另一点是，这个生产队中死于癌症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单单是我知道的就还有焦氏父子——焦五和他儿子焦学元都是死于食道癌；此外，冒松鹤和他的妹妹冒松梅、妹婿葛阳国也是死于同一种癌症——肝癌。

导致这许多村民死于癌症的原因是什么？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似乎并没有人对此产生过兴趣。生了、病了、老了、死了，乡村的一切都是那么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