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在屎溺垃圾中｜杨早·早茶夜读633
633| 读城记2020
文/ 杨早
47岁，文史学者
杨早一写富顺就是个文学家，一离开富顺就只是个评论家。很奇怪。
——邱小石
I 评论家
读易洞主邱小石，对于下半身某些器官与排泄物有着深刻的认知与泛滥的隐喻。他推荐的《肉体与石头》，既涉肉体，如果没有屎尿屁，那可真是怪事。
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我翻遍全书，只看到了一处：
现代都市人对农村的恐怖记忆，主要都来自排泄。记得2001年我们到黔东南小黄侗寨，女生早上大号，发现围栏只能挡住胸以下，有男生晨起爬山归来，高高兴兴地路过say hi，吓得该女生魂飞魄散，逃回屋中。后来的四天都不敢多吃，硬是憋了四天没有排便，直至离开。
最近看学者金雁的回忆录《雁过留声》，也有这样的记载：
如果打破城市养成的“不净观”，其实农村这种方式是最经济，也是最自然的，将污物垃圾的处理与回收简化到极致。侗寨的公厕是架在鱼塘之上，粪便落入鱼塘，自然就成为鱼食与肥料。这就好象西南地区，很多人家门前田地就是父祖坟墓，农人一边栽秧间苗，一边看着孩子们在父祖墓碑上爬来爬去。这有什么呢?好象一家人还是生活在一起。
所以，城市要求排泄物与人体、生活环境的隔绝，本身体现了城市的反自然性。
是的，城市是一种反自然的产物，几乎是人类自我构建的养鸡场。城市化的背后是现代文明的高歌猛进，承诺给居住者以“卫生”“方便”“隐秘”诸般好词，代价是让渡个人对排泄物的处理权与自由安排，养成对城市系统的无比依赖。肉体创造了石头，石头反过来规训肉体。
城市与乡村，在吃上面很容易达到共识与和解，但在排泄方面，几近势不两立。农家乐是一种城乡的妥协，旱厕现在真没几个城市居民走得进去。
我并不是说我就要回到农村去让猪拱屁股，而是想指出，这是两种话语体系与生存方式，并不是一条逻辑线上的高阶与低级。
II 文学家
富顺的厕所，邱小石念念不忘的是富二中那个奇大无比的百人坑。我也介绍过富顺县政府宿舍那奇葩的厕所长征。但我一生中见过最神奇的厕所，还是后街那个。
听说，搬到后街是因为我要上学了，祖母就跟别人换了房子。这里离我上学的团结路小学确实只隔着一条后街。住房准确的位置，是市中花园菜市场的西北角。
首先是一条往山上爬的长长宽宽的阶梯，我们这些小学生经常坐在台阶上唱“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捡到二两粮”。不过我家只需要走七八级阶梯上一个平台，右边一扇小门，突然又是一道向下的阶梯，走到平地，左边上两级台阶的小门就是家里的厨房后门。小学一年级时，我曾经夹着满裤裆的屎沮丧地慢慢走进厨房。然后躺在床上，听祖母抱怨“不是我的孙儿，我才不得给他洗”。
从平台走下去，左边小门就是厨房
反过来看，从外面进来
如果不进我家厨房，从夹道进去，就是院坝
厨房出来下一级台阶是客厅，右边是大卧室。穿过客厅是院子。院子里有两个巨大的金鱼池，用石板砌成。跟应用题里不一样，金鱼池没有排水口出水口。要换水的时候，有位白发的伯伯扔一条长长的透明胶皮管进去，逮到池外的一头拼命地嘬，嘬出水就将水管丢在地上，利用虹吸原理让旧水流出，再将水管接到自家水龙头上放新水。
如果要上厕所，小便可以用家里的痰盂，积满了再去倒。大便就非得直接去便所不可。出发吧。
从家门直到到院子中心，左转，从两个金鱼池中间穿过去，上七级台阶，从北屋的门前向右走，到头便是刘家，左边是刘家的卧室，刘家爷爷是教历史的中学老师，喜欢出题考我，也经常被我考。右边是刘家专用的饭厅，也是麻将房。祖母每天都来摸几圈。如果看她脸上带笑，去要一毛钱的零用，不在话下。
穿过卧室与饭厅的过道到头，左拐就到了刘家的灶房，也是长长的过道，或者也不是刘家一家的，总之全是灶台，水缸。刘家有八个儿女，他们母亲范老太太有次做寿，热闹惨了，所有的房间，院坝，甚至灶台边，都是来的客。我混在里面东一嘴西一嘴，印象最深的是雪花鸡淖，用刀背将鸡胸肉砸至茸状，剔去白筋，蛋清淀粉冷鸡肉汤拌成稀糊，下六成熟油锅翻炒，至云朵状捞进装盘，撒火腿末。这道菜平日太费工夫，不容易吃到。
灶房走完，是一排二层的楼房，等于就建在刘家平房的后面。沿着楼房前晾晒的衣服和香肠腊肉向左走，到头，就是爬上二楼的楼梯，木头做的，走上去吱嘎吱嘎乱响。走到二楼，往里走，先经过女厕，没进去过，最里面才是男厕。
里面照例没有窗户，白天也是黑咕窿咚，有一盏瓦数最低的灯泡亮着。便坑也是木板做的，颤巍巍地总不那么让人放心。屎尿高高地跌入粪池，发出的声响更让人胆寒。这种心情下排便，用户体验真的谈不上愉快，我还不如在学校解决完再回家。
不过最靠里的那个坑位值得一说。坑位右前方，恰好与蹲下来膝盖平齐的地方，常年破着一个大洞，露着墙原来是两块竹笆夹着黄土。透过这个洞，才发现原来我们这个院坝后面，是一个废园。白天蹲在这里，可以看见绿的草，白的小花，暖的阳光。也可以借着光看两页书——只要有书看，危险也忘了，臭味也闻不到了，跋山涉水地来上个大号也就变得不那么令人厌烦。
我一直也没有想通，为什么这院子的公厕要建在西北角的二楼上。它平时怎么维护?是住户轮流还是请人?卫生费怎么收?爱国卫生运动检不检查这里?
小孩子就是这点好，世界对TA来说是设置完成的，可以做的只剩下忍受痛苦，寻找快乐。
长大了，也不怕，可以学文艺，用想象改造童年记忆。范本之一是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
III 屁股下的中国
显然，肉体与石头并列，人身的排泄物即等同城市的垃圾。只是，在关于城市的叙述中，垃圾占的成分很少，敢写身体排泄的作家也不会多。你能看到一百部《舌尖上的中国》，但永世大抵都不会有一部《屁股下的中国》。
1949年后去台湾的北平人，回忆故都的文字可以说数不胜数，知名者如齐如山、唐鲁孙、丁秉鐩、夏元瑜、苏同炳、郭立诚、包缉庭……但我视野所及，讲到老北京排粪清污的文字，实在欠奉，只在溥心畲弟子白铁铮笔下，见到过一次：
袁良，浙江杭县人，字文钦。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曾任昌图警察总办兼交涉员。后为沈阳交涉署秘书长。1916年至1922年充北洋政府国务院参议。1924年被派为全国水利局总裁，并一度署理中央农业试验场场长。1929年为外交部第二司司长。1929年10月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1933年6月，袁良出任北平市第四任市长。上任之初，正逢《塘沽协议》签字不久，华北局势危在旦夕。袁良考虑到北平作为元、明、清三朝古都，集中国宫阙、殿宇、苑囿、坛庙之大成；荟萃了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精华，集东方艺术之最；而此时日本对北平和华北已经垂涎欲滴。由此若将北平规划建设成为旅游胜地，使北平成为东方最大的文化都市，定能让国际社会所瞩目，藉此也可以遏止日本的“染指”图谋。（著名的《旧都文物略》即出版于此时。）
袁良力主借鉴欧美各国最先进的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经验，锐意革新，力图整顿，颁布了《北平市游览区建设计划》、《北平市沟渠建设计划》、《北平市河道整理计划》等城市建设计划。为保障上述规划实施，市府发行公债，改善财政税收状况，开北平大规模城市现代化建设之先河。袁良治下，北平的运粪汽车从9辆增加到了20辆。
然后，他就被“臭大爷”们打倒了。《北京市志稿·民政志》载：“二十三年，袁良适长本市，以收集粪使事务一日不能改革，即多增市日一日之痛苦，因断行改革，拟定《收归官办办法》……定于二十四年一月一日实行。既而袁氏去职，粪夫群起反对，聚诉执政之第，其势汹汹。所有改革办法，竟寝不行。”
那是，人家臭大爷在北京横了250年，哪能一朝取消?“康熙中，承平既久，户口浸滋，粪夫瞰利，始划疆过。粪道之名，由是而起。道咸字据上记‘某街某巷粪便归某人拾取，他人不得擅收’，至今多有存者，尤可案验。相沿既久，据为私产。私不举正，官不查究，把持要挟，市民疾首，盖非无因……粪夫从业既久，团结之力甚坚，对于住户动辄需索。每值年节或三伏雨水连绵之时，要挟尤甚。粪商贱役粪夫以自肥，粪夫又多索住户以自养，交相侵扰，莫可究诘。而粪具非为无盖之木桶，即为荆条之粪筐，淋漓满地，臭气四扬。”北京早在1918年就打算发给粪夫号衣，给粪车加盖，又或者以粪桶代替粪车，皆因“粪夫反对”而作罢。张恨水1928年7月19日发表《来打倒粪阀》，还捎带上了在中山公园对过“大方便而特方便”，把从天安门到中华门拉成“露天厕所”的小孩子们，说他们是“粪阀的走狗”，呼吁“青天白日下的市民，还受这种蹂躏吗?来！打倒他”。
在已经“文明”了一个世纪的西方游客（他们都来自城市）看来，北京没有居民商业的地方（宫殿、寺观、府邸）美丽得像一个东方古梦，来到“市”可就不一样了：
西方人的批评让有志于文明进步的启蒙知识分子脸上无光。1901年第11期《杭州白话报》有文题曰《北京又变垃圾场》：
北京地方的龌龊，是人人多知道的，旧年洋兵进京，美、英、法、德、俄、日本等国，把京城地方，划清界限，各归各管，街道变干净许多，近来洋兵要陆续退出，地方依旧交华官管理。华官接手，诸事多办得好，外人也多称赞，独有打扫街道，太不讲究，地面上驴溺、马粪、垃圾、污泥，渐渐又积起来了。因此外国人多笑华官龌龊。为什么做了中国官，要被外国人笑呢?
董玥《民国北京城》将民国后的北京称为“自有自治的城市”，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免以西度中。北京，即使是没了帝都光环的北平，也从来没有过“自有自治”的时候。史上称得上这四个字的中国城市，兴许只有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租界。张恨水看得透：“我以为自治人员，纵然不能实行选举，也要找那能在街道上走路的朋友，才能够和市民接近。若是找几个阔人顶上办自治的名儿，实际上不过叫巡警挨家散几张传单，公安局大可代办，倒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这就叫市自治吗》，1929.10.1）
尤其是北京的庚子经验，更让人相信，只有管治，才能让中国人学会“卫生”“文明”。北京改北平之际，著名报人张恨水就一直在大声疾呼：
这些观看的视野，都是一双双“城市的眼睛”，改良的呼吁，都是一句句“请愿的声音”。市政的方向、方式与方案，终究不是市民的公意。
如果反过来，将北京理解成一个“都市里的村庄”，那么这些景象就变成容易理解甚至理所当然了。就像疫情期间封闭的小区门内全部变成停车场，平时不提供给民众使用的城门，为什么不能变成避难所与垃圾场呢?
1930年代，卞之琳在诗中用“垃圾堆上放风筝”来形容北京，1948年3月9日，汪曾祺在天津给上海的黄裳写信，说“明儿到北京城的垃圾堆上看放风筝去”。垃圾是肉身自由释放的结果，风筝是精神自由飞翔的标志。这才是民国北京城。
无垃圾，不北京。想追寻老北京传统文化，先恢复垃圾堆儿再说。
2020年，北京正在猛推垃圾分类。《堕落天使》里李嘉欣有句台词：“看一个人留下的垃圾，很容易知道他最近做过些什么。”是的，台湾记者就是这么窥察张爱玲的。
对垃圾的分类、收集、处理，其实就是对一个个人生活痕迹的湮灭、找平与规整。我们打扫，我们丢弃，我们尽量迅速地割裂自己与昨日的联系，期待每一个人，每一寸地方都干净得如同今日刚刚降生。这就是我们说的现代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只存在于当下。
肉体创造了石头，石头反过来规训肉体。城与人的关系，不外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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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不孤，必有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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