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广和居；别了，安乐居！｜梅子酒·早茶夜读539 / 四六文摘

539 | 读城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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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今天恰好是汪曾祺先生的百年诞辰日。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并不曾想到会在今天发（按照排班表，今天本来应该是别的读友分享的），如此看来，能在今天顺着广和居侃起安乐居，就势聊聊汪老笔下的北京城与人，也是一种缘分吧。

——梅子酒

别了，广和居；别了，安乐居！

文/ 梅子酒

邓云乡先生的《鲁迅与北京风土》以《鲁迅日记》为经，以老北京风土景物为纬，带着读者循着大先生的足迹，淘琉璃厂古玩，逛厂甸庙会，散步什刹海，泛舟陶然亭，下馆子，吃摊子，走堂会……读来一方面感叹鲁迅先生日记之详实细致（从购书金额到装修花费，饮食起居一应俱全），另一方面能感受到作者考据严谨、博闻强识，对先生之笔字斟句酌，对北京风物旁征博引，看得出这份严谨源自作者对鲁迅先生的敬爱，对家乡风土的情怀。

光洁”的北京城与人

书写一座城市，离不开描写城里的风土人情，而其中最生动的存在，必定是城中之人，人物的生活，人物的命运。

讨论城市书写是现当代文学中的热点话题，不论是创作还是研究，卷帙浩繁。但正如赵园先生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北京：城与人》中的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的城市形象中，北京形象无疑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最完整、被修饰得最为光洁的‘城市’。……从现代到当代，文学关于上海，始终在发现中。文学关于北京，却因认识的趋近与范本的产生而易于保持美感，形成彼此间的美感统一，同时难有既成形式、规范外的创造、发现——京味小说为其创作优势付出的代价。”

随后赵园先生分析了这种美感统一的“光洁”是怎样形成的——“成熟了的形式对于内容的选择与限定……由老舍到当代京味小说作者，往往避写丑的极致，甚至避写胡同生活中的鄙俗气（自然亦有例外），足以损害美感、触犯人的道德感情的那种鄙俗气，比如市侩气；基本不写或不深涉政治斗争；不深涉两性关系，极少涉笔性意识、性心理（《骆驼祥子》是精彩的例外）”。

的确，回过头来看《鲁迅与北京风土》这部非虚构作品，其本身追求的也是“去俗存雅”，循着鲁迅先生的足迹，逛琉璃厂、看厂甸庙会、游公园、赏花灯、说掌故、摆笺谱、集字画、下馆子、品茶、种花、请客、赴宴，哪一项不是文人雅士的赏心乐事呢？而且区别于市井百姓的凑热闹，文人的逛不是胡逛，吃也不是瞎吃，总还能说出个门道究竟，所以通篇除了《鲁迅日记》以外，对各种风志笔记历史掌故引用量也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么一来，叫人对北京这座城的印象瞬间又清高疏离起来，这似乎并不是我们每天日常生活着的空间，总觉得有些“隔”，有点“端”。而赵园先生提到的“自然亦有例外”，又是什么样的呢？

京城里的梨园小人物

我不由得想起了汪曾祺先生。很多人对他作品印象的地理标签是高邮，的确，他对高邮进行过大量唯美的书写，那显然也带着一种对故乡的滤镜式审美。但对于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北京，这个与他日常生活工作更为密切的空间的书写，更具有他独特的风格。

1961年底，汪老调入北京京剧团从事编剧工作。而从80年代开始，他对于北京的书写经常围绕着几个关键词：“戏曲”、“文革”、“小人物”。写戏曲，实际上是写梨园中人，但除了一篇对梨园名角裘盛戎的回忆纪念文以外，他写的都是剧团里的普通人，而其中写得生动的是“二花脸”（《迟开的玫瑰或胡闹》，1990），和“二旦”（《云致秋行状》，1983），甚至还有一些“可有可无的人”（《当代野人》，1996）。

人们都说汪老对小人物有偏爱，我想，这种偏爱是一种出于对生命价值平等的关切，但绝不是偏袒。汪老对于这些台上台下都算不上“主角”的小人物，不带任何滤镜。他们中有的参与了十年浩劫中的一些运动，比如揭发举报等，但另一面是“会几出，教几出，课徒不受一杯茶”，死的时候虽没什么人去参加追悼会，偶尔却还会有人谈起他；有的为人精于算计，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但会说出“我宁精精致致的过几个月，也不愿窝窝囊囊地过几年”这样的话，经历一番人生变故后结局反转，被女儿说：“我爸爸纯粹是自己嘬（作）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的弱点，在家人面前，在同事面前，在朋友面前，在爱人面前，呈现出一体多面。

这是汪老笔下的北京和北京人，确切来说，是他观察到的北京的梨园中人。没有回避人性中的恶，没有夸大人性中的善，也没有刻意回避自己对政治的态度，刻意美化理想中的社会，他对他笔下的这些人事物，是理解的，而更多的，则是宽解。

炸酱面和醋卤面

汪曾祺先生对北京城市空间的书写，也围绕着人。他写胡同（《古都残梦》，1996），提到胡同里的居民：“胡同居民的心态是偏于保守的，他们经历了朝代更迭，‘城头变幻大王旗’，谁掌权，他们都顺着……老北京人说：‘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真是北京人的非常精粹的人生哲学。永远不烦躁，不起急，什么事都‘忍’着。胡同居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蒸一屉窝头，熬一锅虾米皮白菜，来一碟臭豆腐，一块大腌萝卜，足矣。我认识一位老北京，他每天晚上都吃炸酱面，吃了几十年炸酱面。喔，胡同里的老北京人，你们就永远这样活下去吗？”

汪老《云致秋行状》里的“云致秋”，也是酷爱面条，“跟我吹过几次，他一做醋卤，半条胡同都闻得见香”，当我读到云致秋盛情邀请“我”去吃面，而因为种种缘由，“我”未能成行，“直到他死后，我才弄清楚醋卤面是一种什么面”时，心中未免与“我”一样怅然。我想，汪老确确实实是把他观察到的北京人的气质秉性、生活习惯赋予了他笔下的人物，也许他在写“云致秋”的时候，也会想起那位吃了几十年炸酱面的老北京吧。

别了，安乐居！

汪老的《安乐居》（1986）则是一篇北京人众生相的素描，其手法意境，乃至行文架构，毫不逊色于老舍的名作《茶馆》。更为生动的，是汪老对安乐居这个空间赋予的“人情味”，开篇即是一句：“安乐居是一家小饭馆，挨着安乐林。”随后说安乐林围墙上有个月亮门，院子里种了几十棵杨树，当中种了两棵丁香花，附近一带养鸟的爱到这里来挂鸟。并且“他们不像那些以养鸟为生活中第一大事的行家，照他们的说法是‘瞎玩儿’。他们不养大鸟，觉得那太费事，‘是它玩我，还是我玩它呀？’把鸟一挂，他们就蹲在地下说话儿——也有自己带个马扎儿来坐着的”。这段我连着读了好几遍，忍俊不禁，感觉太真实了，“是它玩我，还是我玩它呀”，这种逗贫风格，还真是带着京味里的混不吝。

汪老写的这个小树林，也不是随意这么一写的，如今，安乐居不在了，这个树林子还在不在也不好说，但安乐林这个名字，至今还用着。安乐林头条，安乐林二条，安乐林路……安乐林路一直往东扎就是蒲黄榆地铁站，离汪老家不远。

安乐居这个小饭馆不卖米饭炒菜，主食是包子花卷，到这儿喝酒的比吃饭的多。这家的酒只有一毛三分一两的（喝“一毛三”是北京人喝酒的最低层次，但这家店的酒客对这“一毛三”是喝“服”了，觉得喝起来“顺”，他们有人甚至觉得大曲的味道不能容忍），酒菜是煮花生豆、炸花生豆、暴腌鸡子、拌粉皮、猪头肉，猪蹄、烧鸡、酱鸭，还有受欢迎的猪尾巴和兔头——一个酱兔头喝二两酒，够了。酒客们吃兔头都有章法，先掰哪儿后掰哪儿，没有抓起乱啃的——吃得非常干净，连一丝肉都不剩。汪老还戏谑称这个小饭馆可以另挂一块招牌：兔头酒家。

酒客进门，都有准时候。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分别是在小红门一家木材厂看夜门的老吕，原来做小买卖现在退休在家的老聂，在文化馆工作的画家，久住北京的上海老头，当过厨子现在送汽水的瘸子，扛过包现在给幼儿园看夜门的老王，裱字画的佟秀轩，还有卖烤白薯的白大爷。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汪老对白薯大爷的描写：“白薯大爷出奇的干净。他个头很高大，两只圆圆的大眼睛，顾盼有神。他腰板绷直，甚至微微有点后仰，精神！蓝上衣，白套袖，腰系一条黑人造革的围裙，往白薯炉子后面一站，嘿！有个样儿！就说他的精神劲儿，让人相信他烤出来的白薯必定是栗子味儿的。”

关于白薯大爷，还有这样一段：

这天，老王来了，坐着，桌上搁一瓶五星牌二锅头，看样子在等人。一会，佟秀轩来了，提着一瓶汾酒。

“走啊！”

“走！”

我问他们：“不在这儿喝了？”

“白薯大爷请我们上他家去，来一顿！”

第二天，老王来了，我问：

“昨儿白薯大爷请你们吃什么好的了？”

“荞面条！——自己家里擀的。青椒！蒜！”

老吕、老聂一听：

“嘿！”

每一个人物出场，都穿插着那么一小段对人物生活的白描，可你要非得找出个什么主线，什么情节点，劝你还是别白费功夫了。但从人物的闲谈间，我们可以知道，原先天桥有“四大名山”，扛包的人怎么算工钱，“勤行”是什么，“二荤铺”是什么，裱一个单条多少钱……这些或许离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些距离，但绝不是所谓的清高疏离的 “闲情雅致”，而是充满着烟火气息的，街头巷落里普通老百姓的普通生活。平凡小人物的日子，哪儿有那么多跌宕起伏、宏大叙事呢，平淡是真、平安是福罢。一两“一毛三”，一个兔头，足以慰藉冷暖人生，而一碗配上青椒蒜的手擀荞面条，便能招来满堂喝彩。

《安乐居》的结局是这样的：“安乐居已经没有了。房子翻盖过了。现在那儿是一个什么贸易中心。”

《鲁迅与北京风土》中有一篇《别了，广和居；别了，先生！》，写得很动情。但不知为什么，我告别安乐居的心情，比告别鲁迅先生经常光顾的百年名店广和居，要难过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