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陈独秀长孙接受采访，用两句话，揭开爷爷晚年真实生活状态
“我死之后，丧事从简，也不要登报！”
这是弥留之际的陈独秀，对亲友交代的一句话。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享年63岁。
半生奔波，5次入狱，痛失长子次子，最终病逝在四川江津这样一个小地方，身边好友都不知该如何评价他的一生。
遵照父亲的嘱托，一直陪伴在陈独秀身边的三子陈松年，没有登报，打算低调安葬父亲。无奈父亲的名气太大，还是陆续有一些人前来。
出殡当天，从陈家到墓地的路上，陈松年看到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些是他熟悉的面孔，有一些是江津当地的小学生。迫于反动派当局的压力，陈松年没有准备花圈和鲜花等，但还是时不时有人壮着胆子放鞭炮。
这种不算大的动静，还是惊动了反动派当局。于是在送葬路上，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有两个反动派特务突然闯进人群，指着操办葬礼的邓燮康厉声盘问。邓燮康是陈独秀的生前好友，也是江津的一个知名进步士绅，此次葬礼的钱很多都是由他筹来的。
反动派问邓燮康：“你们组织了这么多人，放鞭放炮，大张旗鼓，是不是想再来一次小小的五四运动？”邓燮康冷笑一声，反问道：“这么说来，你们是害怕五四运动吧！”
特务们再也无法接话，葬礼得以顺利进行。
这样一个小插曲，无疑证明了一个事实：哪怕陈独秀晚年并没有担任一官半职，只是个乡间老头，反动派还是忌惮他；就算他死了，这种忌惮仍没有减少半分。毕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此时就躺在他们眼前的这副棺材里。
陈独秀入土5年多后，陈松年在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父亲的灵柩由江津迁回了安庆老家。
新中国成立后，陈松年一家过着平静的日子。他很低调，很少跟外界提起父亲晚年到底是怎么过的。人们只能通过陈独秀的一些好友回忆，来了解一些支离片段，并最后拼出了两个字来形容陈独秀的晚年：凄凉。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关于此事，我们其实可以从陈松年的后人嘴里得出真相。
陈松年在大哥陈延年、二哥陈乔年相继牺牲后，是唯一一个陪伴在陈独秀身边的儿子。新中国成立后，陈松年一家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关怀，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他膝下共有3女1男，其中长子陈长琦外形酷似爷爷。
陈长琦从小学到高中，接受的全部都是免费教育。1975年硕士毕业后，他留在了合肥工业大学任教，并成为学科带头人，家庭幸福美满。
在教育资源非常稀缺的年代，自己能受到如此良好的教育，陈长琦明白这一切除了因为他自身的努力，也跟他爷爷是陈独秀有莫大关系，国家在处处照顾他。
而每次提到爷爷，学理工科的陈长琦总是比外人想象得更为冷静。2009年，在关于五四运动的一次研讨会上，陈长琦作为陈氏家族的代表出席。
当记者问到陈独秀晚年的生活时，陈长琦说了这样两句话，揭开了陈独秀晚年的真实生活状态：
这是爷爷在世时最凄苦的一段日子，但却是最自由的最后时光。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
那么，陈独秀晚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明明很穷，为何孙子却觉得这是他最自由的时光？本期魂说就跟大家细说陈独秀的最后4年。陈独秀显然不是一个完人，但在这最后几年里，他的言与行都是令人钦佩的。
而这些，正是反动派在他死后仍对他心存忌惮的真正原因。
一：江津老友们发现陈独秀像变了个人
1929年，因为犯了重大错误，陈独秀被开除出我党。此后，他以一个普通革命者的身份，坚持为国出力。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独秀接连发声，痛斥蒋介石，坚持拥护抗日。很快，他就被当局逮捕，这是他第5次入狱。早就习惯被关的他，对蒋介石说：无所谓，我就把这牢底坐穿。
好在，1937年国共合作下的全面抗战爆发，陈独秀才被释放。一开始，他带着妻子去过武汉，也在重庆市里待过，但都过得并不顺心。最后，在好友的建议下，他登上了前往江津的轮船。
1938年8月3日，已经59岁的陈独秀，在妻子的搀扶下走下了轮船。妻子潘兰珍比他小了整整29岁，老夫少妻的组合总是会吸引来不少路人的目光。
虽然陈独秀已经刻意穿上了白布衬衣，和挺时髦的蓝布长裤，眼中一贯的锐气也并没有减少，但蹒跚的脚步仍能轻易出卖他的年龄。
到达江津后，陈独秀最开始是租在一个小客栈里，条件非常简陋。而后，才在好友们的安排下，找到了一处固定的住所。
小小的江津，来了一个会被载入史册的“大人物”，虽然他如今并无一官半职，但仍足以让江津城的士绅、民主人士们都沸腾起来。于是，不少达官显贵、名流学者，都纷纷前来拜访。
但很快，大家就发现眼前这个陈独秀，和他们以前听说的《新青年》杂志创始人，那个“狠人”陈独秀完全不一样。
就连曾见过他的江津感坝9中教务处主任潘赞化，都这样对好友何资深感慨：“陈独秀不行了，没了英雄气概，儿女情长。”何资深也只能摇摇头，附和道：“嗯，他现在讲米价，过去是不讲这些的。”
是的，正如潘赞化所言，曾经的陈独秀是完全不知何为儿女情长的。这一点，儿子陈松年体会很深。父亲以前是怎么对他的，又是怎么对大哥陈延年和二哥陈乔年的，他一直记得。
陈松年还记得七、八年前，父亲被关在监狱里时，他曾去看过一次。当时20来岁的他看见父亲浑身是伤，心疼得直掉眼泪。谁知陈独秀却冲他发火：“哭什么哭，没出息！”一句话，吓得陈松年赶紧擦干眼泪。
而在对大哥和二哥的事上，父亲则更加严苛。当年父亲在外留学，陈松年便跟大哥、二哥一起，跟着母亲生活在安徽老家。期间，父亲几乎很少跟家里人联系，更别提寄钱养家。就连叔祖父陈昔凡病重，他都不曾回来守孝。因此，延年、乔年从小就不喜欢这个父亲，也是有原因的。
陈独秀和陈延年、陈乔年（剧照）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延年、乔年抱着极大的希望，匆匆赶到上海，结果却并没有受到父亲的丝毫照拂。
当时，兄弟俩白天当苦力赚钱，晚上没地方住，只能在《新青年》办公处的地板上睡。几个月下来，两兄弟都面黄肌瘦，就连姨母高君曼都看不下去。而陈独秀自己倒是淡然得很，直接一句“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也”，就解释了一切。
这些小事，陈松年都是知道的，所以对于父亲会不会关心自己，他也是不抱任何希望的。但此次带着祖母从老家赶到江津与父亲会合后，陈松年真的觉得他就像变了一个人。
他们过来前，陈独秀特意在书信里叮嘱：“到重庆下船登岸到客寓，你们都必须坐轿，万万不省此小费！”一向眼里只有大事业，根本看不到身边人的父亲，居然会在意他们坐不坐轿的小事，这是陈松年没想到的。
一家人共同在江津生活时，陈独秀甚至还拿出了当爷爷的样子。时常抱着孙子、孙女们，跟他们逗乐。而更让陈松年欣喜的是，对于祖母谢氏，父亲也是格外孝顺。
谢氏并非陈独秀的生母。陈独秀的生母查氏早年病逝后，祖父便把他过继给四叔父当养子，谢氏则成了他的养母。当年养父去世时，陈独秀人都不知在哪里。但在江津期间，他却视谢氏如生母。
每顿饭，陈独秀都要亲自盛好，送到养母手中。至于端水、拿药，更是事事躬亲。后来养母病逝，陈独秀披麻戴孝跪在灵前，痛哭流涕。那一刻，陈松年意识到父亲的心里，其实也有柔软的部分。
不只对儿子和养母，变得颇有耐心，对于枕边人，陈独秀也温柔了几分。陈独秀一生共有4位红颜，到江津后陪伴他的潘兰珍是最后一位。
以前跟妻子高君曼在一起时，家务事他基本都不插手，都是高君曼一人忙前忙后，而他只顾着自己那些大理想。但到晚年，他居然会关心起家里的柴米油盐。
为了替潘兰珍减轻负担，陈独秀甚至跟附近的农人们学起种土豆来。偶尔手上宽裕了，他还会特意买点好菜来给妻子打打牙祭。两口子虽然穷，却一直挺恩爱。
是什么让一向很自我的陈独秀，有了这么大的转变？这个问题，陈松年许久没能想明白。直到有一次，蒋介石派了人来。
还没来江津前，蒋介石其实就派人来找过陈独秀，并拿出了10万元活动经费。希望他能再创建一个党派出来，跟共军对着干。陈独秀冷冷地笑了笑，理都没理他们。
到了江津后，蒋介石更是几次三番派人来请。有一次，陈独秀实在被逼急了，直接破口大骂：
蒋介石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直到这时，陈松年才明白：对于两个哥哥的死，父亲其实一直在假装坚强。他不是不疼孩子，只是早早做为一个革命者，他选择了用类似“苦行僧”的方式来处理亲情。
这一点，是他跟好兄弟李大钊在处理亲情上，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他倔强到不敢轻易表现出一丝丝的慈父之心。甚至连两个儿子牺牲时，人们都没能从他脸上看到泪水。
他唯一一次，忍不住为两个儿子痛哭，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后。那时，大儿子走了9年，小儿子也已经走了8年，被关在牢里的他，听说全面抗战的消息后，专门托人打来一瓶好酒。他斟满一杯酒，突然老泪纵横，喊道：“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
痛失两个儿子，是促成陈独秀性格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年至花甲时，他终于学会了怎么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长孙说这是爷爷“最自由的最后时光”，其实也包括了亲情上的自由流露，他终于不再藏着了。
二：一个“穷”字难住英雄汉
在人生的最后4年里，一个“穷”字贯穿始终是陈独秀最大的困扰。1939年冬天，同乡柏文蔚顺路来看他，眼见他穿着单薄的棉衣时，忍不住感叹：“仲甫啊，你怎么会过成这样！当年你可是豪气冲天的……”说完，脱下自己的皮大衣，送给了陈独秀。
在当时很多人眼里，陈独秀的穷完全是他自找的。只要他愿意接受一些国军当局的职务，钱自然会送到他手上。
而远在美国的胡适，也早就给他抛来了“橄榄枝”。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甚至常能见到美国总统的胡适，曾特意邀请过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在胡适看来，只要他愿意把自己一生的传奇写出来，以后自然能吃穿不愁，何乐而不为呢？这也并不算是什么违反原则的大事。
没多久，胡适就收到了陈独秀的回复：
美国我是不去的！现在国难当头，我应尽自己微薄之力，与大家同甘共苦。再说，我一个中国人，若是真写自传，在中国也能写，何必跑到美国去！
这么多年他还是这么“不识时务”、“不懂变通”。
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几位领军人物中，胡适最后的日子应该算是过得最好的一个。但他一辈子都不会懂得，李大钊为何会宁愿赴死，陈独秀为何会愿意5次入狱。正如他此时也想不明白：这么好的事，陈独秀为何拒绝，他不是穷吗？
在当时的情况下，陈独秀的生活来源主要有4方面：
其一，是靠给邻居和好友们写楹联。当时妻子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背着陈独秀把自己的首饰都给典当了。好在，陈独秀还是有些名气的，当地乡绅们时不时便找他写些字画、诗文。堂堂《新青年》创始人，曾经一字千金，一文难求，临老了成了卖字的书生，友人们也是唏嘘不已。陈独秀自己，倒是无所谓。
其二，北大同学会的捐赠。《新青年》虽然不在了，但北大学生对他这位“导师”却并未忘记，时不时就有学生寄些钱来给他。
其三，靠亲戚和朋友的接济。儿子陈松年当时在学校任职，时不时便会拿些钱回来给他。其他亲友里，也总有一些还有往来的。
其四，也是他最大头的经济来源：写书。
晚年的陈独秀，最大的爱好便是看书，他似乎想把年轻时没来得及读的书都给读了。因为买不起书，他只能经常去小书店书架边蹭书看。老板想赶他，便朝他使白眼。陈独秀不是没看见，只不过实在没钱买，只能厚着脸皮假装不知道。有一次，他竟因体力不支倒在了书店里。
陈独秀（剧照）
每次读完书有所感，陈独秀一定要在当天写下来。夏天时，热得受不了，他便只穿件背心和短裤。蚊子在耳边嗡嗡响，他就自行制作了一种土蚊香，把屋里熏得“云雾缭绕”。到了冬天，妻子又给他发明了一种“火笼”，这才解救了他那冻得握不住笔的手。
有一天，陈独秀接了一桩“大活”，领回了2万块。
当时，当局教育部想让他编写一本类似《说文解字》的识字书。陈独秀觉得，毕竟是教人读书识字的，倒是可以写一写的。为此，教育部还专门给他提前支了2万块，这可是一笔巨款。
可是书还没写成，陈独秀就跟教育部官员陈立夫闹了起来。陈独秀觉得此书应命名为《小学识字教书》，但陈立夫却觉得这里的“小学”不妥，容易让人误解为小学校，所以想让陈独秀改一改。
结果陈独秀始终就是一句话：两万元稿费可以不要，但我的文章别说两字，一个字也不能改！
为了这件事，妻子差点儿跟他吵了起来，但最后，也仍然不得不妥协。这笔钱到死陈独秀都不曾动一分一毫。
晚年的陈独秀对亲人的态度变化了很多，唯对金钱的态度上一点都不曾改变。世人都说陈独秀晚年过得凄凉，但他花的钱都是自己能坦然接受的，在那样的年代，能不受威胁利诱，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自由的。
三：走得突然
晚年的陈独秀，身患多种疾病，胃病、高血压他都有。虽然好友几次带他去看，终不见好转，只能卧床休息。
而在这段时间，一位好友的来访，让他颇感欣慰，此人便是：周恩来。
彼时，周恩来正在重庆任谈判代表，特意抽空来拜访陈独秀。故人相见，陈独秀艰难地从床上支撑起来，连连说道：“你们来看望我陈某，不胜感激。”
其实，此次周恩来前来，正是想来劝他去延安。可惜，这时候的陈独秀身体已经不允许了，他表示：“我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最后，周恩来还特意拿出100块大洋给他，但他说什么都不肯要。
1942年5月份，陈独秀病危。在生命的最后尽头，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妻子潘兰珍，他叮嘱：夫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
潘兰珍当时34岁，此后她遵照丈夫陈独秀所言，在四川工作了4年。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上海，与养女生活在一起，1949年11月去世。
办完丧事，陈松年回到父亲住处收拾。发现父亲书桌前摊开着那本《小学识字教本》，书名他还是没改，而他在纸张上留下的最后一个字是：抛。
人们都说，这个“抛”字大概诠释了陈独秀晚年的凄凉：客居异乡、失去李大钊等挚友、失去两个儿子。
但正如长孙陈长琦所言他在灵魂上是自由的，他也找回了一些东西，比如久违的亲情，比如曾经迷失的方向。同时，他更坚守了住了一些东西，比如文人的风骨、革命者的笃定。
2009年按受记者采访时，陈长琦还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
说这话时，学理工科的陈长琦用的不是“爷爷”或者“祖父”，而是“陈独秀”。或许对陈家后人来说，这3个字极具份量的字，早已成为他们前行的动力。而曾经，对那一代的年轻人来说，“陈独秀”这3个字无疑也是一道耀眼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