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子子孙孙无穷匮——亲情篇
作者
程广云 夏年喜
子子孙孙无穷匮——亲情篇
亲情，尤其双亲之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寄托。而人们也总是将天地拟人为“父母”。每当绝境之中，人们就会呼喊天地父母，这就是呼唤人自己的始基与本源。
学习、工作和创业是个人社会化即参与公共领域的过程，休闲是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过渡环节，亲情、友谊、爱情和居家是个人自我化即回归私人领域的过程。
亲情、友谊和爱情都属于人类之爱。一切的爱都源于自爱，从自爱产生亲情、友谊和爱情以及博爱众生和泛爱万物的崇高感情。一切感情都建立在自爱的基础上，若不爱自己，我们就不可能爱他人。
印度婆罗门教经典《奥义书》提出了自我创世说。既然自我是创造万物的源泉，那么对自我的爱也就是对万物的爱的开端。《大森林奥义书》有这样一段话：
哦，确实，不是因为爱丈夫而丈夫可爱，是因为爱自我而丈夫可爱。哦，确实，不是因为爱妻子而妻子可爱，是因为爱自我而妻子可爱。哦，确实，不是因为爱儿子而儿子可爱，是因为爱自我而儿子可爱。哦，确实，不是因为爱财富而财富可爱，是因为爱自我而财富可爱。……哦，确实，不是因为爱这些世界而这些世界可爱，是因为爱自我而这些世界可爱。哦，确实，不是因为爱这些天神而这些天神可爱，是因为爱自我而这些天神可爱。哦，确实，不是因为爱众生而众生可爱，是因为爱自我而众生可爱。哦，确实，不是因为爱一切而一切可爱，是因为爱自我而一切可爱。哦，确实，应当观看、谛听、思考和沉思自我。……确实，依靠观看、谛听、思考和理解自我，得知世界所有一切。[1]
东周时期，五霸之首齐桓公亲近竖刁、开方、易牙三人。竖刁自宫，伺候桓公左右；卫公子开方弃太子之位，置父母于不顾，称臣于桓公；易牙蒸子，救得桓公性命。三人因此获得桓公信任。但是，齐相管仲临终劝谏桓公勿用三人治国，以免乱国。韩非子记载了管仲与桓公的一段对话：“公曰：'然则竖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爱其身，公妬而好内，竖刁自獖以为治内，其身不爱，又安能爱君！’曰：'然则卫公子开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齐、卫之间，不过十日之行，开方为事君，于适君之故，十五年不归见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亲也，又能亲君乎！’公曰：'然则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为君主味，君之所未尝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爱其子，今蒸其子以为膳于君，其子弗爱，又安能爱君乎！’”[2]桓公不听管仲劝谏而任用三人，身死之后，易牙、竖刁、开方争权夺位，作乱齐国，致使桓公尸体腐臭而不得安葬。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不爱自己、不爱亲人，就不可能真正地爱他人，所有的只是私欲和野心。
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自爱与自私的界限。孟子将“大体”（理性）与“小体”（感性）对立起来，由此将“大人”与“小人”对立起来：“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弊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3]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将人性划分为欲望、激情和理性，弗洛伊德将意识划分为潜意识（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将人格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类似于孟子的划分。概括起来，所谓自我，分小我与大我。小我是身体之我、肉体之我，大我是精神之我、灵魂之我。爱小我叫“自私”，爱大我叫“自爱”。
荀子讲了一个故事，这是孔子与三个弟子——子路、子贡、颜渊的对话：“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4]根据孔子评论，三个弟子达到三种知识和美德的境界：“士”“知己”“爱己”，这是较低境界；“士君子”“知人”“爱人”，这是中等境界；“明君子”“自知”“自爱”，这是较高境界。人贵有自知之明，更贵有自爱之明。自爱不仅是爱己，同样是爱人，因爱己而爱人，因爱人而爱己。它是爱己与爱人的统一。
将自我归结于自私，往往导致一种抽象集体主义理解方式，认为强调自我就是强调个人优先于集体的个人主义。诚然，离开了集体的个人是抽象的个人，但是，离开了个人的集体同样是抽象的集体。现实的个人是存在于集体中的，而现实的集体又是个人的组合。笛福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表面上离开了集体和社会，实质上他正是依靠集体和社会提供的工具和知识才得以生存并支配星期五。有句话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句话是说明集体优先于个人的道理。但是，大河之水从何而来？正是成千上万小河之水汇集而成。从生命哲学角度来考察，生命是个人的感受和体验的集合，尤其是每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离开自我和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抽象出“集体”的概念，并将之凌驾于个人之上，这是对生命的否决。“忘我”、“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诚然是高尚的美德，但是不能被普遍化，假如所有人都忘我、无私、毫不利己，那么，大公、专门利人又为了谁？离开了个人的抽象集体必然是冒充的、虚假的和虚幻的“集体”，而不是真正的集体。正如利用宗教偶像一样，某些特殊个人正是这样假借集体名义，冒充集体化身，在集体利益的幌子下贩运个人利益，在集体意志的旗号下灌输个人意志，这就是抽象集体主义的真相。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生命哲学的立场，捍卫生命的尊严和自由，把自爱作为一切爱的开端。
在人类爱的发端中，除了自爱之外，便是亲情。亲情是以血缘关系、婚姻关系、收养关系为纽带的人类感情，首先并主要是血缘感情。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人类最原始的感情，因为最原始的人类社会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社会，包括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亲情可以按纵向和横向来划分，或者按直系和旁系来划分。父母子女是纵向直系，伯、叔、姑、舅、姨与侄、外甥间是纵向旁系；兄弟姐妹是横向直系，堂（表）兄弟姐妹是横向旁系。母系亲属一般加个“外”字，其实是世代延续按照父系计算传统的遗存。
中国古代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话说太行、王屋二山阻断了人们的道路。愚公率领子孙挖山不止。智叟嘲笑愚公“不惠”。愚公叹息智叟“固不可彻”。他说：
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5]
愚公的真诚感动了上帝。上帝派遣了两位大力士神背走了两座大山。愚公移山故事说明：“子子孙孙无穷匮”是中国人的生存根据，是中国人的力量源泉，这就将亲情提高到类似宗教的形而上学的高度，通过子孙后代延续自我生命，以解决有限和无限的关系。
因此，中国人特别注重历史延续，所谓“《春秋》三不朽”就表达了这样一种历史意识。春秋时期两位大臣讨论不朽问题，其中一位大臣在回答另一位大臣问题时提出所谓“三不朽”：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6]
人固有一死，但我所树立的道德、我所建立的功业、我所创立的学说却可以永垂不朽。我们既不企求身体的不朽，也不企求灵魂的不朽，而是通过“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在历史的过程中达到人生的“不朽”。个人终有一死，社会势将不朽。好像“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那样，这里没有任何神秘色彩，没有上帝，没有天国，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历史理性精神。因此，中华民族没有深厚的宗教意识，只有深厚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同样放射着神圣的光辉。而历史的延续归根结底依赖于血统的延续。只有祖先，只有家族，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百姓共享天伦之乐，帝王亦得与民同乐。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这样一个精神家园里，身心得以安顿，灵肉得以归依。
因此，中国传统伦理特别强调维系亲情。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伦理就是亲情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的“孝、悌”观念，建构了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基础。孝是适用于子（女）对父（母）的伦理道德准则，悌是适用于弟（妹）对兄（姊）的伦理道德准则。前者是纵向关系，后者是横向关系。但这种伦理是一种偏正结构，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等。在父子、兄弟关系中，父和兄权利多而义务少，子和弟权利少而义务多，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这就叫做“爱有等差，施由亲始”。孔子弟子有子强调以“孝悌”为“人之本”：“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7]以“孝悌”为“人之本”，从而在纵（父子）横（兄弟）两个向度上将中国传统宗法等级制度构造起来。
在亲情中，母爱和父爱是最伟大的。一般地说，父母对子女的爱远远超过子女对父母的爱。《诗经·小雅》有一首诗叙述了父母的恩情和子女无以为报的深切痛楚：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榖，我独何害？
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民莫不榖，我独不卒！[8]
母爱比父爱更伟大。母子连体、母子连心。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母爱故事，一是孟母三迁，二是岳母刺字。孟母三迁是说孟子母亲为了儿子受到良好环境和教育的熏陶，搬家三次，用心良苦。岳母刺字是说岳飞母亲在儿子脊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字，勉励其子竭尽忠诚，报效国家。两位母亲是伟大的，而绝大多数母亲却是平凡的，但是，即使平凡的母亲，也表现了伟大的母爱：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9]
父母子女之间不仅是感情的联系，而且是事业的联系。父母寄希望于儿女，儿女完成父母未竟之业，乃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大仲马与小仲马是一对父子，大仲马创作了许多文艺作品，但是他认为，最得意的作品就是小仲马，因为小仲马创作了一部小说《茶花女》，超过了他自己的所有作品。
父母养育之恩，儿女应当回报。所谓孝道，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情感基础上。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孝道故事，一是缇萦上书救父；二是木兰代父从军。上书救父是说西汉初年，因为父亲遭人诬陷，女儿缇萦上书皇帝陈诉冤情，陈述肉刑害处，愿意替父受刑；其情真意切，终于感动汉文帝下诏赦免其父，废除肉刑。代父从军是说北魏年间，因为父亲年老多病，女儿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征战沙场，凯旋回朝，建功受封，辞官还家。两位民间女子至纯至孝，堪为天下儿女楷模。
手足之情、同胞之谊。兄弟姐妹之间亲情同样十分宝贵。东汉年间，有位女子班昭博学高才，她的兄长班固作《汉书》，未竟而卒，遗稿散乱。班昭继承遗志，续《汉书》，终于完成哥哥未竟之业。
在尼采逝世后，妹妹伊莉莎白编辑和出版了尼采未完成遗作《权力意志》，虽然这部著作为德国法西斯所利用是否应由妹妹负责以及兄妹之间亲密感情是否暧昧，均已受到质疑，但尼采兄妹亲情却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参照的经验和教训。
孙文（中山）的哥哥是孙眉，早年经商，资助弟弟学业，后又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和鼓励中山先生革命大业，甚至本人参加反清活动，直至倾家荡产，而在反清革命胜利后，又不贪仕图。他对孙中山的兄弟情谊，堪称表率。
但是，兄弟之间因为争权夺利，骨肉相残，是人间的一大悲剧。三国时期魏国，曹操的两个亲生儿子——曹丕和曹植，两人同父同母。哥哥曹丕做了皇帝（即魏文帝），逼迫弟弟七步作诗，否则杀无赦，曹植作了一首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10]虽然救了一时性命，弟弟曹植还是在哥哥曹丕软禁下，终于忧郁而死，英年早逝。
中国传统亲情伦理由于它的偏正结构，束缚了个人的发展（譬如“二十四孝”[11]，许多违背人情世理），于是历史上出现了对亲情伦理的批判。三国时期，传闻孔子二十世孙孔融有一惊世骇俗之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12]这种批判走向极端，彻底否定了亲情的价值，因而走向反面。
“五四”以来，解构传统伦理，建构现代伦理，推动了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转向，其中的关键是建立包括父子兄弟等等家属和亲属之间的对等关系。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就颠倒了父子关系，他的依据是生命进化原理：“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持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13]鲁迅认为，性欲正如食欲一样，只是一种本能，父母对子女算不了恩，上一辈人牺牲于下一辈人乃是天经地义。在这一转向中，存在相当偏差。尤其当今独生子女时代，出现了“小皇帝”和“小公主”，在父母子女关系中出现了逆转。爱幼诚然是人类情感的真切体现，但是破坏了中国敬老传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现代伦理并不是任何一种不平等的伦理，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建立真正平等的伦理关系。这种伦理应该全面还原人类自然情感——亲情，使其更加情真意切。
亲情，尤其双亲之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寄托。而人们也总是将天地拟人为“父母”。每当绝境之中，人们就会呼喊天地父母，这就是呼唤人自己的始基与本源。司马迁说：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14]
[1] 《奥义书》，黄宝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6（92）页。
[2] 《韩非子》“十过”。
[3] 《孟子》“告子上”。
[4] 《荀子》“子道”。
[5] 《列子》“汤问”。
[6] 《春秋左传》“襄公下·襄公二十四年”。
[7] 《论语》“学而”。
[8] 《诗经》“小雅·蓼莪”。
[9] [唐]孟郊：“游子吟”。
[10] [三国·魏]曹植：“七步诗”。另一版本，“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
[11] 二十四孝通常包括：孝感动天、戏彩娱亲、鹿乳奉亲、百里负米、啮指痛心、芦衣顺母、亲尝汤药、拾葚异器、埋儿奉母、卖身葬父、刻木事亲、涌泉跃鲤、怀橘遗亲、扇枕温衾、行佣供母、闻雷泣墓、哭竹生笋、卧冰求鲤、扼虎救父、恣蚊饱血、尝粪忧心、乳姑不怠、弃官寻母、涤亲溺器。
[12] [宋]范晔：《后汉书》“郑孔荀列传·孔融”。此说或为人所诬陷。
[13] 《鲁迅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14] [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编辑|卫莹莹
筑土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