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斌：我记忆中的贺立煌老师
人到中年，回顾走过的路时，有些人永远铭刻在你的记忆里，在你的人生旅途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让你深深怀念。贺立煌老师就是深藏在我的记忆深处的那个人。 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们人生的导师。我从小学到初中一直跟随着他，从一个懵懂的山娃到初出茅庐的小伙。受他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让我们这一拨大山里的孩子放飞了梦想。他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学生，传播知识，启发智慧，教书育人，让一个个少年走出大山，不断地求学深造，改变着命运。
直到今天，他的音容笑貌还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的贺老师大约40岁左右，中等个儿，国字脸，面容慈祥。经常是一身中山装，穿着左口布鞋，简朴清洁。上衣口袋插着两支钢笔，步履稳健，文质彬彬。虽然普通话不够标准，但讲起课来滔滔不绝，讲起古文来，通俗易懂，妙趣横生，经常用一些典故启发学生读书做人。乡亲们有人称他老师，也有人叫他先生，非常受人尊重。
我的故乡在大别山革命老区，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当时，他是老家佘家塘仅此一所小学的唯一老师。东高山是金寨县包放公社（现属吴家店镇）最偏远的一个村落，全村人口不多，有六、七个生产队，分散在山山岭岭，在这个封闭的山沟里，人们似乎与世隔绝，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非常贫穷和落后。虽然这里有不少老一辈人参加了红军投身革命，也有人成为将军。但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这里的文盲比比皆是，很多人一辈子没有上过学，没走出过这座大山。在山里人看来，只有读书才有出息。上学读书，是一种奢侈，也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
麒麟小学离我家不到一里的路程。小学什么时候成立的，我没有考究过。但贺老师的到来，让乡亲们看到了希望。贺老师不是东高山人，他的家在当时包畈公社附近的贺家湾，离我所在的麒麟小学有十几里的山路，虽然不算遥远，但这条山路崎岖陡窄，是一条羊肠小道，雨天行走，下半身都是泥水，回趟家也要走半天。老师很少回家，也没有看见他的家人来，他平时就生活在小学里。60年代初，那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哪家都有好几个孩子，人丁兴旺，将来有劳动力，对于农民来说就是最大的资本。我刚满六岁那年，家里的大人都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正在读一年级的哥哥一边上学一边还要带着我，我成了这个小学的编外学生。时而在学校的操场上玩耍，时而躲进教室，似懂非懂的听着老师上课。有一天贺老师说，“你想读书吗？”我说：“想”。他说你也别在学校玩了，干脆报名上学吧。从此，我就成了他的学生。
还记得报名那天，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爷爷给我起名叫开提，他说这个名字不好听，给你重新起个名儿吧，就叫开斌，将来要能文能武。尽管当时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怎么写，但我记住了他那句要能文能武的话。回家母亲说这个名字好，贺老师为你起的名不会有错，将来一定要对得起这个名字。从此，我记住了老师的话，也记住了母亲的话，从没忘却过。麒麟小学，在小庙生产队保管屋旁边，其实只有三间土坯砖瓦房，坐西朝东，两间是教室，一间小一点的，隔成两半，外面是他的办公室，里面是他的生活起居室。教室很破旧，夏天漏雨，冬天透风。教室外面是小庙生产队的堆稻打稻的稻场，平时就是学校的操场。唯一能分辨出这是小学的，是上下课的铃声和教室飘出的朗朗读书声。麒麟小学四周环山，村庄都坐落在四周的山沟山坳，一年四季，村民们就在附近的田地和山上劳动耕作。学校铃铛飘荡在山谷，几乎家家户户都能听见。它不仅成了学校上课、下课、放学的信号，也成了村民们劳动的钟点，听到缓缓的铃声，学生上课了，社员也该上工了；听到急促的铃声是下课，就知学校放学，生产队该收工社员要回家做饭了。
小学的校铃是半块钢磨片，用一根绳子吊仔屋檐前，敲击的金属声非常响亮。每次上课前，贺老师就先去敲几下，玩耍的孩子一窝蜂钻进教室等待老师的到来。只见贺老师抱着书本，书本上面放着合盒粉笔头，手里还提着一个很旧的闹钟走进了教室，每天于此。当时学生只有一个班，一、二年级都在一个班里上课，老师上完一年级的课，让大家做作业，再上二年级的课。其实他上课时学生都在听，不管是语文还是算术，都是他一个人教。后来上学的孩子多了，就分成两个年级班，他在两个教室来回教书，忙得不亦乐乎。记得那时，我们并没有很多作业要做，基本上都是读书背书，没有什么压力，也很少有作业和考试。那个童年真是无忧无虑。从二年级开始，贺老师就教我们写毛笔字，写得好的，他就挂在门外的墙上，也算是鼓励。
记得那年夏天，我在家玩耍时，一头栽在地上，一个小树枝戳进了我的额头，当时鲜血直流，情急之下，母亲跑到灶台，抓了一把锅底灰敷在我的头上，血是止住了，但变成了包公脸。第二天我来到了学校，贺老师见我的额头有一大块黑疤，问明原因后，他让削铅笔的小刀，将我额头的黑色血块一点一点的拨去。他说，如果不把黑色去掉将来还要长出来很难看。至今我的额头还留着一点点黑色的印记，这件事至今难忘。如果不是老师及时处理伤口，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在人民公社那个年代，农民靠挣工分生活，一年到头分红时也拿不了几个钱。当时的小学条件非常艰苦，不通公路，没有电灯，老师用的是煤油灯。虽是公办小学，有的孩子连学费都交不起，贺老师从不计较，总是让学生先来上学。简陋的教室，破旧的课桌，一块自制的黑板，还是贺老师自己动手制作的。我亲眼目睹了贺老师制作黑板的过程。他将一盏煤油灯放在一片黑瓦下，煤油灯的黑烟，在瓦片下面形成积炭，他将黑炭灰用桐油调和均匀，刷在旧黑板吧上，再在上面刷上一层桐油，一块又黑又亮的黑板制作成功了。每次假期后，学校一切依旧，只有一块黑板是新的。就是这块黑板，贺老师教我们识字写字，一笔一画，孜孜不倦。
冬天，山里特别寒冷，那时，孩子们因为家庭条件差，穿的比较单薄，一个个冻的像个小猴子，很少像当今带孩子穿的饱饱保暖暖。提着小火篮子上学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象，也成了贺老师最头疼的一件事。有的学生的火篮装的是炭火，有的这是木块，教室里经常烟雾缭绕，呛得满屋睁不开眼睛。每次放学，贺老师总要千嘱咐万叮咛，天气干燥，千万不能失火烧山。在我们的心中，贺老师像是一个慈祥的父亲，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着每一个学生，偶尔也罚一罚站，从不打骂学生。记得到了四年级时，东高大队成立了中心小学，贺老师又带着我们转到了东高小学，再到包中学，他依然是我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
贺老师是读私塾出身的，他饱读四书五经，有着扎实的文学功底，大家都喜欢听他的语文课。在那个反“四旧” 遗风尚存、“批林批孔”的年代，《三字经》、《今古贤文》等很多书是不登课堂的，老师就一字一句地写在黑板上教大家学习。他讲述“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鼓励学生读书，他把文言文、古诗词讲的通俗易懂，记忆深刻。当时的乡村中学，信息闭塞，除了课本，很难看到别的书籍，贺老师以他自己深厚的古文基础为我们讲名著的故事梗概，讲文学艺术和中心思想，将同学们带进了文学艺术的殿堂。有很多中国古代名著、典故我们是第一时间从从他那里所熟悉的。正是他的教学和影响，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语文功底，他带的很多学生，后来有不少从事文字工作并很有成就，有的当了语文老师、校长，有的还成为教授。他精通古文，擅长书法，听说当年包畈中学门楼上的校名就是他书写的；他作文功厚，遇有红白喜事，学校周边有人经常请他去写，还经常将他写的东西在课堂上向学生分享，学生们对他非常崇拜。受他的影响，我的语文课一直比较好，他鼓励我要多读书，还经常帮我修改作文，有时还将我的作文写的好的一段在课堂上朗读，那时很是自豪。从此，我与文字工作结缘，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坚持业余文学创作，40年来，也算小有收获。遗憾的是，他也从没教过我们学习拼音，至今我的普通话还不够标准，更遗憾的是老师生前没有看到我出版的书籍，发表的作品，还有五枚三等功军功章。
老师的话，让我终身受益。记得上初中那会儿，“读书无用论”在学生中流传，“交白卷” 甚嚣尘上，贺老师很是伤心。他曾在课堂上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一个人没有文化是愚蠢的，多读书什么时候都有用。更不要说那些歪理邪说的影响，要好好读书，认真学习。那时我们住校，老师利用晚自习的时间，两次将我叫到了办公室，像一位慈祥的父亲与我促膝长谈，告诉我，快毕业了，不管将来做什么，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理想，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要辜负了人生。只要你努力，战胜困难，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老师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让我对未来充满了追求和希望。
带着老师的教导和嘱托，1981年的秋天，我报名参军了。从偏远的山村来到了大都市，不敢放松读书学习，每月只有几元钱的津贴，都用来买书，读书伴我成长，丰富着我的青春年华，伴随我从一名士兵成长为军官，开始了军旅人生。如今想来，没有老师的鼓励和信任，就没有今天的选择。 时光飞逝，参军以后，再也没见到贺老师。家乡通信条件很差，写一封信有时几个月收不到，有的还几经转手丢失了。曾经给老师写过信报告自己在部队的情况，但不知收到没有，也一直没收到老师的回信。在为数不多的探亲回家中，几次路过学校去看望老师都没有实现，不是学校放假就是老师不在。后来听同学说，老师生前一直关注着我，得知我在部队立了功，还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时，赞扬我有出息。过了很久才得知老师80多岁时过世了，那一天夜里，我泪流满面，深感遗憾。
岁月没有抹去我对老师的深深怀念。多少年过去了，贺老师的教导犹在耳边回响，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眼前。敬爱的贺老师，您是天国繁星中最亮的一颗，在我的心中闪烁。我曾无数次仰望星空，向您诉说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寻着看着，泪水总是模糊了我的眼睛。贺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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