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敏[傅雷之子]

他和父亲大吵了一场

傅雷一家

傅敏初中毕业的时候，跟父亲傅雷大吵了一场。原因很简单：傅敏要求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而傅雷则坚决不同意。大概从小耳濡哥哥那黑白键弹奏出的音乐之声，傅敏也酷爱音乐。当傅敏主动要求上音乐学院附中时，万万没有料到，傅雷摇头！傅敏实在想不通，他跟傅聪是亲兄弟，父亲为什么厚此薄彼？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哪！大哭，大吵，大闹，无济于事。傅雷对满脸泪水的阿敏作了如下说明：“第一，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你也要学音乐，我没有这能力；第二，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傅聪曾经说过，自己的手不如傅敏适合弹琴）；第三，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学个‘半吊子’，何必呢？”最后，傅雷补充了一句：“你呀，是块教书的料！”胳膊拧不过大腿。傅敏从华东师大一附中初中毕业之后，直升该校高中，打消了半途投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念头。

他真是教书的料

当他的音乐之梦破灭以后，他决定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文学翻译家。组织上格外看重他，要保送他到北京外交学院。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之中，傅敏步入北京外交学院大门。1958年4月30日，父亲傅雷被划为“右派”。1959年秋天，北京外交学院忽然把傅敏作为“代培生”，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插入英语系三年级学习。外交家之梦，从此彻底破灭了。傅敏强忍着内心的隐痛，在冷漠的目光之中，终于在1962年暑假毕业。他，一个有着“可怕的”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竟然没有一个单位敢要他！北京女一中老校长挺身而出，说：“这么个高才生，你们不要，我要！”尽管父亲曾说过他“是块教书的料”，而他一直不以为然。万万没有想到，竟被父亲言中了！傅雷给他打气，校长扶他上马，学生是一团火。一接触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学生，傅敏心中的冰块立即融化了。

傅敏勤勤恳恳做事，认认真真教书，有板有眼，从不马虎。他曾受教于父，他向父亲提问，父亲从不正面答复，总是反过来向他提问，旁敲侧击，一直到他自己说出答案。如今，他把傅雷的那套教学方法搬了出来，他也着力于开动学生的脑筋，让学生独立思考，搞“启发式”……

没多久，校长就让傅敏开试验班，上观摩课，把他作为教学骨干使用。许多外校的老师都前来观摩，称赞这位上海小伙子有两下子。渐渐的，傅敏在英语教学上小有名气了。

两次自杀　1966年9月3日晚8点，“父母亡故”。一夜之间，失去双亲，傅敏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尽管当时他不知道父母双亡的详情，但是他百分之百地断定：死于非命！不幸连着不幸。就在傅敏最为不幸的时刻，他失去了他的心上人……他们早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时便开始相爱。傅敏分配到北京女一中，小蓉常常来看他。

料想不到，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成了对傅敏与小蓉之间爱情的“暴风骤雨的考验”：9月3日，从上海传来了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噩耗。北京外国语学院贴出大字报“批判”小蓉，醒目的标题便是“大右派傅雷的儿媳妇”！

这年年底，小蓉参加“大串连”，回到了上海。

翌年初，当小蓉重返北京，几乎不来看望傅敏了。正在傅敏感到纳闷之际，小蓉写来一封信……

傅敏顿时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几乎不能自制。他深深地爱着小蓉。这深深的爱，使他的理智渐渐清醒。他明白，由于父母“畏罪自杀”，他已属于“杀、关、管”的后代，已经打入“另册”，他未来的命运已经注定是不幸的，何必使一个清白的姑娘受他牵连？

他给小蓉写了回信。信寄走了。从此以后，虽然两人都在北京，傅敏再也没有去找过小蓉，再也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

家破人亡，恋人分手。本来，他家书、情书频频，如今孑然一身，形影孤单，家书不再有，情书不再来。傅敏因在写给一位插队东北的学生的信中，讲述了对“文革”的种种不满，那封信落到了红卫兵手中，便成了傅敏的“三反罪证”。他，成了囚徒，被关押在学校的“土班房”里。

腥风血雨，笼罩着女一中。傅敏全身浮肿，脸都走样了，每天连冷馒头都吃不饱，饿得眼冒金星。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拿人不当人，皮鞭棍子响。傅敏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决心走上绝路，跳河自尽……

傅敏跳了下去，谁知水浅，没有淹死。这时，他被红卫兵发现了。他拼命地往墙上撞，头上撞了个大窟窿，殷红的鲜血顿时涌了出来……

他，被人救起，急送北大医院。由于他的身份是“现行反革命”，医生在给他缝头皮的时候，连麻醉针都不打。傅敏忍着剧痛，被缝了十几针，一声也没吭！他左边的头皮，从此留下碗口大疤。

傅敏被红卫兵拖回学校。“妄图以自杀对抗运动！”好家伙，又加了新罪名，又是一场接一场的批斗。

傅敏痛不欲生，趁上厕所的时候，手摸电门，再度自杀。可是，他穿的是胶鞋，触电未死。欲生不得，欲死不能。人生的咸、酸、苦、辣，傅敏算是尝够了。他仿佛成了一个麻木的人，不知道时间怎样从身边流过。

傅敏的要求

1979年，傅敏去英国探望惟一的亲人———兄长傅聪。同事们挥泪相送，都以为他不会回来了。然而，1980年8月，傅敏从英国途经香港、上海，乘火车回到北京。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刘凤梧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他。

（1977年至1979年在北京七中教英语。刘凤梧，时为北京七中校长）

寒暄完毕，傅敏直接向刘校长提出两点要求。

第一，不当任何“长”（出国前他是该校外语教研组组长），以集中精力钻研教学；第二，要办离婚手续（1974年傅敏结婚，其妻后去美国，留居异乡）。离婚了，没房子，请求在学校里住宿。

刘校长一口答应下来。

从此，傅敏真的不当任何“长”，迄今他仍是一名普通的中学英语教师。

我感到奇怪：1962年，当他分配到中学教书，曾经大哭一场。如今，他只要说一句话，他就能从中学里调走，他为什么深深扎根在中学里，与老师、同学情投意合，永远不愿离开中学教学岗位？

他笑了，答道：“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对中学教师工作平凡而伟大的意义毫无认识。当时，《世界文学》的主编陈冰夷找我爸爸，想把我调走，结果爸爸说：‘他现在工作得很好，也很安心，不要去干扰他，引起思想上的波动。’就这样，我一直在中学教英语。”

“如今，我是有20多年教龄的中学教师了。我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职业。中学教师是很光荣的，是灵魂的工程师，是神圣的职业。在英国，他们的中学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的，教材也编得好，可惜教师缺乏事业心，缺乏高尚的献身精神。他们教书是为了赚钱，上课时学生听不听他不管，一看手表，到了时间，课没讲完也马上下讲台回去。这一点与我们中国很不一样。出去一年，我真感到我们中国的中学教师是最好的教师。我们中国有些中学教师为了培养学生，不计时间，不讲报酬，工资虽然低，可是命都舍得豁出去……我为做一个中学教师而感到自豪。在外国人面前，我总是很响亮地说，我是中国的一个中学教师！”

每年“九·三”我都会大哭一场

相比傅聪的偶像光环，弟弟傅敏则显得默默无闻。如果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编《傅雷家书》，他的名字几乎不太会被大众所提及。但是在小时候，傅敏也和傅聪一起学习、调皮、挨父亲打、受母亲疼……如今的傅敏已经从中学退休在家养老，年轻时，他继承了傅雷一半的事业——做一名英语老师，一辈子为中学的英语教育播撒种子。虽然长期生活在北京，但是傅敏一踏上上海的土地，出口便是家乡话，真可谓乡音未改鬓毛衰。

傅敏[傅雷之子]

傅聪1948年起在昆明读中学期间，傅敏随父母回到上海，居住在江苏路。“父亲这一生从不求人，但他很愿意帮助别人。不过，对自己的子女，他就不这么慷慨了。我这一生就靠过一次父亲的关系。当时我考进了光华附中（现华师大一附中），成绩不是最好，所以进不了优等生班，于是我母亲出面与杨滨校长求情，条件是我必须好好学习。打这以后我不再游手好闲了，开始认真读书，在班级里一直是名列前茅。”

傅聪在离开祖国前，一家子都去火车站月台送，傅敏是哭得最伤心的，“因为哥俩感情好得很，我少了一个玩伴，能不伤心吗。”傅敏说，“傅聪比我大三岁，从小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就不同。他对傅聪花大部分精力，要他学这个学那个，而我呢，更多的是受学校的教育。在我中学毕业之后，父亲对我说：‘你不可能和你哥哥一样，你还是老老实实当一个教师吧。’我学小提琴老是不长进。”因为从小与傅聪一起长大，所以傅敏也没有失宠的感觉，但直到今天傅敏仍想不通父亲为何看人如此准确。

傅敏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他和兄长一样与父母离别。“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但是父亲好像没有这样的观念，他想让自己的孩子经受住更多的锻炼。他在那时期每次来信，都会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并且鼓励我克服当地的困难。”尽管每年寒暑假，傅敏都会回家一次，但毕竟不能像以前那样与父母共享天伦之乐了。在1962年底，傅敏被分配进了一所中学教英语。“这所中学的条件很差，《傅雷家书》中父亲在写给傅聪的信里也有提到。为什么会分配进这所中学？一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当时没有人敢要我；二是这所中学的校长是父亲的老朋友，父亲也没有托他，他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的档案从市里面调了进来，然后把四个俄语班全部改成英语班，教材我自己写。当时我和父亲的通信都在讨论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这是父亲和我讨论最多的问题。”

与父母见的最后一面是发生在1965年，傅敏回家探亲。1966年，身为教师的傅敏隐约预感到自己的身份总会出事儿，有一天晚上，他含着泪默默地将与父亲、哥哥的所有书信，扔进火炉烧了。“这就是为什么《傅雷家书》中只有我和父亲的三封通信，这都是我冒着生命危险藏起来的。傅敏记得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封家信：有一次，刚刚上岗的傅敏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加进一段自己翻译的作品。没想到他接到父亲的来信扎扎实实的十一页纸，其中不仅有对傅敏的鼓励，还详细地指出傅敏翻译中的诸多错误，分为语法、词汇和理解能力等几部分，洋洋洒洒让傅敏惊讶父亲的博学和热心。“他身前对事不对人，在以前三联版的《傅雷家书》中，有许多XXX，这表示一些著名人士的名字。父亲说话不长心眼，得罪了人也不知道。钱钟书、老舍、茅盾都被他写进过批评名单中。”傅敏说道，其实傅雷对知心朋友非常好。“他对人都很好，从不对朋友说假话，但是他有两个好朋友最后告发他，而且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地诬蔑，让他非常痛心。昨晚上还在家里一起吃饭，第二天就去检举，实在是太要不得了。”傅敏说到这里，深恶痛绝。“‘文革’开始的第一天，红卫兵就来我家查信，一封也查不出。”傅敏说，他是在9月4日接到舅舅的电报方得知父母的去世。“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心如刀割啊。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回去，我在北京正遭受着非人的待遇呢。”

“文革”结束后，傅敏开始收集父母的家信，“这其中主要是傅聪从英国回来带回来的。其实，就算我当时没有把信烧掉，父亲和傅聪的来信相对来说还是精彩一些。毕竟，他和傅聪有更多共同的语言，音乐是最主要的。当然，他对我们两兄弟的生活、婚姻、财政等问题也是抓得很牢的。我奉劝所有的青年人，都去看一下父亲在我恋爱时候写给我的信——该如何把握感情问题。”

傅敏老老实实地在一所中学里教课，退休前的职称是“特级英语教师”。他时常回忆着父亲身前的点点滴滴，找到机会就会与朋友们分享。“我时常在梦里回忆小时候与父母的快乐时光。每年到了‘九·三’左右，我都会独自一人大哭一场，把积压在心里的怨气都发出来。这连我太太也不知道。他教诲我做人的基本原则，终身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