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侮辱和谩骂不是战斗

侮辱和谩骂不是战斗

鲁人

如今，似乎有人以骂鲁迅为一种时髦，且骂得五花八门。最自以为是的是，似乎狂骂一通，自己便成了时代的觉醒者；最可悲的是，自己本为时代的受害者，当他可以说话时，却拿鲁迅作发泄对象；最无聊的是，将鲁迅当着娱乐物，把一些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事当八卦；而自己懵懵懂懂，却如街上的泼妇，叉腰跳脚的逞口舌之快，并将围观者的笑全做称赞者，已是鲁迅作品的注脚了。

鲁迅可骂不可骂，其实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是否骂得有道理。鲁迅的被骂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就不绝于耳。1928年，郭沫若曾骂鲁迅是“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说他要“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这些青年便是“社会主义者改革者共产主义者”。不知郭沫若从何得出如此的结论，鲁迅对青年表示出忧虑的文字，应该始于1927年10月发表的《答有恒先生》一文，“我至今为止……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忌。”这感叹产生于1927年的“四一五”广州大屠杀。在那场惨案中，许多右派青年对左派青年的大肆捕杀，使鲁迅对先前接受的进化论产生了动摇，也最终促使他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女作家苏雪林对鲁迅的谩骂凶狠至极，且终身不辍。但她常常连事实都未搞清楚，鲁迅作品的题目也被她写错了。可见她对鲁迅的了解其实并不深刻，只是凭个人的政治观念和性格好恶，胡乱骂开去,以至骂得自己都昏了头,却全然不知。她大骂,由于鲁迅在上海的“罪恶”，“终酿大陆沉沦之祸。”单靠鲁迅一已之力，竟使中国改朝换代。这话令人喷饭,不过也许到会使不少雄心勃勃的文人，看不出天地薄厚了。她骂鲁迅“心理是病态的”，“阴贼、刻薄、气量偏狭”。但骂一个人数十年，且在其死后仍恶骂不止，也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不知是否算专制文化的后遗症，国人似乎永远无法坐下来，理性地评价一个人。千百年来，我们似乎只会“捧杀”和“骂杀”。曾经把一个关羽捧上了神座，把一个曹操骂成了白脸。当我们处于专制之下时，对那些被供在神坛的人物不敢置一喙，当我们从专制中挣扎出来时，返回头不是将那些人物请下神坛，而是直接踢进地狱，而曾在地狱的，我们又极力将他奉上神坛。

近年，蒋介石的日记开始解密。据说有学者读了他的日记，大为赞颂。甚至有人认为蒋公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伟人。蒋介石的日记尚未见发行，我们还无法评判。但历史刚刚过去几十年，许多经历者尚在，数十年前蒋公的行为总不至于被忘得一干二净了吧。其实，以日记评判一个人的品质，未必完全可靠。周作人晚年被乖张的太太信子折磨得苦不堪言，日记中常见“不快殊甚”之类愤愤的字眼。在信子去世后十余月，他却在日记中写道，自己与信子结婚五十多年，“素无反目。晚年（信子）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弟兄皆多妻”，便对他无端猜疑。“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以“特加说明”。这话说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很突兀，且信子说的什么也不得而知。但看似莫明其妙，实则颇有用意。周作人料定自己死后，日记极可能公之于世。而且，此前，他确已将部分早期的日记在一些关键地方修改之后出售给鲁迅纪念馆。想必，他这也算未雨绸缪，提前预防“误读”，只是却给他的兄弟们按了“多妻”的罪名。照说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但周作人此笔应该不是怕自己忘记“不快殊甚”的原因吧。如此，日记是否会反映人真实的内心，便也该被划上问号了。

任何影响过历史的人物，必自有其优劣，可以赞扬，可以批判，也可以骂。如果有理有据，鸣鼓而攻之，可也!但正如鲁迅所说，侮辱和谩骂不是战斗。而且，更不要以自己的好恶和自以为是，去污辱别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