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志札记：唐绩光并非淳安遗录进士

唐绩光并非淳安遗录进士

安阳乡普查佛教史料，寻访查证宝瓶庵在山下村。据该村吴氏所说，宝瓶庵为明末吴志舜所建，吴志舜曾在陕西任府太爷。

为了解吴志舜生平，笔者查阅了民国《遂安县志》，吴志舜，五都人，明朝崇祯三年庚午举人。文科进士名录载：崇祯十五年特赐进士出身，庚辰特用，钦授邠州知州，凿山导泉，民受其利。与其同列的还有王国材，九都人，特用镇安知县。

章百成先生编有《淳安进士》，收录《明朝特赐进士三名》，除上述吴志舜、王国材两人外，还有浙江淳安人唐绩光。依据是朱保炯《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再看新版《淳安县志》科举名录，原淳安籍进士补录了唐绩光：

唐绩光，明崇祯十五年特榜进士，户籍云南晋宁州，乡贯浙江淳安（见《碑录》上卷第65页，前志遗录）

而吴志舜、王国材列在《遂安县籍特奏名（特赐）进士》名录之中，吴志舜，特赐进士出身，庚辰特用钦授分州知州，王国材，赐进士出身，特用授镇江知县。

细看新版《淳安县志》科举名录，发现编辑有些混乱和错误。吴志舜、唐绩光、王国材三者都见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按照逻辑，要么都列入进士名录，要么都列入特奏名录，在新志中竟然淳安列进士，遂安列特奏，逻辑上就不一致。如果按照名录依据，遂安两人已经列入民国县志，似更可以列入进士名录。但从遂安两人介绍看，编者应该已经发现民国县志存在的错误。因民国县志特别指出是特赐进士出身，而且都指出是特用。这与科举考试录用进士不同，所以将其两人放到了特奏类进士。

因其混乱和矛盾，笔者就此进行了再次考证，证实，将唐绩光列入淳安进士是完全错误的，将吴志舜、王国材列入特奏进士，纠错也不彻底。

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虽书名为进士题名碑录，但书中名录名称为“明崇祯十五年题名碑录（壬午科）赐特用出身二百六十三名”，吴志舜，浙江严州府遂安县民籍。唐绩光，云南云南府晋宁州籍浙江严州府淳安县人。王国材，浙江严州府遂安县民籍。由此可见，名录只是提及为“赐特用出身”，并不是赐特用进士出身。

再深入考证，实际上史学界对《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及《索引》已有多位专家进行考实，指出“明崇祯十五年题名碑录（壬午科）赐特用出身二百六十三名”的错误及各地方志引用错误。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收录碑刻全文。“赐特用”题名碑，包含两部分：碑身上端为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周延儒撰写的“赐特用题名记”碑文，碑身下半部分为“赐特用出身二百六十三名　史惇……”等263人的姓名籍贯，碑末署“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立石，工部营缮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王灏监镌”。

根据周延儒“赐特用题名记”，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赐魏藻德等二百九十六名及第出身。又拔下第举人史惇等163人，廷试贡生吴康等100人俱留特用，授主事、知州、推官、知县有差。而且说明“此系特用，后不为例。”

从碑刻上端“题名记”可以看出，是崇祯十三年廷试录取296名进士之后，皇帝开恩破格使用（赐特用）举人和贡生共263人，这些人虽然进入管理体系，但身份（学历）未变，仍为举人、贡生。《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及《索引》只录题名，未录题词，又把赐特用举人、贡生列入进士，把立碑时间作为赐特用出身时间，造成了广泛持久的误导影响。

民国《遂安县志》在介绍吴志舜时，曾点出为“庚辰特用”，这与题名记是一致的。但又将两人列入崇祯十五年特赐进士出身，这也是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影响，导致表述矛盾和错误。

所以，从史实来看，吴志舜、唐绩光、王国材三者只是举人、贡生，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进士，新县志补录、调整都不妥当。

附带订证一下。据民国《遂安县志》，吴志舜为钦授邠州知州，即陕西彬州知州，不是“分州知州”；王国材为特用镇安知县，不是“镇江知县”。

至于唐绩光列入淳安进士，确实是牵强附会。题名录注明“唐绩光，云南云南府晋宁州籍浙江严州府淳安县人”。根据题名录标注规律前为人物所在地后为人物籍贯，按现在的理解或说法，应为：唐绩光，云南云南府（昆明）晋宁州人，祖籍浙江严州府淳安县。其出生、科举、特用都不在淳安，旧志编者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没将唐绩光列入县志都是对的。新志用“乡贯淳安”，将其列入进士名录，终究还是以讹传讹。